第二节 对孙中山先生的曲解
■ 一、前言
国父孙中山先生（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十一
月十二日～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
是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
他曾致力於中国革命达四十年之久，最后推翻了满
清的统治，结束了中国歷史上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
建立中华民国。对这样一位曾為中国革命和中国前
途贡献毕生精力的伟人，大陆学界曾长期加以研究。
他们研究的重点偏重於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活动、三
民主义、建国理想以及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本节著重分析大陆学者对中山先生的政治活
动之曲解并予以驳正。
■ 贰、大陆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概况
大陆学界对中山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
於如何评价上升时期的资產阶级；关於孙中山早
期的评价；关於孙中山哲学思想的评价；关於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所起的作用。
中共史学工作者胡绳宣称中共对孙中山的研究成
果，在「文革」前十七年其实并不多，「文革」十
年间更是完全停顿。至於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
至七十九年（一九九○），大量发表有关孙中山研
究的论文数百多篇，还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和重要资
料，如孙中山全集等。根据中共所透露的，概述如
下﹕
民国六十八年﹕三月间广州中山大学成立孙中
山研究室，与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孙中
山史料专辑。另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歷史
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
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图片集』、『
孙中山著述和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并开设孙中山研究课
程等。十一月中旬出版孙中山传，十一月下旬在广州
召开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有美、
日、港及大陆学者百餘人。
民国六十九年（一九八○）﹕加紧编纂『孙中山
全集』
第一卷，赶在「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前出版
。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年谱，约三十万字。
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这一年中共大肆纪
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出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孙中山
年谱、『孙中山思想研究』、『辛亥革命史』、『南京临
时政府』、『中山陵图集』、『辛亥革命在南京』、『辛
亥革命诗词选』、『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辛亥
首义回忆录』等。在影剧方面有辛亥风云、辛亥革命
在广州、歷史的风暴。在崑曲方面有「共和之建」。
在话剧方面有「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孙中山」
等。另外，分别在北平、广州、南京、武汉、重庆及
其他各省市，邀请中外学者举行「孙中山与辛亥革
命」学术讨论会或研究活动。
民国七十一年（一九八二）﹕甚少有关孙中山
的研究活动，但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仍加强
区域性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对革命团体也有研究，如
同盟会、光复会等。
民国七十二年（一九八三）﹕由中华书局出版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将三月十二日定為植树节，
说明是為纪念孙中山逝世而定。
民国七十三年（一九八四）﹕这一年集中在纪
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上，发
表有关纪念「一大」的论文。出版中国国民党一大六
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成立孙中山研究学会。
民国七十五年（一九八六）﹕為纪念孙中山先
生诞辰一百二十週年，孙中山研究会於十一月四日
至十一日在广州和中山市翠亨村举行了孙中山研究国
际学术讨论会，出席的国内外学者有一百三十九人
，主要讨论的问题如下﹕１如何看待孙中山的早期革
命思想及兴中会的革命誓词。２如何评价孙中山提
出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关系。３关於孙中山对帝
国主义列强和不平等条约所採取的政策。４孙中山
的思想渊源究竟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為主，还是以西
方的文化為主。（註四二）
从以上大陆学界自民国六十八年以来，对孙中山
所作的研究及有关活动中，可以获得几点认识﹕
现在，中共又想藉孙中山的名义，进行所谓「第三次
国共工作」。邓小平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从过
去的詆毁扭曲，到批判的继承与有保留的崇敬，目的
无非是拉拢安抚知识份子。中共加紧对孙中山的
研究，利用各种宣传机构与刊物反覆办活动，足以说
明中共急於塑造成為它是孙中山的继承者之假象，
一方面防阻中华民国真正三民主义的政治反攻。
■ 参、对中共曲解中山先生政治活动之驳正
关於中山先生的政治活动范围很广，无法详细地
分析，仅就大陆学界对其早期的思想转变、与黄兴
的关系、让位等问题之曲解作一驳正如下﹕
从改良到革命﹕几乎所有大陆歷史学者都有一
致看法，认為孙中山先生早期的思想具有改良主义
的倾向。他们用来论断这种看法的歷史文献有二﹕一
為孙中山先生「致郑藻如书」（註四三），另一為
「上李鸿章书」。（註四四）其中「致郑藻如书」总
共一千三百三十二个字，大陆学者曾广為宣传，并
用来说明孙中山先生早期思想的转变。广东省社会科
学院研究人员黄彦，除了批评孙中山先生早期的思
想还不成熟，希望在保存满清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和平
改革外，尚指出这封信具有几个意义﹕
其一、向满清统治者当权派或有权势人物上
书请愿，呼吁他们利用其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社
会改良，是当时孙中山先生出自救国动机所採取
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二、讲求实效，注重实践，是
孙中山先生的一大思想特色；其三、发展农业生
產，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
改造农业，是孙中山先生最為关注的课题；其四
、发展教育事业，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是孙中山
先生极為重视的另一课题。（註四五）
其次、「上李鸿章书」是大陆学者用来肯定孙中
山先生早期思想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另一重要文件
。孙中山先生在信中痛陈救国大计，他向李鸿章提出
了一个救国救民的理想蓝图，那就是要做到﹕「人
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事实上孙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与「致郑藻如
书」的内容甚為接近，都是要求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
业机械化，发展民间工商业，根本改革教育制度的
具体建议，在当时的歷史条件下，实在是具有进步意
义的主张。而一些大陆歷史学者却认定这些主张是
种改良主义的思想，（註四六）甚至认為孙中山先生
寻求清朝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种幻想。（註四七）
这种全盘否定改良主义思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一方
面因為在任何革命之前必先有比较混合性质的改良
，等到温和的改革失败了才会有革命；另方面以孙中
山先生的学养和世界观，早已察觉清朝统治的腐败
和不合理，寻求改革，拯救斯民於火热，不仅合乎时
代潮流，而且亦是一种试探。因此，有些大陆歷史
学者如陈旭麓，曾為文区别革命与改良之别，进而肯
定改良主义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他认為革命是用
暴力变旧质為新质，改良是以渐进的斗争形式推动旧
事物向新事物转化，它们既是互相依存的，又是矛
盾对立的，二者交叉地出现，或缓或急地促进社会的
新陈代谢。换言之，改良思想是推动歷史前进的积
极因素。尤其经过急风骤雨的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
立新政权后，採取改良步骤，恢复经济，变革旧制
，以巩固新生的政权，為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样
的改良是革命的延续和补充。（註四八）很明显地
，陈续麓想纠正过去大陆学者把改良看成是灰色的、
骑墙的和反动的看法，进而肯定共產革命过程中所
实施过的改良措施如减租减息政策以及十月革命后苏
联的新经济政策等。无论如何，肯定了改良思想所
起的作用，无异肯定了孙中山先生早期的思想。
孙黄之关系﹕在评价孙中山先生的过程中，大
陆歷史学者反对过去立足於批的原则和一分為二的
好坏分类法。例如在四人帮时期，江青大骂孙中山是
牛鬼蛇神。在现在，他们无不承认孙中山先生确实
在政治思想上高於儕辈，而且具有很多作為革命领袖
的优秀品质，这些都是当时革命人民所公认，也是
后世向有定评的客观事实。他们一面肯定中山先生对
辛亥革命的贡献，一面反对孙中山先生在任何时候
和任何问题上都是正确的说法。例如他们认為黄兴、
宋教仁，虽然存在著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宣扬
组织和武装起义方面，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不
能把黄兴、宋教仁的功劳统统记在孙中山先生的账
上，更不能把孙中山先生的过失儘量记在黄、宋的账
上。（註四九）
孙、黄关系一向被看成是与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前
途攸关的问题，后人经常把黄兴的名字与孙中山的
名字联在一起，并称「孙黄」，还有「孙氏理想，黄
氏实行」的美谈。根据大陆歷史学者的研究，孙黄
关系大致可划分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光绪三十
一年（一九○五）八月同盟会成立起到民国二年（
一九一三）三月宋教仁遇刺前止。在这段期间，孙黄
关系在生死与共的艰苦斗争中日趋亲密，并且经过
了严峻的考验。革命形成的发展促成和巩固了孙黄的
合作；孙黄的合作又反过来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第二阶段以民国二年宋教仁遇刺事件為起点，到民
国五年（一九一六）十月黄兴逝世為终点。在这个
阶段中，孙黄关系因革命再次失败而发生政见分歧，
导致双方一度分手，后来又因政见的弥合而再度合
作。（註五○）
有关孙黄之间的主要分歧，大陆歷史学者方志钦
和旅美学人薛君度（薛氏為黄兴之女婿，任美国马
利兰大学政治系教授）曾将它归纳為两方面﹕
第一是宋教仁被刺后应否马上对袁军事声讨的问
题。宋案发生以后，不少革命党人从革命成功的美
梦中惊醒，开始认识到袁世凯是革命最兄恶的敌人。
孙中山先生当即从日本返回上海，与黄兴等骨干人
物开会讨论对策。孙中山先生认為应借助日本的力量
进行武装讨袁，以求速战速决。黄兴和大多数与会
者则认為袁世凯帝制自為的逆跡尚未昭著，南方的革
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此反
对联日，主张法律解决。黄兴的主张得多数与会者的
赞成，所以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能实现。方志钦在
评估两种不同意见时指出﹕
孙黄的分歧產生於双方当时对中国的形势估
计不足。孙中山先生透过宋案，看到了袁世凯帝制
自為的企图，发现了问题的本质，表明了他的洞
察力确是高出於黄兴等多数人之上。但是他对形势
的看法却过於乐观，把反袁斗争看得太容易了。
……孙中山先生虽然认识到袁世凯是革命的主要敌
人，但他仍然看不到袁世凯的后台～～帝国主义
是更主要的敌人，所以才有联日的错误主张。而黄
兴要以法律解决来对付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反革
命独裁者，当然无异於虎谋皮，但是他对敌我双方
力量对比的分析却是可取的。……黄兴反对联日
本来是正确的，但他因外患方殷而反对用兵讨袁，
却犯了放过了内贼的错误。
黄兴「因外患方殷而反对用兵讨袁，却犯了放过了内贼的错误。」
先安内，后攘外。
先消灭内贼，统一全国步伐，再对抗外患。
先剿灭赤匪，统一全国力量，再驱逐俄罗斯帝国主义者！
孙中山先生坚持武力
讨袁的主张当然是正确的，对付袁世凯这样的反革
派，除武装斗争以外别无他法。问题在於在什麼
时机，如何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进行讨袁，孙中山
先生对这些重要问题却没有作周详的考虑。他光
凭一时的革命义愤，企图冒险从事，所以不可能说
服黄兴和多数党人接受他的主张。（註五一）
\
薛君度曾替黄兴辩护说﹕
南北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人民厌战，仓卒出
师，说不定垮得更快，连后来两个月也支持不了。
那时南方不但军事没有準备，连军事讨袁的心理
也没有準备。如果军事有把握，当年何必让位？让
位以后，如果仍有用武的心理，就不管财政如何
艰难，也不要解散南京留守府，孙黄就不应北上，
以示合作。中山先生也不必去日本，為袁游说。
论私交，「宋教仁素亲黄兴」（章炳麟语）。宋之
被杀，為公為私，黄实不甘，然亦不愿轻动干戈
者，实為南方武力不可恃，稍一不慎，大局靡烂。
后来发展，果然不幸言中，与袁世凯谈法律，固
然有点迂阔，但在那时候的政治理想和情况下，亦
事属当然。如要评述对袁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应
该从让位开始全盘检讨，到了宋案发生，似乎是已
经回天乏力了。
第二是关於中华革命党改组问题。根据方志钦的
看法，在总结反袁的教训时，孙黄不是平心静气地
分析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各自作自我批评。相反，他
们諉过於人，坚持己见，互不相让。孙中山先生认
為失败的原因是「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
散」。中山先生还认為，宋案发生后，他当时也主
开战，但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至於开战即败。
强调黄兴应负战败的责任，造成黄兴内心不服。
薛君度也对此提出其看法如下﹕
孙中山先生以為自己在二次革命中是完全正
确的，革命的失败在於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
他认為，今后要进行革命，必须撇开不听从他的
主张的革命党人，另外建立一个秘密结党，非政党
性质的党来代替国民党。这个政党首以服从命令
為唯一之要件，这就是中华革命党。中山先生要求
入党的人都要宣誓服从他本人，并要在誓约上盖
上手印。党员还要分成首义党员（即元勋公民）、
协助党员（即有功公民）、普通党员（即先进公
民）三种等级，享有不同等的权利。黄兴对另组中
华革命党持反对态度，他认為全体党员要服首领
一人是不够平等，盖手印是几近侮辱，不肯加入。
其他部分国民党人也与黄兴的意见相同，拒不加
入。孙中山先生坚持己见，还要求黄兴让他单独负
责，不要妨碍，表示「限以二年為期，过此而犹
不成，兄可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黄兴断然
拒绝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他说革命乃个人之天
职，非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如
有机会，当尽我之责任為之。但他保证对孙中山
先生决无妨碍。此后，孙黄各行其是，第一是在组
织上分手，直到民国五年（一九一六）黄兴由日
本返抵上海。孙中山先生為了表明与黄兴重新合作
的诚意，决定整顿党务，重订党纲及章程，把中
华革命党改称国民党。孙黄之间多年的重大分歧，
从此基本消除。（註五三）
事实上孙、黄之间的歧见涉及党员服从党的纪律
问题。宋教仁案发生时，中山先生主张讨袁，而黄
兴反对；南京独立时，中山先生决亲往主持，黄兴又
反对；黄兴亲往主持，而中途却离军出走。这一连
串的不服从，导致讨袁的失败，黄兴应负大部分的责
任。孙中山先生要求党员必须宣誓服从命令，始可
入党，乃是针对时弊，光明磊落的做法，绝不含侮辱
之意。党国元老陈英士曾赞同黄兴，反对中山先生
，但革命失败后，他痛定思痛，认為过去之失败，皆
系不服从中山先生之过，足见纪律的重要性超乎一
切。
让位问题﹕在过去，大陆歷史学者评价孙中山
先生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时，都採取否定的态度。
有的说这是孙中山先生光辉一生中的最大污点；有的
批评為可耻的退却、对革命的背叛投降；有的认為
是项歷史性的错误。（註五四）直到近年来，才有一
些较持平的看法。
大陆歷史学者评价让位问题时，经常引用的两种
史料，第一个文件為中山先生「自巴黎致民国军政
府盼速定总统电」（民国前一年）。电文说﹕
「民立报」转民国军政府鉴﹕文已循途东归
，自美徂欧，皆密晤其要人，中立之约甚固。惟彼
邦人士，半未深悉内情，各省次第独立，略致疑
怪。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
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
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
，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為竞点
，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致於政权，皆以服务视之
為要领。（註五五）
第二个文件為孙中山先生「致袁世凯告暂时承乏临时
大总统职电」。电文说﹕
北京袁总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
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
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
府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祇
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
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
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於将来。以慰
四万万人之渴望。（诸五六）
这两个文件经常被大陆歷史学者用来说明，孙中山先
生「对清朝的汉族大官僚存在著幻想，对革命党人
要搞革命建设，必须掌握政权，缺乏应有的认识」。
（註五七）事实上，这种说法与孙中山先生的斗争
精神不相符合。孙中山先生具有坚强的性格，他「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真正革命家的品质
和风气。一个革命领袖，在革命的过程中，应该採取
怎样的策略，并不取决於其个人的性格，而主要取
决於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孙中山先生拱手把大
总统的位置让予袁世凯，实际上乃是因為袁世凯的
力量大过革命派的力量，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
局，是不以孙中山先生个人的意志為转移的。而让
位给袁世凯是革命党人的策略，其目的是从速推翻满
清，避免长期作战以引起外国干涉。这个策略，同
盟会所有领袖，都要负责，并无例外。所以前述一些
大陆歷史学者把让位归罪於孙中山先生，是不对的
。為了纠正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大陆歷史学者徐梁伯
曾撰文重评中山先生的让位问题。他的观点可归纳
為几点如下﹕
第一、「让位」在当时特定的歷史条件下是
不可避免的，归咎於孙中山先生个人的责任是不公
允的。当时中山先生即使想否定这一决议也是否
定不了的。在让位之前，并没有争议。孙中山先生
也曾一度提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憨，把建立
民国的重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但马上遭到无
情的反对和攻击。当时拥袁的舆论像瘟疫一样传
染了差不多所有的要人，各省都督，以及各省的统
兵大将大都是支持袁世凯、反对中山先生的。中
央政府的首脑以及同盟会的领袖都同样如此。孙中
山先生处在极其孤立的境地中，如果孙中山先生
坚持不肯让位，就很难得到人们的支持。以黎元洪
為首的各省都督和各统兵大将都拥戴与其气味相
投的袁世凯。以孙中山先生為首的少数人想要顶住
强大的压力把临时政府撑下去，保住革命的胜利
果实，在当时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让位以后，孙
中山先生重新领导二次革命、护法斗争的实践，
充分证明这种歷史的判决是无情的。这说明，「让
位」确实是在当时歷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可避免的
悲剧，非个人所能挽回。因此，这不是孙中山先生
个人的责任。第二、孙中山先生在让位过程中坚
持了革命的原则并為保卫这些原则进行了积极的斗
争，辛亥革命的失败不是由於让位造成的。中山
先生始终坚持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最高原则
。他在接任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说﹕「文以不德，
膺临时大总统之任……是用黽勉从民国之后，能扫
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在跟
袁谈判的过程中，一再声明「文但求共和之目的，
无所私执」、「非立使清帝退位，宣佈共和」不
可。……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先生坚持袁世凯公开
向全国「宣佈政见，赞同共和」之后，才放心让
位。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的让位不是丧失立场无
原则的投降，而是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在万不
得已的情况下所作的革命的妥协，他仍然坚持了革
命的最高原则。為了防范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实
行专制独裁，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制订了「临时约
法」，把原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
制改為责任内阁制……还提出了「临时政府地点设
於南京、不能更改」和袁世凯必须「亲到南京受
任」，并向全国宣誓遵守此约的要求。第三、应该
恰当评价（让位）在当时条件下的作用、意义和
影响。首先，通过「议和」以「让位」為条件，促
使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从而顺利达到「推翻帝
制」的目的，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註五八）
■ 四、小结
综上所述，尽管大陆历史学者对孙中山先生的早
期思想，孙黄之关系及让位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与曲解，但这些歧见与曲解，却无法否定孙中山先生
对中华民国所做的贡献。近年来，海峡两岸对孙中
山的研究，成果丰硕，相继召开孙中山国际学术研讨
会并出版论文集，正说明了孙中山思想对中国与世
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灭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