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
我做什么？
——《费加罗的婚礼》
到了异国他乡的人，面临第一个问题不是张口吃饭而是开口说话。
有个托福考六百分的留学生，一到美国去麦当劳买吃的，他对自己的英语会话能力以及听力相当自信，排队站到了柜台前，准确无误地报上一个套餐编号。里面的美国小伙随口问了句：“That’s it?（就这些吗？）”这位老兄愣住了，不明白要他“再吃”什么？语言不是照本宣科的东西，它是特定环境里的空气，流动变化，无所不在。
像我这样到了美国，别说“托福”这词拼不出来，连数数都不过十，等于一个聋哑人。别无选择，到安娜堡第二天，我被妹妹送进了语言学校。
这是一所属于安娜堡小城的成人教育学校，主要教授语言课程。安娜堡可算纯粹的大学城，所有设施与周边地区全都围绕密西根州立大学而建立。
到这来上课的学生应该都是安娜堡的居民，定居的定期的短期的，多多少少和密西根大学有些关系。因此，入学手续并不复杂。
我在办公室拿到一份考卷，需要通过笔试和听力测试。负责登记注册的小姐非常亲切，虽然胖得离谱还有满脸雀斑，说起话来却细声细气婉转动人。妹妹翻译说她叫我别紧张，考试只为了解学生现有的英语程度，安排适当的班级。
我没有很紧张，就怕丢人现眼。试卷里全是选择题，我一闭眼开始瞎蒙，从头蒙到尾，比规定时间早二十分钟完成了所有选择。结果出来了，没有分数，没有一年级二年级，我被编在某个班，英文的我看不懂。问妹妹，她鄙夷地说是最最初级的班。
我说那又怎么样？所以要学习嘛，美国人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说英语。妹妹学美国人样翻了翻白眼，让我放学自己坐巴士回家。她开着一辆喘气咳嗽的小破车，自己走了。
嘴上说能怎么样，跟在胖妞大屁股后面往初级班走的时候，我还是难受了一会儿，想着妹妹刚才的神态，真让人无地自容。我不由得缩起脖子觉得抬不起头来。
初级班教室在走廊尽头靠东边操场，途经其它一个个教室，传出阵阵嘈杂，混合着世界各地的语言。我只用眼角余光扫了扫，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生怕被人记住了面孔耻笑——是初级班的。当时，怎么会想到：走进那个教室还有一段奇缘等着我。
拐进一道门，迎上来一条花裙子，胖胖的办公室小姐让开一些我才看到这位老师的脸，皮肤很白的白人，栗色的眼睛和金黄的睫毛，金黄的头发梳成马尾辫。她笑容可掬地过来搭我肩膀，薄薄的嘴唇里亮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可以做牙糕广告的那种。接过了我的登记表格，算收下我这个学生了。
放眼再看班上其它同学，大约有十几二十个，分散在摆成方框型的长条课桌边，中间一块空地连着讲桌，乍一看不象上课象开会。各色人种，男女老少，表情严肃，正襟危坐，出席什么国际代表大会呢，实在可笑。我也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自己找位置坐好，摆出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尊容。
没有上课铃声，老师看看墙上的钟，送走了办公室小姐关上门走到讲桌旁。
她说了一串话，大概是说开始上课什么的，下面学生没啥反应，估计和我程度相当，都听不明白，都直愣愣望着她。只见她自顾自开怀大笑，继续自说自话，想必是当久了初级班老师，练就了如此超然的对牛弹琴而自得其乐。
然后，她的目光转向我，让我脸上的温度失去了平衡。她的眼睛很温和，看出了我的惶恐，一转身她到黑板上写了几个巨大的字母：“Sarry”，目不识丁的我以为是“Sorry”，不明白她有什么对不起我们。后来闹明白那是她的名字，叫沙瑞。
沙瑞老师递给我一张对折的硬纸片和一支大水笔。四下里一望，每个同学的桌前都立着同样的硬纸片，写着每个人自己的名字。我按标准写好了放在面前。刚想喘口气，沙瑞示意叫我站起来，念自己牌子上的名字，并且作简单的自我介绍，用英语。我傻在那里，手和脚都没地方放，觉得全班人正虎视眈眈看着我出洋相。
旁边再旁边一个女同学说话了，“每个人刚来都这样，说你从哪儿来叫什么就行了。”
沙瑞用食指挡住嘴巴，示意那个女同学别说话。后来才知道，沙瑞规定在这里杜绝同学间说母语，杜绝使用中英文字典。
其实我能说两句简单的英语，虽然在国内的中学英语考试从来没及格过。含含糊糊蒙混过了关。接下来，每个同学挨个向我介绍他们自己。
我能听出来的国家有几个，比如中国、墨西哥、俄国、韩国、伊朗、小日本……
沙瑞在黑板上写下几条用于自我介绍的句式，大家又跟着读了几遍。真叫依呀学语，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看上去一个比一个低能，我也觉得自己像弱智。
教室里的墙上贴满花花绿绿的纸片，写着斗大的英文字母，常用人称，常用动词变化形式等等，还有看图说话，像幼稚园。沙瑞上课的语气因此而颇有幼教老师的风范，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她逼着每个学生开口说话，不管如何生硬或者词不达意话不成句，她都饶有兴趣凭空想象猜测着种种异国风情。
教室中间宽敞的空地是让她连比划带动作的活动场地，让我们观摩她的哑剧小品。
第一天上课，我不得不感慨沙瑞是个非常好的启蒙老师。
她鼓励我们要敢于开口，勇于表达，然后要求不管句子多么简短，不管词汇量多么贫乏，必须字正腔圆，发音标准。每提一个问题，她会绕场一周挨个跟每个人对话，纠正发音，根据她推测的意思补充句子。她说的第一遍我们听不懂，她马上换一种方式说，还不懂，再解释，如此反复又配以形象化的动作表情，直到每个学生都点头表示明白。所以一堂课围绕一个话题都讨论不完，比如她叫我们说出自己名字的来历，就要听每个人讲一段故事。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听懂了很多英文描述，还有一些表达中常犯的语法错误。没有死板的灌输，只有轻松的交谈和愉快的交流，从中却能学到更多有用的语言技能。我喜欢这个老师，庆幸被分到这个班上。
后来，有几天沙瑞生病，一个中年女老师来代课，发下一堆学习资料，全被我们当草稿纸乱写乱画。等沙瑞回来，全班同学更爱她了，没人怕她的感冒会传染。沙瑞很感动，说也很想念我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不知是伤风还是伤心。
走出校门好些年，我不是个孜孜以求的好学生，可在这里如沐春风细雨，格外滋润。
我恍然大悟，从前不好好读书都是被老师害的。得出这个结论，我更加勤奋，上课积极主动，踊跃发言，主要表现在跟沙瑞老师胡搅蛮缠，专拿刚学到的语言逗乐，属于班上头号捣蛋专家。不过，沙瑞很喜欢我制造的气氛，配合她的灵活教学。
她介绍美国的国旗国歌，我会问她：美国国旗为什么只有星星没有月亮？
谈到土拨鼠报春，美国有个土拨鼠日，我问有没有苍蝇日，报告夏天的到来。
通常我能让沙瑞笑得前仰后合，用高八度的声调拐着弯叫我大名，然后乐呵呵地解说半天。有时她也会拒绝回答我的忽发奇想，笑完了鼓励全班同学向我学习。
我的英文表达能力在班上进步最快！
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日子。
人生地不熟，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朋友，更没有娱乐，只能在学校找到一些乐趣。
每天我搭上门口大巴士，坐到总站，换另一班才可以到达学校。路上半个多小时，我通常戴着随身听耳机，来来回回放REM的专辑，是从大堆完全听不懂的英文盒带里挑出来的，喜欢他们既沧桑又充满幻想的音乐。独特流畅的吉他伴奏在那段时期充斥耳膜，陪伴着我一天又一天的路程，以至于后来只要听到REM的音乐，就会重现大巴士上一路看到的风景，重新咀嚼那时的寂寥心情。
上课时，我总是百无聊赖地观赏同学身上的异国风情。
来自阿拉伯的大婶，每天换一块花头巾，搭配不同颜色的长袍，仪态端庄的样子。
墨西哥女孩只能用琳琅满目形容她，耳环估计在三对以上，稍微一动脑袋就叮当作响，手上戒子最起码有八个，她的十指从来并不拢。
欧洲人通常穿着正统，但有个从北欧独联体来的女同学时常坦胸露背，性感得呼之欲出，把班上默默无闻的男同学引得直咽口水。
两个韩国同学喜欢穿点小名牌，POLO什么的，正襟危坐很拘谨。
印度女人大概不习惯冬天，因为没法在户外展示她们身上的轻纱薄缎，一进教室脱了外套才露出花枝招展的长裙，扭摆着快冻僵的脖子。
中国同学，不约而同爱穿国产羊毛衫，五颜六色带花的，单纯的鲜艳。 我比较例外，首先痛恨羊毛衫，箍在身上冷不保暖一热就捂汗。然后我很快发现在这里室内暖气足，里面最好少穿点，外套要厚要挡得住风寒。我爱穿衬衫，白衬衫牛仔裤。班上同学中我是最朴素的。偶尔翻点花样，会套上一件手工织的鸡心领毛背心。
我和每个女朋友分手，都要求她们给我织一件毛背心，所以我有七件不同颜色的。
记得从穿衣服可以自己作主开始，我就专挑比较中性的。
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体现男女平等的一大进步是女人穿裤子，以及后来的裤子统一用前门襟。
小时候，我第一次穿上美国带来的牛仔裤，大街上学校里绝无仅有，美得我好些天撅着屁股走路，惟恐别人看不见两个大贴袋。
这里的冬天很漫长，积雪覆盖着积雪，没有棱角没有色彩的世界。
人也变得麻木而纯洁，没有方向没有欲望。
土拨鼠在睡觉，某个温暖的地方，他们一定是两只或很多只依偎着取暖。
我一个人走向公车站，积雪没过脚背。我有一双高筒大头皮靴，名牌的，标记是一棵树，最适合雪地里穿。这是来美国以后妈妈送我的最好礼物。她还送我一个电子英汉词典，沙瑞规定上课不能拿出来，平时却很管用。妈妈在更北边的东岸，靠近纽约。
我并不想她，这么多年习惯了没有妈妈。我想爸爸，他还在中国。
妹妹，几年不见成人了，半个美国人，说话夹着英文，我听不懂常被奚落。她大学快毕业了，成绩优异，拿着全额奖学金，准备继续读硕士博士，可书读得越多越不近人情。回到家我们形同陌路。
孤独的感觉不是因为没有家人，来这以前我可是呼风唤雨朋友遍天下的。
我叼着烟等公车，几个陌生面孔的同学走过来。我的同班同学基本上有车或有人接，和他们也只是认识，还不能算朋友。
上公车的时候和一个戴眼镜大男孩走到一起，堵在门口他让我我让他。上了车坐在同一排椅子上隔着过道。我猜他是中国人，一问居然也是从上海来的。大老远的老乡见老乡，我们在车上聊了起来。他也挂着一付耳机。
我问他听什么？他说张学友，最新专辑，女朋友刚从上海给他寄来的。
他问我听什么？我说带来的旧歌听腻了，随便翻了一盒英文歌，还不错。
我们交换耳机，听到了终点站。要换不同巴士，下车道别，我们交换音乐盒带，各自带回家复录。约好了明天在学校见面，他在中级班，叫“STEVEN”，他就是吴思迁，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朋友。
第二天，下了课我站在走廊外抽烟，吴思迁过来讨了一根，点燃猛吸几口，说是憋了很久了。我们在雪地里跺着脚，看一股股清烟飘升起来，消失在白茫茫的视野里。
他说住在阿姨家，必须行为检点，哪敢揣包烟在身上？
我们很快有了共同语言，一起怀念上海的风光岁月。
上海的早点，生煎包，大饼油条，葱油拌面……上海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市井风情，晾晒出来的衣服迎风飘扬色彩斑斓，到处飘散的诱人气息……上海的娱乐场所，带弹性地板的迪斯科舞厅，KTV包房，桌球俱乐部，通宵电影……上海的生活，谈恋爱，睡懒觉，打麻将，吃宵夜……最主要是朋友圈子，一呼百应。哪有寂寞、空闲、感叹的时候？
接下来又开始抱怨美国这破地方，到这简直是被流放，服苦役。
你一言我一语，时而愤怒时而激动时而叹息，恨不能说上三天三夜。
从下课聊到放学，一起坐公车一起逛小城，我和吴思迁两个无所事事的上海小混混，他乡逢知己，一见如故。
几天下来更加无所不谈，我们可算是找到搭档了，放学以后逛到校园的商业街，坐进一家暖融融的冷饮店，看着外面的冰天雪地吃冰激凌。
听他讲完了上海的女朋友，问起我有没有男朋友？
很自然的问题到我这就不自然了，不过凭我的判断，吴思迁应该能够接受我的现实。和他交往中不知不觉早有了称兄道弟的感觉，只是他有点木纳没直接反应过来。
我把冰激凌送进口里，含含糊糊地说：“你觉得我会去找男朋友吗？”
“你说什么？”其实他一定没听错。
“你觉得我会去找男朋友吗！？”
吴思迁一对小眼窘迫地在镜片里看着我，尴尬地笑了笑，说不出话来。
我坦然地往后靠了靠，说“有过男朋友找我，不过，我只找女朋友。信不信我在上海的女朋友比你还多！”
吴思迁差点让一口冰激凌噎住，眼看着他硬把那块奶油冰霜咽下去，瞪起小眼珠。
我继续关注他的反映。
“我以为大冬天吃冷饮够意思了，原来你还有更刺激的。”
吴思迁夸张地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我想都不敢往那想，你居然自己坦白了，佩服佩服，……希奇真希奇，”
“大惊小怪！还来美国混，有什么希奇的？不就‘五肢不全’，有点残疾吗？”
“五肢不全？”他翻了翻小眼珠才恍然大悟：“哦……哦！有道理有道理，亏你想得出来！佩服佩服，没想到来美国才三个月就让我碰上了，还是同乡人。”
“又来了，什么叫碰上了？我是头上长角的怪物啊？”
“没……没这个意思，我以前听说过，可没想到认识了都不知道。”
“现在知道啦？和普通人一样吧？”
他憨笑着，看看我，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那样？”
我开始不耐烦，“你这人真没劲！什么‘你们’‘我们’‘这样’‘那样’？直说嘛，同性恋，对不对？”
“对啊，为什么呢？很好玩吗？”
“去你的！能好玩吗？天生地养我也没办法！苦恼着呢。”
“那就试着改过来，何苦自找烦恼，被别人当作‘异类’。”
我简直火冒三丈，听到的话都那么刺耳。
“什么叫‘异类’？人和人没有完全相同的，连双胞胎都各有所爱，谁和谁不是异类？凭什么非要同化成一类，排斥异己，分什么正常不正常。习以为常！少见多怪！做人要真实，敢于面对自己，无损他人，关别人什么事？”一口气慷慨激昂发了通牢骚。
他干咳了几声，茫然地看着我，见冰激凌吃完了，又去叫了两杯可乐，小心谨慎递到我面前，“你接着说，我洗耳恭听。”
有个听众也不错，很多想法积压久了，需要释放。我晃动杯子，浮在上里的冰块哗哗作响。喝了一口，满嘴冰得发麻。
“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我喜欢女孩的心态和你是一样的。反而跟男孩在一起让我起鸡皮疙瘩，觉得像同性恋。我必须接受老天给我的男儿心，就像必须接受老天给我的女儿身一样。”
吴思迁听得一愣一愣，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
“现在所谓的同性恋，那是简单从生理上划分的性取向，因此一般人很难理解。其实生理与心理完全是两回事，科学上也是两个领域。大部分被称为同性恋的和我一样，在心理上的性取向根本就是异性！就像生理上的残疾，难道残疾人没有权利用健全心态正常生活吗？欧洲发达国家，文明程度高的社会早就接受同性恋是正常现象了。只有愚昧无知，顽固不化的人才会歧视所谓的异类。”
“哎哟，你在作学术报告啊，听得我云山雾罩，搞不懂，搞不懂。反正我们是朋友，我保证不歧视你，行了吧？按你说的，应该把你当兄弟。”
“我有个学科学的妹妹，只会给我灌输理论，可她还是反感同性恋。”
吴思迁揉揉鼻子，推心置腹地表示：“我说不上反感，以前不知道，听你这么一说，多少明白了：你认为自己是男孩，对吧？”
“不是我认为，是人体里给荷尔蒙下达指令的脑垂体起的作用，天生的……”
“越说越复杂，你饶了我吧。”
“行啦，朋友嘛，让你多了解我。”
“呵呵呵，听说交异性朋友最好是同性恋，友谊牢靠。”
“想通啦？想通了就好，以后可以兄弟相称了。”
“是是是，小弟今天算认识你了。”
有一阵子，我和吴思迁过得很开心，很有活力。
我们放了学到处找地方喝饮料，消磨时间，或者买一张票混进电影院看好几场电影。在学校，下了课抽烟聊天，到操场上打雪仗，对所有的女同学评头论足……
过了一阵子，我们又都觉着无聊，煞有介事互相鼓励学好英文。因为口袋里的零用钱越来越少，会英语才能找份工作自食其力，不然精力过剩。
有时候，我们大眼瞪小眼，发现一些不明不白的渴望，时不时在心底烧灼一下，不疼不痒。皑皑雪地上，偶尔跑着一两只觅食的小松鼠，蓬松的大尾巴上下跳跃，像乱窜的火苗一闪而过，踪影全无，留下一串似有似无的痕迹。
我知道这是潜伏的躁动，有根源的。
雪还很厚，一层盖过一层，刚下的很松软，却把下面的压成了厚硬的冰霜。天气还很冷，没有穿透力的太阳被寒风吹来吹去，徒劳无益。孕育生命力的草草木木被封存了。
我们的心情也被封冻了，像冰面下的河流，惴惴不安。
和平时一样，我翻开沙瑞给的学习资料，想找些可以借题发挥的笑料娱乐大家。这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课，没法保持沉默，沙瑞一提问，就“嗨，嗨，嗨”冲着我来。我成了班上每日一笑的栏目主持人了。如果我三天不逗乐不发言，一定被当作脑膜炎。
好在我乐此不疲。正在我酝酿的时候，教室门被无声地推开，一个巨大的身影挡着阳光堵在门口。是那个管登记的办公室胖小姐又送新同学来了。
随着她一个笨拙的转身，有道白光飘然而入，逆着上午的太阳，格外晃眼。
我凝神望去，一个美少妇垂手立在了门边，娉娉婷婷，面目清秀——那道白光是因为她穿着一件纯白的兔毛长大衣，白色的紧身长裤和白色短靴。
我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以性感美艳著称的俄罗斯小姐朱丽叶坐我旁边，她忍不住凑过来感叹：“She is beautiful!(她真漂亮！)”让一个爱美的女人由衷说出这句话可不容易！
“Yes, I think so.(是啊，我同意)”我处于半痴呆状态，应着朱丽叶，眼睛却一直停留在新同学身上。她脱下大衣挂进门边的衣橱，随便挑了个空位子坐下，在我斜对面。
回过神来，我发现班上每个人都在注视她，并非我一个人头昏眼花。顺着大家的目光，我又定定地望过去，她穿着一件紧身细条纹淡茶色羊绒衫，曲线玲珑的腰和胸，圆润的双肩。耳垂上有一对钻石耳环熠熠闪亮，犹如她周身散发的浑然一体的神奇光泽，十分眩目——找不到言辞可以形容，非常统一的完美。
众目睽睽，她的一举一动无比从容，从身后椅背上的包里取出笔和练习本，轻轻放到桌上。然后抬了抬长长的睫毛，眼神柔顺，然后微启了一下轮廓优美的双唇，悠然舒了口气，把目光投向沙瑞。
沙瑞仿佛也为她的美怔住了，如梦初醒地补发一份学习资料，全然忘记了新同学要自我介绍的“国际惯例”。
我嚷嚷一句提醒她，大家善意地笑了。沙瑞一拍脑门，回身取了纸卡片和水彩笔递上前去。新同学迷惘地看看带头起哄的我，又看着用英语在讲解规则的沙瑞，然后明白了在卡片上写下“SUKKY”。她的脸上平添了一抹红晕，念出名字，介绍自己从南韩来。
我眨了眨发直的眼睛，从此认识了这个叫淑景的女人。
一下课我直冲到吴思迁班上，咬着耳朵告诉他：“我们班来了个美女！”
“哪里人？”
“韩国人。”
“韩国人？韩国好象不出美女啊。”
“管她哪里人，真的很美，像以前日本电影《生死恋》里的女主角栗原小什么卷的。”
“管她哪里人？不说中国话怎么沟通？不沟通只有看的份。”
放学时，吴思迁站在我们教室门口，看到了新同学雪花般飘过去。
我走出来迫不及待问：“怎么样？”
“嗯，不错，身上好香，有女人味。不过看上去架子很大，很难接近。”
“那叫清高。爱穿白色的女人比较难接近。”
吴思迁伸出两个手指头，讨了一根烟夹着，“跟你说了，那都是圣诞树上的果子，好看不能吃的。”
“咳，看着赏心悦目也好。”
“可别想入非非！你不会是想吃天鹅肉吧？看你着了迷似的，今天特别兴奋。”
“去你的，没看出来吗？她是个小少妇啦。”
“那你就安分点，美国这边开放的大姑娘多着呢，会接受你的，慢慢找。”
“偏偏我不喜欢开放的，不管东方西方，还是清高的女人可爱。”
“清高，不清高，我们学校的女同学基本上都是嫁了人的良家妇女喽，没我们什么事了，慢慢熬吧，我做好了打光棍的准备。”
“算了，望梅止渴吧。托你办的正事有消息吗？”
吴思迁的阿姨在图书馆当馆长，有机会可以安排空缺让我们去工作。吴思迁笑眯眯说他下礼拜就开工，大概五块多钱一小时。至于我，要等他进去后再等机会。
“我巴不得你也去上班，不然图书馆那么安静，会闷死我的。”
“那就看你的了。没想到在美国也要沾亲带故走后门。”
吴思迁拍着胸脯，保证我很快能进图书馆。
过于平静的生活，任何小变化都会牵动情绪。
心情好，起得早，可换了几件衬衫照了半小时镜子，我才赶着出门，差点误了公车。坐下一班起码迟到二十分钟。我知道自己注重外表是因为班上的新同学。
上课的时候，我还是继续发挥我的喜剧天份，表情严肃地制造笑料。大家前仰后合乐不可支，我装得一脸无辜，甚至沙瑞会拿着讲义过来拍我脑袋，当然也是乐呵呵的。
比如那天，做对话练习，学比较级的运用，沙瑞发下来的资料上有统一句式，要我们往里面填词，然后用对话形式当着全班大声念出来。我和朱丽叶编在一组。
朱丽叶的句子是：“I bought a new handbag yesterday. Do you think it’s better than the old one?(昨天我买了一个新手袋，你觉得比那只旧的好吗？)”她填的是“handbag（手袋）”我在回答的句子里故意把它改成了拼写发音相似的“husband（丈夫）”。所以，等她念完了，我清晰响亮地回答：“Yes, I think your new husband is better than old one.（ 是的，我认为你的新丈夫比旧的好。）”重音放在“husband（丈夫）”上。
第一个明白过来的当然是沙瑞，笑得弯下腰去。我又重复一遍，引来更多笑声，朱丽叶举起一杆笔要敲我，我再对她强调：确实听你说昨天买了个新丈夫。
刻意出风头的时候，我会不经意地看一眼淑景。通常见她启齿一笑，我才格外满足，确信在她心目中我是非同一般的。而她的美丽，令人没法熟视无睹，特别是每天一变，超凡脱俗的装扮，更害得我目不转睛，为了她上课走神是常有的事。
由此，沙瑞觉得我太安静了，冷不防提问过来，慌得我满桌子找习题。朱丽叶常在旁边提醒。有一次造句，沙瑞又点名叫了我，手忙脚乱不知道她问什么，朱丽叶耸着肩无可奉告。我傻眼了，要求沙瑞再说一遍，沙瑞摇头，同学们笑，想必是我平时装傻装惯了，真犯傻都没人信了。偷眼再看淑景，正颔首暗笑，两颊泛起唯有我能察觉的红晕，她应该明白我何以发呆。不由得我心头发热，好像有了某种默契正在建立，虽然没和她说过一句话。
沙瑞重复说要用动物造一个比较级的句子。我立即不加思索说：“乌龟跑得比兔子快。”全班人又大笑，沙瑞佯怒着笑问：“Are you OK?（你怎么回事？）”我还是强调：乌龟跑得比兔子快，因为兔子去睡觉了。大部分人同意我的说法，连淑景都跟着又笑又点头，眼波流转，让我心旷神怡。
日渐北归的太阳开始发威，冰雪在松动，变成水滴迅速逃窜，渗进广袤的土地。久违的色彩像斑剥的油画在视野中显现。有生命的枝枝叶叶趁风抖掉负荷，尽力舒展。空气中流动着荷尔蒙或是发绿的味道，令人感觉微微刺激而迷离。
吴思迁没空陪我瞎逛了，一放学就赶去图书馆上班。实在无聊，我陪着他去上班，对他的工作程序了如指掌。我喜欢那里的环境，齐扎扎的硬皮书砌成一堵堵墙，迷宫一般的小巷通道，这才感到书山有路学海无涯。
我和吴思迁在书山学海里决定放弃，做学问太不容易了，我们还是好好挣钱，自食其力，先把人做好了。
吴思迁是人可不是东西，拿着人家的工资，磨洋工起来看得我肠子都痒痒，做做停停喘口气，拿本书像掂份量，在手里倒半天放上书架位置还是错的。一车散书几个小时都归不了位。反而我在旁边模拟示范比他效率高。
老天有眼，几个星期以后，等到空缺的我也登记上班了，钱不白拿，活不白干。
每一天的生活又多了些意义，令我满面春风。
没面子的是我的英语不过幼稚园水平，在初级班混混，胡说八道没关系，到图书馆上班难免和美国人打交道，碰上经理有话吩咐，我只有翻白眼，白痴加口吃。吴思迁英文比我好，帮着翻译，编在一个组里上班，功劳苦劳都成了他的。自己兄弟没啥可计较，其实都一样，论小时记工分，多干少干，心里结算。
这份工挣钱不多，但是悠闲自在。常和吴思迁一起怀念上海，感叹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闲工资不拿白不拿。图书馆一侧的工作电梯直通下面的边门，我们每小时下去抽根烟，或者溜出去吃点东西。
一不做二不休，我和吴思迁都是爱耍小聪明的人。
我们每放好一车书应该在工作记录板上登记，因为临近考试，图书馆特别忙，工作间里堆满了收回来的一车车散书，不送出去上架就是我们失职。问题是我们拉出去放掉一车整理好的，绕回来又收满一车散的，如此反复没完没了。晕头转向一阵子，吴思迁大呼：不行了，不行了。我开动脑筋，先把工作间里晚班同事整理过的书通通打乱，看上去全是刚收回来的，然后在记录板上画了两个“正”字，完成了两个人整天的工作量。
吴思迁一拍大腿，“太绝了！真是高招。”
我伸手弹他脑门，“不是叫你偷懒！改变一下工作方式。拉出去收回来多此一举。”
一般来说，看书的人从架子上抽出要的书，都会就近找个桌子阅读，完了丢在那里要我们去收。忙的时候不如直接捡了散书就近上架，省工省时省力。
通过我们缩短程序的工作方式，一下午干完了别人一天的活，散书没有了，工作间积压的很快减少。从记录上看，我和吴思迁功不可没。
我们照样有时间抽烟闲聊，想着别人吃苦耐劳的傻干，真为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骄傲。
闲聊起过往一段段风流史，我和吴思迁都不逊色，恋恋红尘，何处无芳草？
“好汉不提当年勇，偏偏现在是光棍两条！”我总结。
“光棍两条？你……你有吗？”吴思迁怪笑着指指我。
我脸红了，敲掉他指过来的手，“你小子揭我短！好，看看谁先泡到妞，你继续做你的光棍吧。”
“嘿嘿，想上那个韩国女人吧？泡上别人我信，追她？难！”
“没办法，除了她，还没看上眼的。”
“老大！你眼界再高也别看上外国人呀，就你那点英文怎么泡妞？上床还要带字典，一本英汉，一本英韩，累不累？”
“小老弟，你别小看我，敢想才敢做。”
“夜里瞎想，白天白想！你有什么能让人家看上你的？”
经过多年挣扎与磨练，对于自身缺陷已麻木不仁，我才不在乎吴思迁的冷嘲热讽。
“知道什么叫非份之想？就是并非过份的想法！”
一段日子仔细观察和偶尔碰上的视线，我越来越肯定淑景能感觉到我的热烈，还有她闪烁双眸中不小心流露的寂寥和渴望。
我还没想好一个接近她的举动。
有些天，到了上课时间，淑景座位还是空的，我就开始心神不定，看着墙上的大钟怀疑它是不是走得太快了。后来，我知道每星期有两三天她会迟到大约十分钟，对沙瑞说是为了送小孩上学。
摸清了规律，我故意在大门口抽烟，拖延时间，等着她急匆匆路过，微笑点头打个招呼。有时候我会拉住吴思迁作陪，他见到淑景马上满脸堆笑，神情诡异，反过身笑我是“痴汉等老婆”，不过，是别人的老婆。
如果哪一天淑景没来上课，我一定像掉了魂似的，坐立不安。
吴思迁说我完蛋了，明摆着不可能的事却已经跌进去那么深，单相思到无药可救。
单相思总比没相思好。我因此而活力倍增，快乐无比。
吴思迁受我影响，没事两人打打闹闹嘻嘻哈哈，从这个教室窜到那个教室。我们亲密无间也不会被人怀疑，因为我举手投足比他还像男孩。
我生日前一天，课间的时候，吴思迁送来一张生日卡。我属鸡，卡片上有只漂亮的大公鸡，打开里面是几幅漫画：1、大公鸡娶回小母鸡2、小母鸡生了蛋3、用自己的蛋做蛋糕4、给大公鸡过生日。我乐呵呵看完了，卡片让朱丽叶抢过去，传给大家看。
沙瑞建议给我开个生日派对，明天每个同学带一份吃的来聚餐，最好是有本国特色的。全体同学一致通过，反应热烈，商量好了，我请大家吃蛋糕，沙瑞准备饮料和餐具。
吴思迁积极要求参加，沙瑞同意，问他带什么来？他说照像机，为大家留影留念。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到美国的第一个生日有点国际主义色彩。
吴思迁对我眨眼示意，到了门口点上烟，他眯起双眼说：“怎么样？还是兄弟我想着你吧？明天有机会拍几张美人照，留着给你解一解相思，呵呵，怎么谢我？”
“美人照！我早算计好啦！兄弟之间还用谢？你总有要我帮忙的时候！”
第二天，我穿上新买的名牌衬衫，花了我半月工资！拎着一个大蛋糕上学校。
中午的时候，大家迫不及待各自摊开了大包大盒的食物，摆满了两张大长桌。沙瑞带头往嘴里塞，挨个品尝，从中国饺子、炒饭到德国咸猪脚，从墨西哥卷饼到日本寿司，从巴基斯坦手抓饭到中东烤肉……自助餐形式，我们排上队个个饥不择食装满一大盘。估计没人还记得是给我过生日了。
淑景带来的是韩国炒粉条，里面配菜五颜六色切得很细，她用筷子精心挑起长长的透明的粉条，放进每个人的盘子。惟有她看着我说祝我长寿，提醒了大家举起饮料杯祝福声声。我心潮澎湃，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可惜吴思迁错过了这感人一幕。
我极想让吴思迁看到：淑景对我有那么一点情有独钟的意思了。不然他总打击我自作多情。他来的时候，好吃的差不多挑完了。我说他活该！也太不尽职了，罚他先照相后吃饭。他急了，说拍人家的吃相啊？谁愿意？
沙瑞一定是吃饱了，想起来放音乐给我们听，又带头跳舞帮助消化。
我拿起吴思迁的照相机赶紧抓拍，镜头扫了一圈，还偷拍了几张淑景微笑旁观的大特写。吴思迁嘴里填着两个饭团的丑态也被我照了几张，他瞪圆眼睛更像只胖青蛙了。
闹上一阵，该我切蛋糕了，沙瑞拿出一顶尖尖带穗的花帽子给我戴上，还要点蜡烛，吴思迁总算腾出手来举起了相机。
吹蜡烛许愿，我想不出具体内容，只求朦胧美好的感觉吧。
分蛋糕的时候，我一手拿刀一手拿盘子，低下头，帽子上闪亮的长穗耷下来，挡在眼前痒痒的。我突然感觉有人在旁边帮我撩开了扶上帽沿，那种轻手轻脚的细心温柔迅速通电般传遍全身。“啪”的一声，一块蛋糕翻出小盘子掉在桌面上。
果然是她。我抬起头，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面对她的眼睛，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一切静止。随后一切又成了慢镜头，在我周围翩翩起舞。
吹蜡烛许愿还挺灵的。
相片洗出来，我印了两套，一套自己保存，一套分给同学。送到淑景手上的信封是最厚的。她很聪明，直接收进包里，没拿出来在同学面前现眼。
朱丽叶的几张相片马上在班里传开了，她嫌我拍得太少，还抢了一张沙瑞的，合影里她站在旁边。
男人爱照相是喜欢去捕捉的感觉，女人爱照相是喜欢被关注的感觉。女人照相为了留住美丽，男人照相为了摆弄相机。吴思迁的傻瓜相机太旧了，照出来的相片，近了模糊远了模糊，正中间的会变形，只有门窗或桌椅板凳，头发耳朵或衣服扣子比较清楚。
放学以后去上班，我和吴思迁坐在工作间的小车上看留下的那套照片。
“看看你这破玩意儿，什么年代的？老花近视带散光，白费我们一番苦心。”
“不错啦，老兄，你看这张多清楚！”
我探头过去一看是他自己，青蛙造型。
“我拍的几张还凑合，你的不行，加上本来就近视。”
找到一张沙瑞跳舞的，背景里正好拍到淑景帮我扶帽子！我激动万分。
“你看你看，这张多可惜，太模糊了，她在我旁边，……”
“唉，你能不能别太认真？就算她对你有好感，不过交个朋友。”
说的也是，我必须用平常心来看待自己对淑景的爱慕吧。
下了班，我独自从巴士站往家走，繁星满天，寒意正浓，冰雪消融着让气温更低了。我裹紧羽绒外套，怀里揣着美人照，厚厚的，却没有带来一丝温暖。
我走着，想着，寒冷透心，想来想去，想着淑景，实在没什么具体奢望，朦朦胧胧的感觉，或许恋爱，或许寂寥，在异国他乡找点精神寄托罢了。我需要女人，与生俱来的需要，像任何健康正常的男人一样需要女人的爱，关爱恋爱情爱性爱。
从不懂事到懂事，我背负着生理和心理的矛盾反差，长这么大容易嘛？
从小到大，和男性肩并肩，只有交情，和女性面对面，会有感情。幼儿园开始，只跟男孩玩打仗，不跟女孩过家家；上小学时，敢跟男孩打赌爬到树顶往下跳，省着牛奶糖讨好漂亮小姑娘；进了中学，嘲笑追我的男同学，喜欢漂亮的音乐女老师。
和男朋友一起，有说不完的英勇事迹；和女朋友一起，有过热恋有过性经验。
某年某月某一天，发育良好的我总算认清自己：普普通通女儿身，简简单单男儿心。
我喜欢淑景这种类型，美而不张扬。知道她是韩国人，结婚了，有两个孩子，这些足够让我不敢有所企图了。虽然另一个声音在说：我有什么不敢的？
敢与不敢之间，我陷入迷迷糊糊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夜晚，寒冷而美好，我许下一个没有内容的心愿。我知道既使它清晰如满天星星，那也是遥不可及的美丽。
睡在温暖的被窝里，我又拿出相片看了两遍，然后压在枕头下面睡觉。
我做了一个清晰而逼真的梦，以至于醒来的几秒钟里怀疑它是真实的。
课间，我肯定那是在课间，因为其他同学还留在教室里。我走出大门外，没有抽烟，没有吴思迁，冰雪依旧，但是比任何一天都耀眼，连墙上都结着厚厚的冰，一个完美无比的冰雪世界。淑景穿着第一天出现时的那一身白色，走出来，和周围的冰雪融为一体。
我们牵着手拐过墙角，找到校园的一个角落，被积雪包围的角落。我把她拥入怀里，她抬起头，白色的背景，鲜艳的嘴唇在我的亲吻下开启，香甜的气息，温柔的回应，我们在冰天雪地里融化，融为一体。
我照常起床去上学，满脑子萦绕刚才的梦景，不知道今天见了淑景会不会脸红。
碰到吴思迁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春梦。他说我病得不轻！
做梦可能是有所预示的，信与不信，我们只能在现实中缓行。
一切听其自然，生命的轨迹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延伸。无从选择我出生到人世间，温暖的家庭，快乐的童年，然后家庭破碎，伤心中成长，确定自己的性向，在社会上瞎混，来美国，跟着妹妹到安娜堡……没有强求过什么，我走到了今天。今后也不会刻意去追求某一种生活。我和一母所生的妹妹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我没有目标，不思进取。但是我很快乐，我的准则与本份就是自然而然。
想着那个美梦，见到淑景的我并没有脸红。我做我的梦，纯属自然现象，又不妨碍谁。她上她的课，嫁人生子，克守妇道，没我什么事。有事也得走着瞧。
正想着梦境里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下课了，我还在座位上发呆，冷不丁有人轻拍我肩膀，又是让我触电般的温柔。淑景手里拿着一个粉色信封站在我身后。
她递上那个信封，说是生日卡，谢谢我为她拍的相片，言简意赅。不知道她是腼腆害羞还是实在英文有限，平时上课几乎听不到她说话。这一刻她脸红红心慌慌的样子可爱极了。我连忙站起身双手接过来。动静大了点，有同学往这边看，淑景低着头走开，我反而大方得意地对他们挑了挑眉毛。有什么大不了的？补送一张生日卡，昨天我收了好几张呢。又不是当众接吻。
朱丽叶走进教室，我迅速把卡收进了书包，让她见了准又抢过去全班传阅。
放学之后，我心急如焚找个角落拿出卡片来看，有点过于激动了。卡片上淡雅的图案和温馨祝福，只有一行字迹隽秀的生日快乐和淑景的签名。
吴思迁追过来拿去看了，故意夸张地说：“拿到偶像签名啦，恭喜恭喜！请客吃饭吧？”
我悻悻然不搭理他，把卡片抢回来往信封里装，发现里面还有东西，是夹在透明封套里一叠崭新的纸币，韩国的，从大到小不同面值各一张。我一拍脑门想起来，某一天上课发言，我说自己很爱收集各国钱币。
“多有心的女人啊！”我痴痴呆呆发出感慨。
吴思迁小眼圆睁，嚷嚷着：“有钱进账啊！更应该请客！”
“去你的，这是送给我收藏的！”
“折合美金够我们吃一顿的啦。”
“你这么胖，还吃？”我咧开嘴笑他，心情大好。
晚上回家，我找出一对珍珠耳环，光洁白润的天然珍珠。拿到灯下仔细端详，想想配上淑景爱穿的白色系列，一定美不胜收。
这对耳环是有来历的，曾经属于我深爱过的一个女人。有一次跟我上床，一只遗落在枕边，被我收了起来，她找不着，留着另一个没用，又被我要来暗地里凑成一对，放着留作纪念。纪念曾经为她流过的眼泪，要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
现在我决定把它们送给淑景！以示我可以对她忘怀了。她一直有着她爱的男人，也许偶尔会想起我，但用不着我对她念念不忘。
礼尚往来，我挑了一张普通的友谊卡，写上一句感谢话，然后把珍珠耳环洗得一尘不染，收在红色小锦袋里，放进信封。
放学以后，为了尽量避人耳目，我先跑出去等在过道里，淑景经过的时候，迅速把信封塞到她手上。她神色慌张，我心跳异常。
事无俱细，我的一切行为思想都成了上班时和吴思迁的话题。他总是不痛不痒不温不火不紧不慢地发表感慨。刚到这与世隔绝般的境外，有这么一个小兄弟当听众还是挺不错的。他不无叹息自己没故事拿出来讨论。
第二天，淑景把耳环戴上了，配一件乳白色高领毛衣，她总是很会装扮自己，把握分寸，不让多余的修饰遮掩了天生丽质。别人不会注意耳环之类的细微变化。
她坐定了，一如往常拿出笔记本准备上课，然后漫不经心抬起头望向我这边。四目相对，我有点发愣，她抿嘴一笑，微微侧了侧脸庞，亮出耳朵上我送的礼物。我还她一个微笑，点点头，心花怒放。这默契才叫默契！
接下来，我晕乎乎地上着课，什么都听不进了。
下课我叫上朱丽叶去学校小餐厅倒杯咖啡。那里每天供应免费饮料，我们下了第一节课常常结伴去喝点什么。不知为什么我没勇气大大方方叫淑景一起去，和朱丽叶不一样，跟我邻座，她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很容易成为单纯的朋友。
和这俄罗斯大姑娘随便惯了，她很自然上前勾住我臂弯走出教室。我忽然感觉到淑景的目光扫了过来，令我浑身不自在。走在过道上，我停下来，叫朱丽叶等一下，因为我想到淑景平时在班上挺孤僻的，可能她看上去太高傲，几个先来的韩国同学下课了打成一片，也在孤立她。也许淑景还不知道那里有咖啡喝。
属于冲动型的我顾不上想太多，马上折回教室，走到淑景身边，不加思索的英语脱口而出：“Let’s go, get some coffee.(走吧，去喝点咖啡。)”
她看着我，含蓄一笑，合上练习本，从背包里拿出一个蓝封皮小本递给我。
“Thank you. I like it. (谢谢你，我喜欢它们。)”她摸着耳环说，然后起身跟我走。
我看了看手里接过来的小本，是一本精致的通讯录。来不及细看，我把它先揣进口袋，和淑景一前一后走出教室。
朱丽叶折回来找我，正好碰上，于是我们仨人行，说着艰难的英语聊天，一起去喝咖啡。果然，淑景完全不知道那里还有现煮咖啡。
一人端了一杯回到教室，淑景客气而温情脉脉再次谢我。
我觉得自己往前迈了一个健步。应该这样，把淑景当作朋友来交往，比偷偷摸摸暗恋她要健康多了。
上课的时候再看她，我大大方方咧开嘴笑了，心情豁然开朗。
满脑袋是淑景，在学校一天没见着吴思迁了，放学也没找到他。
赶到图书馆上班，他已经来了。
“我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打餐馆，能多挣不少钱。上午我去见工，要培训两天。”
“那你不上课了？”
“就这几天培训在白天，正式上班是晚上，等那边排上班，我准备把这儿的工辞了，或者减掉时间。”
“这样啊，你怎么去找的？”
吴思迁推推眼镜，开始讲他的故事了。
“前两天，我阿姨家有个聚会。她担保了一个老朋友的女儿到这边读书，叫丁小蒙。聚会上我们认识了，丁小蒙在那家状元楼打工，收入不错，正好他们缺人，就让我去试试。今天培训做午餐，挺好玩的，端茶送水还挣了三十多块钱小费。”
“行啊？你小子，又把兄弟我甩了去单干。”
“我问了，他们目前就缺一个人，还是临时的，先让我做做看吧。”
推了推眼镜他又说，“丁小蒙人挺好的。”
我拿眼睛瞄他，“你不是看上人家了吧？一见钟情？”
“去你的，人家比我大八岁呢，上班带我也是看我阿姨面子。”
可是，图书馆下班以后，吴思迁就带着我去状元楼探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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