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脑的连想能力真是无法控制，不知何时来，不知往哪去。今天看了学兄们两篇在农村插队时养猪，杀猪，吃猪肉的经历，我就想到了在兵团吃的野猪肉，死马肉，瘟鸡肉，野鸡肉，由吃野鸡肉又想起了在兵团打猎的经历，进而又想到了连里的司务长 --- 老刘。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陆中国，不仅城里缺肉吃，农村按说是养猪的地方，但也没肉吃。兵团这兵不兵，民不民的地方,“灭资本主义的苗”灭的更邪乎。自留地没有，家里除了可以养只狗，别的一律甭想。一年四季，只有春节，五一，十一连队里才杀猪， 一个人能分上几块红烧肉吃。这骗骗嘴行了，骗不了肚子。 胃亏肉的滋味儿真是不好受啊！
“穷则思变”，城里人为了吃上肉，挖空心思找在付食店的后门，（京城里部长级以上的家庭能在特供食品站买东西，他们肯定不缺。）兵团人为了吃上肉，就到处杀生 --- 打猎。在兵团两年中，野猪，熊，马，猪，狍子，死鸡，兔子，野鸡，猫的肉都吃过。狗肉太香了，那味儿咱实在承受不了，就没吃。
到兵团的头一年，咱在连部当通信员，每天跑团部，取，送连里的公文，邮包和百十来号人的信件。连里的司务长，就是管食堂和小买部的副连级官儿，老刘，也隔三差五地到团部去进货。没几天，我俩就混的倍儿熟。
老刘是位老解放军。五九年彭德怀搞大裁军，王震把五十万解放军的官兵转业到了北大荒。抗美援朝时，老刘还是个小刘，跟在军首长屁股后面当警卫员。 抗美援朝结束了，小刘被首长送到 重庆炮校成了万人羡慕，前程似锦的军官苗子。没承想，咣噹一道军令，小刘給摘了军衔，从戴着大沿帽的威武军官一下子变成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能说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吧，至少也是从泰山顶上滚了下来。
当时，他们这批人的热情还很高，党叫干啥就干啥吗！虽然一夜之间由军官变成了农民，但工资不变，再说周围那么多人都一起转，心里别扭了一阵也就过去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和国的成长，他们这些转业军官与没转下来的战友的差距是越拉越大。我去的那年小刘早已变成了老刘， 他那些仍在部队的战友们有的当了炮兵的师长，最次的也混了个团副，封妻荫子，一个月一百几十的工资，吃的是军官小灶，不要钱。可老刘呢？快二十年了工资才长了一级，月薪六十二块。在部队，甭说师长，团长的家属可以随军，就是个营级干部，如有个十五年的军龄也可以带老婆。可老刘的老婆呢？ 还在四川老家，灌县。这到不是兵团不让家属来，而是老刘的媳妇是个县里的干部，来北大荒谁让她当干部呢？ 这里僧多粥少，连军校的军官们到这都成了大头兵，哪有她一个地方干部的份！就这么一拖再拖，老刘在这远离家乡的贫寒之地当了十几年的有媳妇“光棍儿”。没听他提过小孩的事儿，也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后。两口子一年就相聚就那么几天，没孩子也不足为怪。
还好，老刘是个乐天派，团乎乎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嘴那么一咧，露出了右上牙的一颗金牙。文革中老刘是个消遥派，左右逢圆，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人缘不错。托他的福，我们连还能吃上从团里马场，鸡场来的死马肉，瘟鸡肉。别看现在没人敢碰这些东西，烧后还要深埋， 可当年没个后门关系，你还甭想得着。不知是幸运呢？还是那时“饥民”的抗病能力强，吃了那么多死马肉，瘟鸡肉的，居然也没闹出什么病来。
老刘不抽烟不喝酒，这在东北老兵中尤为难得， 唯一的嗜好就是打猎。他有一只单管猎枪总是擦的锃光瓦亮。 没听他说过，他到底打到过多少猎物，但从他小屋木床上的狼皮大褥子，地下的熊皮垫子，狍子皮的坎肩，狐狸皮的大帽子，看得出，他过去的收获小不了。北大荒的冬天相当的冷，气温可达零下三十多度。家家屋里都有火墙，火炕。可我们连是个新建连，没房子。我们是夏天到连的，一直住帐篷，自己动手盖房。到了入冬才勉强盖起三栋土坯房，老职工一栋，知青男女各一栋。 老刘则住在离伙房不远半间木屋里，屋子的另一半是小卖部。木屋不能起火墙，火炕，只有一个柴炉子。 在那滴水成冰的北大荒寒冬，全仗着那狼皮褥子，熊皮垫子给他挡寒了。
一日大雪初晴，老刘叫我一块上山去打野鸡， 开天辟地头一回，我高兴得屁颠屁颠地。 我们连在小兴安岭余脉的边上，附近的几个山头都不是很高，除了一座像王八形的山有名，叫王八山外，其它都无名。老刘背着枪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一望无边的白雪反射着刺眼的光芒，我们压低了皮帽，眯起眼睛，跨过了一大片白茫茫机耕地，来到了王八山脚下。 山上大树不多，满是干枯的灌木丛。 走在前头的老刘咔嚓一下掰了一支大干树杈子给我，说：“你走前面 , 一边走一边用这树杈子来回地给我扫，这么着，藏在灌木丛里的野鸡就会飞起来。“ “好嘞！”，我答应着，三步并两步地超过了老刘，把帽子往脑后推了推，让眼睛的视野更大些，双手攥住树杈子，在脚前面来回地狂扫起来。山中无路，一边走，一边开路。老刘跟在后面，和我拉开了一些距离。忽然，扑噜噜一声，一只五颜六色的野鸡托着长尾巴从我的右前方腾空而起，它飞的并不高，像是身子很沉似的。 只听得身后“砰”的一声巨响，再看那野鸡，扇乎着膀子，往前继续飞了几下，突然像失了重，呼的一下子，直着栽了下去。 我兴奋的把树杈一扔，大叫着“打着了，打着了”，朝着野鸡垂落的方向跑去。 我这一闹哄，身边又飞起一只，“砰”又是一声枪响， 那只鸡又应声落下。
不是这山上就这麽两只野鸡，就是这两声枪响把别的鸡都吓溜了。提着那两只鸡，我们又在这王八山上踏了一个小时的雪，结果连个鸡影子也再没见着。
回连队的路上我问老刘，你的枪法咋那么准呀，枪响鸡必落，还打的是飞的。老刘毕竟是个老实人，没给我胡吹巴咧，而是据实相告。他说野鸡是靠滑翔飞行的，从山上往下，它飞的远，但飞不快，飞不高。从山下往上，它只有走的份；用来打野鸡的猎枪弹是散弹，一颗子弹里放了好多小钢珠，一打一大片，那野鸡没个跑。
人生就是这么聚散无常，飘渺不定。天刚一转暖，老刘就调回了他的老窝，一个离我们连有 100 多里路的老连队。 那时各连之间不是交通不便，而是根本没有交通。从此我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印在我的心里。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什么都讲个“付出” “回报”，回想他们那代人，命运造化让一批人在无私无怨地奉献，而另一批人在无偿无声的享用，真是不可思议。但那确是当时影响一代人，不，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生活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