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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解：理念、困境与现实途径

——在墨尔本“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奖会的发言


王军涛


政治和解问题：怎样才能让和解成为伟大的理念


我不远万里到这里是祝福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值得我们这样祝福。因为，如果有和解，中国就会避免灾难，人民会享受到和平，社会将有建立正义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我祝福这项事业，当然是对这项事业情有独钟，也认同这项事业的基本信念。然而，对一项事业有信念，并不是说这项事业不会失败。伟大的事业之所以是伟大的，不仅是因为其美好、而且因为其艰辛，能够实现一个美好但艰辛的事业，才是伟大的工作；最伟大的事业永远是有风险的探索后而成功的事业。 政治和解，作为一个理念要想成为现实，必须正视自己的困境。

因此，据我看，此时，在这里，对政治和解的一个充满希望的祝福，还不应该仅仅是祝贺和赞美，而是揭示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探讨我们可能的方向。因此，今天我的发言不是贺词，反正你们已经有足够的贺词了，我想给这项事业在实践中注入一些生命力，即罗列出这项事业在中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及我们解决这些困境的希望所在。

如果我们在这里仅仅因为一个理念是美好的和需要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揭示了这些美好和需要，就以为这个理念可以成为现实，那这个理念很可能不是伟大的，而是一枕黄粱美梦。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确定，政治和解，对于中国人，究竟是个伟大的观念，还是一个墙上的饼或者水中的月；我们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毕竟错过太多的好理念、好制度和好机会。如果政治和解不能成为现实，那么，无论它多么正确、美好和需要，就是一张画在墙上的大饼，而和解智库的朋友和今天颁奖和祝贺的朋友，就是在画饼充饥！

我不是在这里恶语伤害和解智库的朋友，而是想提醒朋友们，在实现这项伟大的事业时，最需要考虑什么。就在今年7月11日，我度过了自己的50岁生日。一位朋友想画幅漫画给我祝寿。我让他画一个人正在趴在墙上，艰难地啃着一张画在墙上的大饼。我对这个朋友解释，理想主义者如果陶醉在理想带给我们的美感，而不去真正正视和解决现实的困境以实现理想，那么理想主义者在旁人看来，不过就是画饼充饥的笑料。因为那个趴在墙上艰难地啃大饼的人，知道大饼是美好的和必要的，但是他永远得不到这张饼；他的执着和坚韧，不会让他显得伟大，而是让他显得可笑。我要这样一幅画作为知天命之年的生日礼物，当然不是为了幽默地自嘲。我是为了警醒自己，不要以为有理想，就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结局除了伟大，还有笑料。

今天，我把这个自我警觉送给和解智库的朋友们，是分享我的人生经验，要争取让政治和解成为伟大的观念，而不是笑料。当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现实，政治和解这个词，太容易招致国人的攻击了；误解政治和解为笑料，可能还是较好的情形，许多人认为，政治和解其实是自欺欺人的麻醉剂；甚至有人认为，政治和解，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中，是别有用心的毒药！

据我观察，在这些非议中，执意迫害反对者的暴君和变态反抗秩序的边缘人，作为恶意的诽谤者，是少数。多数误解者和反对者，是从政治理性和普通人的常识出发，否认这一伟大的理念在中国现实中的道义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我们也许可以忽略前者，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后者提出的挑战。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常识和理性都否认一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将不会得到百姓和民众的认同和追随。让我们看看，常识和理性是如何否认这一观念的，然后我们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境。

今天，我发言是以一个政治学者的身份和角度探讨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实践者宣示政治主张。


政治和解困境：常识与理性是如何挑战政治和解的伟大理念的？

我们所说的和解，是政治和解。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谁和谁和解呢？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心态，然后问：他们会和解吗？

人类现代政治智慧体现在现代政治学中。现代政治学的推理基础是博弈论。博弈论，就是假定博弈参与者采取适宜可行的行动战略，理性地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博弈论在考察博弈参与者的处境和心态及可供使用的战略后，推演他们之间的战略互动，来确认他们会采取的最佳战略，进而推算博弈的最终结局。

政治和解的反对者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现实中，和解是个欺骗性概念。它误导人们忘记或曲解人们的真实政治情境。因为，按照现代政治智慧，今天的中国是在暴政治理之下。

什么是暴政？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暴政概念是，某种残暴统治让人们无法生活下去。但是，现代政治学的暴政概念不是这样；现代政治学关于暴政的概念是，统治者未经被统治者同意而用国家暴力强迫被统治者接受统治。根据这个概念，当执掌和行使暴力维持秩序的公共权力被不受制约地垄断并随时会被滥用时，人们就生活在暴政统治下。中外关于暴政概念的区别是，中国传统的暴政概念其实是设立一个标准，用于判断什么时候会发生和应该发生改朝换代的起义造反；而现代政治学的暴政概念强调的是，暴政是那种没有制度空间确保可以修正治理中的问题，最终只有政治革命才能结束的统治。现代政治学关于暴政的概念具有某种预见性：一个没有可靠的制度制约和修正的统治权力，最终会导致腐败、暴虐、革命和内战。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暴政？按照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当然还不是全面的暴政；虽然局部和趋势是滑向暴政。但是，按照现代政治学的智慧，中国是暴政治理。因为，中国的统治者是没有制度可以可靠地制约的。有人争论，尽管没有制度可靠制约，中国现在的治理并不是暴虐无道的暴政。他们还可以举出中国也可以纠正一些问题。但是，现代政治智慧指出，在暴政治理中，由于好人好事是没有保障和坏人坏事没有制约。政治腐败和暴虐最终侵蚀整个治理系统。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暴政已经导致普遍的腐败和暴虐，整个社会已经在底层和局部处于内战状态。所谓内战，就是人们不再相信通过某种制度化程序讲理可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恶斗相互征服。有时，距离太近常常使得我们无法对自己的社会作出准确的判断，因为我们对罪恶和荒诞习以为常，把常识中的标准忘掉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我们已经很难让我们的孩子相信和理解那时的荒唐和怪诞的罪恶。今后，我们很难让人们理解，今天暴政下的罪行是如何得以发生的。

那么，在暴政中,我们能期待博弈的双方采取什么政治行动战略参与博弈呢？政治和解会是他们的选项吗？他们能接受政治和解的建议吗？初看起来，朝野双方都不会考虑政治和解作为政治行动选项，政治和解几乎是不能的。简单地说，从政治理性行动者的角度看，政治和解，只有在博弈双方谁也吃不掉谁，或者博弈双方谁也没有把握吃掉对方，或者是博弈中胜方面对胜利多要付出的代价犹豫不决时，才有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策略的选项；只有在博弈双方选择政治和解比选择不和解政治都得利更多时，博弈双方才会选择政治和解。而且，只有博弈双方都选择和解，和解才会发生；一方选择和解，和解都不会发生。显然，在中国的政治暴政中，博弈双方如果理性地选择行动，都还不会选择政治和解作为行动策略。

首先，统治者不会考虑政治和解，因为他们不需要和解，也不能和解。作为统治者，他们现在完全可以控制局势，镇压任何反抗，不需要与被压迫者和解。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和解的姿态及表现出的慈眉善目，都会削弱统治者，因为这会被认为向被统治者示弱，这会解除人们 -- 被统治者对暴政的恐惧，从而提出统治者不能解决的问题：腐败和暴虐的行为及后果。暴政需要人们的恐惧心才能维持。当人们不再害怕暴政时，不仅现实问题将因为说服工作的难度而难以解决，而且一些历史旧账也会被翻出来要求重新解决。在免除恐惧的讨论中，现实和过去的问题、过失和罪行，会导致人们追究责任，希望更好的治理，从而要求更换统治者。因此，从政治理性行动的角度看，暴政中的统治者不会接受政治和解的理念，更不会作为自己的行动选项。现实中，政治理性使得他们不断改进镇压机器，强化镇压的手段，

其次，暴政下的被统治者也不会接受政治和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甚至不会想到，政治和解可以是个行动战略选项。中国的被统治者处于什么境地？在政治博弈中，他们可以选择的行动选项是什么？目前，中国的政治被治理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业精英，他们凭借着一技之长，也可以分享腐败发展的部分成果。另一类是广大民众，他们在经济上有些许改善的同时，但承受着发展的主要代价，是暴政的主要受害者。在暴政中，所有的被治理者的尊严、安全和权益，都没有可靠的保障。现在，经济的贫困和匮乏，不是主要问题；政府的腐败和滥用职权导致的不正义和暴力虐待，是被治理者深受其苦的主要灾难。这些问题在严重快速恶化扩展。那么，人民面对暴政的主要反应是什么？有四种反应。第一是忍耐；这是主流反应。第二是以暴抗暴，这是这些年发展迅速的反应形式。第三是维权，试图在现行制度框架中解决问题，这种形式前些年人们寄很大希望，但是这些年遭遇的挫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再抱希望，这种反应形式正在成为一种反抗形式。第四是革命，结束现在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多数革命者不一定自称是革命，也不是暴力的主张者；但他们相信，只有更换制度才能根本建立可靠的安全、尊严和权益的保障。因此，对于中国被治理者，要不要反抗暴政以及如何反抗暴政是主要的任务。政治和解，对于他们是太奢侈的行动选项。他们根本不认为，他们有实力和可能去宽恕暴政的施暴者。也就是说，政治和解，还在他们正常的常识理性思考范围之外。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有实力和机会去处理今天的治理者，他们会怎样？就现在他们出于绝望的愤怒，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清算和报复。我知道，主张和解的朋友觉得政治报复不是高尚的情感。但是，这既是常识理性、也是常识正义的选择。其实，在多元的人类社会中，宗教信仰和美好精神不是社会秩序的规范，法治才是真正的秩序基础；而法治中的正义原则，就是理性、公平和适当的报复：你制造了一个伤害，就要接受一个相等的惩罚。宪政秩序的基础是常识理性。

在暴力的迫害下，他们之中的积极行动者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有些偏激。对于和解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暴政，对于民间政治文化的最大毒化，就是让和平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秩序遵守者，显得无能和可笑，把他们在民间运动中边缘化，甚至出局。暴政，会让民众崇敬、相信和追随激进主义，产生暴力崇拜，从而为以暴易暴创造条件。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暴力，我们必须看到，这也是正义的选择，是常识理性智慧的选择。

总之，在中国处于暴政情境中，朝野都不考虑政治和解，而且这不是少数迫害狂和边缘人的偏激情绪，而是多数人是从常识和理性出发作出的选择；在理性和常识的主导下，暴政会使得政治博弈变成暴力较量，这里少有和解的空间。


政治和解前景：怎样在中国创造政治和解

如果中国的朝野在正常的思维中，都不接受或没考虑政治和解，那么，政治和解怎样才能成为中国政治的前景？我认为，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根本的政治转型机会出现；第二，要有宪政民主的政治框架；第三，要有一批投入和敬业的志愿者做出努力。

暴政的实施是以稳定为条件的，当暴政不能维持了，治理者对被治理者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变化。传统社会的暴政一般是被反叛的暴力颠覆的。现代社会的暴政是可以通过和平过程转型的。对第三波民主化中的政治转型作比较研究表明，转型可以有三个阶段：由于出现严重问题，导致公共危机出现；进而引发大规模风潮；统治集团分化，改革派动员民众支持，启动转型。这里，有人质疑，为什么统治集团会分化？现代政治分析揭示，不是理念、而是政治利益，会导致统治集团分化。这是马基雅维里解释模型，是最大化自我利益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在公共危机和社会抗议削弱提出统治合法性问题后，统治集团内部会围绕着谁承担责任和如何应对抗议而分化、冲突和分裂；此时，对第一执政的挑战者有机会利用民心替代第一执政。当转型不可避免时，统治机器中的主要成分会大规模地转而支持转型，以便在转型后的政体中保留甚至改善自己的地位。

一旦转型机会出现，选择替代性制度就是未来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宪政民主会在两个方面促成和解文化的产生。宪政的多元和法治，使得任何政治相互报复都是非常谨慎的，几乎是象征性的；人们在程序中的辩诘，会使得人们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善意。此时，和解可以有宽松和理性的环境。而选举政治，会让中派政治文化兴起，增强温和情绪，边缘化激进思潮。

无论制度转型还是宪政民主，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创造和选择的结果。为了出现上述两种条件，我们需要第三个条件，这就是要有一批有智慧的人在政治和解还显得不可能时，就提出和解理念，坚守和解精神，研究和解智慧，积累和解经验，驾驭和解机会。

在提出和解理念和坚守和解精神方面，冯崇义教授、中国和解智库和今天的齐氏基金会，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并在中国众多的政治意见光谱中，成为一个亮点。我认为，下一步，应当在继续凝聚认同政治和解理念和具有宗教热忱的人们的同时，在研究和解智慧和积累和解经验上下功夫，同时注意策略和操作，为驾驭政治和解机会而作准备。因为，和解不能仅仅是理念；如果这样，和解就是画饼充饥了；和解必须是一项政治工程，要设计和建造。

研究和解智慧，要系统地开发、搜集和传播人类政治史上的政治和解的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和各种理论、战略和方案，建立资料库。要研究、搜集和介绍与政治和解相关的学科和专业。

积累和解案例，就是要介入政治和解过程，积累中国各种情形下促进和解的经验，培养一支队伍。工程建设的成败的关键因素，是成功案例中经验的积累，而不是理念的宣示。

驾驭和解机会，就是要注意培养与主要政治力量及领军人物的战略关系，不轻易得罪任何主要力量，同时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政治姿态。例如，在第一阶段，要抓住公共危机话题或突发事件做文章，讨论起意义。在第二阶段，要促进政治转型的出现，不反对大规模政治风潮，与风潮中涌现的团体和行动中心保持沟通。在第三阶段，要号召和支持统治集团中有改革和宽容心的力量，引导他们打开体制，动员民众，促成转型出现。当体制转型启动时，要防止多数暴政，力挺宪政民主。

我知道，做到这些，需要和解智库的朋友创造一个奇迹。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工作，政治和解作为理念，对喜欢它的人而言，就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对于反对者而言，和解智库的朋友就是画饼充饥的笑话。我相信，中国的政治转型，会产生一批自己的创造者。我衷心地希望，和解智库可以成为其中一员，为了我们这个饱受暴力折磨的民族。

我个人在此承诺，不论作为政治活动者，在政治实践中我作怎样的政治定位，我都会作为一个和解智库的朋友促进你们的事业。因为，因为在这项事业的背后，有我认同的伟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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