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媛真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晚年在对一位女性评价时，使用了一句东方式的语言：“张锡媛真是少有的漂亮！”张锡媛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所有见过她的人都称赞过她的美丽。
这位美丽的姑娘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良乡，曾就读于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十七八岁时参加学潮并入团。１９２５年到北京，遇到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参与领导国民会议促成会。据说她表现很突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年她１９岁。
１９２６年，２０岁的张锡媛同中山大学的女同学在莫斯科郊外照了一张集体像。像片中的她端庄秀丽、清纯坦率，短短的秀发下一双皓月般的眼睛，眸子里映照着一个鲜活而又欢快的生命。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张锡媛与从法国转道苏联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相识了。当时，邓小平正为在这里见到阔别多年的同志而高兴。两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时，碰出了火花。不过，他俩在莫斯科还没谈到儿女私情，共同的话语是法国的牛角面包、旅欧支部、北京的胡同和中国的工人大罢工。
详细资料/>：张锡瑗——河北房山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参加领导了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后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冬在上海逝世。
★和邓小平相识于国外，结合于白色恐怖的上海，死于难产。
★她英年早逝，夫妻情缘仅两年。 />
１９２８年，２４的邓小平与２２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合了。这种结合，是浪漫的同志式的结合。
当时，邓小平已从苏联回国并在中央任秘书长。一天，一个新报到的秘书让他惊喜万分。这个秘书就是与他在中山大学不同班的同学张锡媛。异国相识，在白色恐怖中于上海相遇，再加上后来工作上的相知，他们成了夫妻。
年轻革命者的婚礼非常热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四川餐馆，中央机关的３０余人参加了这场婚礼。婚礼上，邓小平乐呵呵地喝酒，张锡媛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同大家有说有笑……
多年之后，健在的老人都还记得那场婚礼和那个女孩儿般的新娘子：“她个子不高，讲话轻声轻气，白净的脸，秀气温柔，和邓小平感情很好，有说有笑。”“她穿一身旗袍，短头发，高跟鞋，人漂亮，性格很好，很活泼，很爽快，对人很好……”
邓小平晚年在回答晚辈的好奇时，还是那句话：“那是少有的漂亮！”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俩共建了一个纯洁、美好的小家庭。当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夫妇在一个党小组，小组成员平均年龄２４岁。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成熟、坚定而又活跃的党小组。
没有人听见这小两口发生过口角，在人们的记忆里，见到的只是他俩像两只快乐的小鸟，进进出出、飞来飞去……
他俩在春天结为夫妻，很快便有了爱情的果实。但谁也没有料到，１９３０年１月，张锡媛在生下孩子后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她就在丈夫怀中死去，只留下那张２０岁时的照片，在所有后来人的心中，保持着那份永远的美丽。
如今，那张照片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媛烈士墓上。她的美在新世纪的春天仍然绽放。作为一个信徒、战士和娇妻，也让邓小平在他们分别后的岁月多了一份美好的回忆。
张锡媛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夫人。张锡媛很美，但她与邓小平在一起时更美。
有一个战士名叫阿金
阿金的名字叫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她与邓小平同岁。党内许多老人称阿金，大约是沿用上海人的称谓，听起来非常优美。
１９３１年７月，白色恐怖弥漫着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中国革命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下陷于低潮。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那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不久他被批准到江西中央苏区去。
邓小平到苏区，结伴而行的正是阿金。许多人在回忆中称二人“一路同行”，但从当时革命秘密工作的习惯来看，也许是一次“假伴而行”。
同邓小平革命经历有所不同，阿金在１６岁那年就曾在县女子中学参加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毕业之后成为一名教师。大革命失败前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成为舟山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阿金的美丽在春天中散发着一股剑气，风风火火，活脱灵鲜。她有当教师时练就的伶俐口齿，有做工人运动时锻炼的鼓动能力，还有叛逆世俗的革命激情，所以见到她的人常常会被她感染。她与邓小平在年龄、性格上也有几分相似，走到哪里都笑脸可人。
他俩一同排除难险赶往苏区。旅途中，邓小平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阿金也介绍了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最后被同志营救，再到上海全国总工会秘密从事工人运动，直至担任江苏妇女运动会书记、上海纺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等传奇经历。
革命把一对青年变成斗士，斗士在相知中又唤起男女的情愫。他们在苏区结成了一对革命夫妻。
今天，仍然没有多少有关这场婚礼的回忆，这反映了两个革命者的成熟和战争的匆忙。但在起初的日子，他俩像满怀深情的男女青年一样，闲暇时的谈话依然给苏区倥偬岁月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苏区，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阿金先后任于都和胜利县委书记。两人相隔很远，因此不断有鸿雁传书，遇到开会和办事时他俩聚在一起，总是在同志们的热闹中度过短暂时光。
然而，人有情但天却无情。一场“左”倾路线斗争给这对革命夫妻带来了最终分离的遗憾。
是在中央苏区“左”倾路线斗争时期，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受到撤职和党内处分。这是邓小平三落三起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他没料到，这也是他感情上的又一次跌入谷底。在遭受批判后，他和阿金同志式地分手……
阿金同邓小平分离后，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的科长，次年又担任了中央武装动员部副部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依然是一个坚强的战士和革命领导干部。
在红军长征中，阿金被调到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同许多年弱多病的老战士一样，她走过了雪山、草地和无人区。在延安，她又回到中央组织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她入校学习，并担任女生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尽管她坚强地战胜了一切困难，但她的身体在战争年代受到损伤。１９３８年，组织上安排她去苏联治病，不料却赶上苏德战争爆发，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不幸在战乱中死去，时年３７岁……
邓小平得知阿金去世的消息时已另有家室，听说阿金走了，他好像没有留下什么话语。这大概就是那种无言的结局。
半个世纪的“拐杖”是卓琳
卓琳出身名门。卓琳本姓浦，云南宣威人。父亲是名实业家，曾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北伐军少将。卓琳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的革命精神，十几岁就离家追求新的生活。
大约就在邓小平与阿金结伴赶往苏区期间，云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的代表团正赶往北平。在这个代表团中，有一个年约１５岁的大眼睛女孩，个头不高，但结实利索，脸上两个酒窝，非常惹人喜爱。她就是代表团中的省短跑名将浦琼英，也就是后来的卓琳。
1939年9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
在卓琳同队友们赶往北平途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代表团只好折返。但如初生牛犊般的卓琳却只身闯到北平，她要到抗日救亡最前哨去经世面、见风雨。在北平，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进步活动。然而，１９３７年的七七事变打翻了她的书桌，她同两个姐姐来到延安，并在这里结识了邓小平。
“他从前方回来，经常到公安部里来玩，有时我们也到他们驻地去玩。他大概那个时候对我有意了，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到延安的女朋友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后来，他两次主动找上门。听他讲完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也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多年后，卓琳平实而又深情的回忆，记述了战争岁月那段浪漫的爱情。
１９３９年９月的一天傍晚，延安杨家岭灯火通明。在毛泽东的窑洞前，几位中央领导人为两对新婚夫妇庆贺婚礼，其中一对就是邓小平和卓琳。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追求洋溢在他们的笑靥里，邓小平以延河水当酒，陶醉如斯。
据许多老人回忆，邓小平是在邓发的带领下通过“找对象”的形式，找到当时学习优秀、品貌双全、热情向上的卓琳的。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自由恋爱的过程和结果。
那一年，邓小平３５岁，卓琳才２３岁。婚礼后不久，卓琳就随邓小平赶赴抗日前线。从此，卓琳便成为邓小平的助手跟着南北征战。他们生育有两男三女。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邓小平都重新获得了一份真爱。卓琳是一个战士，更是一位贤妻良母。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后来进入和平年代，她同许多嫁给领导人的妻子一样，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付出了许多牺牲。“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这是邓小平对妻子的要求，同时也是卓琳一生的准则。
当年北大物理系的大眼睛姑娘，几乎让所有的子女迷上了物理学。除了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她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包括树立自信、自强、开朗、朴素的品行。
作为邓小平的夫人，她尽到了相夫教子的本分，同时付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牺牲。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有两落两起由她相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被打倒，成为“中国第二大走资派”。很快，邓小平和卓琳被软禁起来。中央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卓琳的问题也并入邓案。在经过无休止的批斗之后，她被惩罚打扫卫生。
每天，院子里先是她一人操着扫把“哗哗”的扫地声，很快，就有了第二把扫把掀起的扫地声。那是她与邓小平的深情合奏。她陪邓小平受苦，而邓小平则替她分担劳动。两年中，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天热地寒，院子里两把扫把诉说着一对革命夫妻恩爱携手的患难故事。
邓小平失去工作很难过，而卓琳还要经历与孩子们分离的痛苦。邓小平抽烟，她也学着抽。一天，邓小平见她狠劲地抽烟，便说：“现在你烟瘾比我还大了，将来怎么办？”
“等哪一天他们还你清白，让我和孩子在一起了，我就戒！”
１９６９年底，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卓琳和邓小平的继母同他一起南行。一到目的地，她和继母就开始忙前忙后，收拾屋子，规划养鸡种菜以改善生活，不断写信与孩子们联系。在劳动时，她还不时哼起一两句延安大生产时期的歌，给邓小平压抑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快乐。
很快，卓琳又陪伴邓小平沿着那条已成为历史印记的“小平小道”到工厂去劳动。起初，大家与邓小平不敢接触，是她用真诚在邓小平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并帮助邓小平在流放岁月找到了快乐的阳光……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一度被起用。在离开江西回京的火车上，邓小平发现她鬓角上平添了丝丝白发，不禁凝视许久。而卓琳只有一句话：“应当高兴，总算过来啦！我们胜利啦！”
同中国所有善良的女性一样，她在夫唱妇随中感受着生命的光彩。邓小平二度出山后，她又负起了助手、管家和母亲的角色。
可惜，这段时光太短暂。由于邓小平试图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展开斗争，一场暴风雨又降临到邓家。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和卓琳被秘密监护起来。在这血雨腥风的时刻，是她陪邓小平靠打扑克牌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建国后的邓小平两落两起，被外国评论家称为创造奇迹的政治家，而又有谁知道，与邓小平一起创造奇迹的还有她！她默默地站在邓小平的身后，为了邓小平、为了邓家，也为了国家，苦也罢甜也罢，好也罢坏也罢，升也罢降也罢，她心中只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他！
当她少女的青丝变成了白发，体育健将的身体也在折磨和劳累中染上了多种疾病。在当年的鸿鹄之志化为了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之时，１９９７年２月，邓小平走了，只留下孤独的她。
邓小平的遗体起灵前夕，灵堂里只有伴随他一生的老警卫员和卓琳。卓琳让老警卫员再为他站好最后一班岗时，老警卫员潸然泪下：“我何止是想站最后这一岗啊，我陪他一块去也行啊！”警卫员老泪纵横，她也泪如雨下。这话又何尝不是她要说的？！
邓小平身边织毛衣的女儿邓林
邓小平与卓琳生育有五个孩子，若算上他与先妻张锡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个子女。
在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三个女孩，邓林是画家，邓楠是国家公务员，邓榕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邓家三代人（左起：邓小平、萌萌、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却又有几分怜弱和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的邓林，显露出女孩子的几分内秀。在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中，她和邓质方都属于语言较少的孩子。
“在医院看护邓小平时，她织毛衣，邓小平看书，都不善交谈。”医生们有这样的印象。
不善言词，并不等于没有思想和见地。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用画笔说话。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均获得了社会和业内很高的评价。
在邓小平的孩子中，邓林幼时吃苦最多。她出生在战争年代，又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生的。
那是１９４１年，是华北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年。９月，邓林在赤岸出生。卓琳生她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七天，忍痛将这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乡家中去哺养。
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１９４３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她这个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在邓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小平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以及一个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偶尔可以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部队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邓林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户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站了半小时。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战争成了她的幼儿园。除此之外，她还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也跟着相聚在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她儿时的心愿实现了。邓林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邓林眼帘的时候，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开始后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要承载更多，因她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忍耐力，这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生活艰辛之后，更不明白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岁月，整个邓家也是随着邓小平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好在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亲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妻为人母。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邓林的整个人生。在父亲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今年６６岁，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的光荣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总设计师家庭里的“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围上来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
据许多熟悉邓家情况的老人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小平认可。邓小平在３０１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介绍邓楠是邓家大管家时，邓小平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４岁，比妹妹邓榕大５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总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聪颖，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果不负期望。
在邓家的三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到“文革”运动发起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系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学校的学生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
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有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传授在危急时刻的处置“机密”。在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邓小平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子女们联系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能力和权威。
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迈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工厂买煤；逢年过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就说父母的工资不准确，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着字条回到家中，全家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还给临别的父亲以女儿的细心，亲手往父亲口袋里装进一副扑克牌，以伴随父亲战胜寂寞岁月。邓小平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第三度复出之时，邓楠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干部、党内同志，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女儿、妻子及母亲。看着邓楠的成长，父母特别高兴：“大管家”确实长大成才了……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领导最省心的部门。
随着女儿职务的升迁，邓小平当然高兴，但同时又要防止女儿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并担心是否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引来群众意见。女儿每一次出国、调离或职务变更，邓小平总要仔细过问：“这次出国有几个人啊？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去啊？”“工作得很好，为什么要变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么长处啊？”“听说又进步了？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你能胜任吗？不能翘尾巴哟！”
邓小平没有思考因为家庭、政治和历史磨难带给孩子们的耽误，但必须要孩子自立自强。当看到邓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断成长时，他高兴；当邓楠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时，他总是有滋有味地吃完……
邓楠在父亲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份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最漂亮的女儿”邓榕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萧榕。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小平的幺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原因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笔者一直叫她毛毛大姐。这个大姐生性快人快语，利利索索，感情丰富，待人真诚。许多人说她办事像父亲，笔者倒觉得她更像“川妹子”：漂亮、干脆、深情、善良。
邓小平刚去世那年，她给笔者一位同仁打电话说要写点东西。这位同仁不知她是邓小平三个女儿中的哪一个，她在电话上很干脆地说：最漂亮的那一个。同仁与笔者去和她见面时，她从口音听出笔者籍贯，说：你与我老公是同乡。分别时，她知道笔者回去的方向时，又说：你与我公公住得很近。机敏，诚实，不摆架子，很自然，也很亲近。
她与两个姐姐不一样，她们出生在建国之前，而她则是建国之后第一年出生的。无拘无束，少年没经过多少苦难，加上天性活泼，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很前卫，心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笔者到香港为其《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筹备发行时，还有男士打听：邓小平小女儿婚否？而此时，笔者知道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龄。
据医生讲，毛毛到医院看望邓小平时，病房最不安静。由此，医生隔老远就能作出判断今天邓家是谁值班：大女儿来了之后静悄无声，二女儿来了之后有动有静，小女儿来了之后不大安静；若三个女儿一齐来了，就难安静。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确很幸福：三个女儿，给了他三个世界！
可以想象，毛毛是父亲是喜欢的一个女儿。邓小平晚年外出，她总是身边最近的一个。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传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外界传说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小平有个女儿在国外，那么 “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里“留学”了３年，补了哥哥、姐姐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毛毛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在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工作之后，到了外交部，并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等秘书。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用她的话说：她的官好当，都是副的。这位大姐的话总有些调皮，但她在工作中从不开玩笑，所以上面的正职都非常满意，群众也很支持。
尽管毛毛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她所说的“两位主席”，是指父亲曾任过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指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毛毛大姐说话很诙谐。
笔者与毛毛大姐有过简单的交谈，从而知道她对人生感到满意。尽管她在“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她不仅在艰苦岁月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结识了贺平，一个英俊、宽厚、勤奋的男人。
说起丈夫贺平，大姐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天，一位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两人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父亲亲自“考婿”，二人结为连理。再后来，贺平成为邓家的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
毛毛大姐始终对父亲敬佩不已。于是，在进入不惑之年后，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决定写书，写关于父亲的书。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父亲知道这个女儿总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因此总是支持她去做。
这样，她花了很长时间和许多经历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再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领袖与战友，以及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很快写了出来，此书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笔者结识毛毛大姐是在邓小平辞世之后。那时，影响她大半个天空的父亲走了，她有些孤独。与此同时，她的专著上半部上市后的余温尚存，知道她想继续写父亲，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合作。
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她不能自已，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战争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验证、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此时她是女儿，但还有更多的工作，以及作为妻子及母亲的责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绑在战车上一般，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为此感到快乐……
快到文稿杀青时，她约同仁和笔者小聚。说起辛劳，她高兴地说：瘦了。假若谁要减肥，那就叫他写作！
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这位快乐的女儿更忙碌了。她要怀念如同还活着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父亲，守望和照顾自己的丈夫，还要陪伴自己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还有更多的事业。她永远在快乐中生活！
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的生母
邓小平很少提到自己的亲人，包括他的母亲。
邓小平生前是一个精言慎语之人。精言，他话不多，却恰到好处，少而精，都很管用；慎语，不说私语、不说闲话、不讲不负责任的话。笔者认识他当年的两位作战处长，讲起邓小平，都是一个感受：有啥说啥，不讲废话；不想不说，不说但想。知道这一点，再读《邓小平文选》，可以理解到更深一层的含义。
邓小平生前说话不论是多是少，却很少说自己的家庭生活。毛泽东还讲述过母亲信佛，而邓小平对外似乎从没谈过母亲的点滴。据邓家老人们回忆，邓小平母亲姓淡，但查找许多材料，仍然不知她的姓名。
淡家亦是广安县望溪乡的一支望族。在淡家女儿成为邓小平母亲之前，淡家比邓家家业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受教育的条件，估计淡氏家教不会差。
邓文明老爷与淡氏早年成婚，时邓老爷才１５岁。
说起邓老爷，他在广安也是不凡。早先祖上曾出过翰林，但到邓老爷时，已房无几间，地无几亩，而且是三代单传。好在邓老爷省吃俭用，几个姐妹也勤奋，使邓家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小地主家庭。这样，淡姑娘由人做媒嫁给邓家，勉强算是门当户对。
淡氏年长邓老爷两岁，十分能干，知情懂理；更为重要的是，她身体健康，这能给邓家带来繁荣。
邓老爷在娶淡氏之前，曾娶妻张氏。张氏嫁到邓家时，邓老爷才１３岁，但不到两年，张氏去世，没有儿女。淡氏婚后一年，就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为邓家生得一子，就是邓小平了。在邓小平之后，母亲又给他带来弟弟邓垦和邓蜀平。
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２日，邓小平就在邓家的期盼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想象，作为邓家单传几代后的第一个儿子，邓小平是在百般呵护中度过他的幼年的。
５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去读私塾，学名邓希贤。但邓小平只读了一年私塾，就到乡上初小念书。１１岁的时候，邓小平考入广安县高小，１４岁时就到重庆读“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了。
在邓家，邓小平的母亲的确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特别是她为邓家养育了几个男孩，因而受到乡人尊敬，在全村有很高的威望。
淡氏品行很好，从不埋怨什么人，也不打骂孩子，遇到什么事总是讲道理，街坊邻居发生什么纠纷，都请她断家务。过去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这位淡氏断定的家务事却经常受到大家的称道……
淡氏以贤妻良母的形象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那些年，邓小平的父亲邓老爷热心社会活动，曾在“袍哥”中当“三爷”，也就是在组织中处理日常事务，后来升为 “掌旗大爷”。到了民国时期，邓老爷曾担任过广安县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所以，料理邓小平生活、负责邓小平教育的主要是母亲。母亲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
据邓家后代们讲，淡氏最疼爱的是邓小平。后来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一去不复返，有时音讯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每逢春节团圆之时，饭菜端上桌时，她已泪流满面。
１９２６年，淡氏病故，终年４２岁。有人说，她是想大儿子想死的。
邓小平只在母亲身边生活到１５岁左右，但这１５年却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位母亲给儿子的影响，也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福祉……
不是生母如同生母的夏伯根
在邓家，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奶奶名叫夏伯根。套用《红灯记》中的一句台词：奶奶也不是亲奶奶。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大军进川时，四川人民欢欣鼓舞，其中也包括邓小平老家的亲人。听说邓小平入川，广安一位中年妇女兴奋不已。她把大门一锁，拿起一个小小的包裹，坐着嘉陵江上的小船，便来到重庆的邓家。这位农妇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
继母夏伯根只比邓小平大５岁
此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卓琳任重庆人民小学校长。而邓小平的儿女还小，尤其是毛毛刚１０个月，最小的儿子也将出生，全部孩子便由这位农村来的妇女照看。
夏氏是邓老爷的最后一位妻子，也是继张氏、淡氏去世后，娶的另两位妻子中最后的一位。淡氏去世后，留下一堆儿女，邓老爷又娶了一位萧氏，为邓小平生了个弟弟邓先清，可惜不久萧氏也病逝了。邓老爷无力照料这些孩子，就娶了第四位妻子夏氏。
夏氏是嘉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生活的漂泊，使船工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分，加上妻子早逝，船工就与女儿相依为命。夏氏十几岁时曾嫁给一位类似今天公证人的“中人”，不料就在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丈夫却病死。她就带着女儿嫁给了几度丧妻的邓老爷。
夏氏到邓家后，先后生了邓先芙、邓先群两个女儿。在邓先群不到８岁时，邓老爷去世，只留下夏氏和一群同父异母的孩子们。
邓老爷的去世，对夏氏来讲是莫大的不幸，但她以勤劳朴实渐渐获得了邓家上下的尊敬……
夏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她从邓家的晚辈中知道老爷的子女中有一个少小出国、现在共产党内做大事的公子，便一直很关注。同时，她还同情共产党人。有一次，她曾将几个被敌人追捕的华蓥山游击队员带到家中藏隐许久。待重庆解放，在中共外围组织的女儿邓先芙打听到先贤大哥成为川人最大的官儿时，夏氏义无反顾地来到邓小平家，以她的勤劳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如今的邓家儿女对夏氏已没什么亲祖母和继祖母之分，夏氏的生命也几乎献给了邓小平后半生的革命事业。在邓小平谢世后不几年，她也走了，但她留下的故事实在太多。
建国之初，邓小平日理万机，卓琳也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所有家中事务全由夏氏料理。天不亮，就要做好家人的早饭；大人上班、孩子上学的时间到了，她帮助穿衣盛饭；待大家吃穿停当之后，再把一家人送出门；接下来，又忙着做中午饭和晚饭。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待邓小平夫妇看到孩子个个健壮时，无不从心里感激。
在邓小平蒙难时期，她再一次成为邓家至关重要的人物。
“文革”中邓小平第一次蒙难时，孩子们尚小，她就像一只老鹰一样，用翅膀呵护着这群受到歧视的小鸟。缝补浆洗，吃穿用学，她都得一一操心。邓楠主持家务，她当顾问，几乎用平常人家十分之一的开销，保证了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再后来，一道遣散的命令将邓小平下放江西。行前，邓小平提出要带这位老人一同去。邓小平的要求得到批准。夏氏到江西一住下，就锄地种菜、淘米做饭。
在邓小平的饮食生活中，一是酒，二是豆瓣酱，这两样东西非常重要。在压抑的岁月里，邓小平时常喝一点酒，但当时却缺少供应。另外，邓小平口味偏重，一直做菜以豆瓣酱为作料就着下饭，但这在当时也很少。这些困难没有难倒夏氏，她同卓琳反复试验，终于酿出了邓家的酒和邓家的豆瓣酱，也为邓家在流放岁月的生活添加了一道佐香……
邓小平回京，家中又添了一代人。好在夏氏对这一套都熟悉，几乎没让邓小平夫妇操心和儿女们费神，她又帮助一个一个地带，一个一个地抱。当孩子们一个个成人时，她的白发爬上眉梢，但劳作依然不减。她身体一直很好，只要劳作，她就不会生病……
在邓家，她既是奶奶，又是母亲。她有三个亲生女儿，除了将邓先群带在身边，其他孩子她都没有顾及。她用朴素的情怀，保证了邓小平的工作和生活。
在邓家，她是邓小平尊敬的先辈，也是卓琳的朋友和助手，是孩子们的奶奶和亲人，也是晚辈的祖母和最挂念的人。
她把一生献给了邓家，把母爱献给了邓小平的事业。当邓小平晚年住院时，她因得不到病情而不断问孩子们：“宝忠回来了吗？”张宝忠是邓小平的老警卫员。她知道，只要张宝忠回来，邓小平就没什么大事。有一天，张宝忠突然回来了，带回的却是邓小平仙逝的消息。老人的头发一下白到了发根，从此，她突然感到身体再无气力……
同邓小平一样，她以９０余岁的高龄谢世，只留下一个名字叫夏伯根。
不曾谋面但感受最多的岳母雷氏
在卓琳身上，有红色信徒、革命战士和新时代女性的特征，同样也有中国妇女相夫教子、夫唱妇随和甘于奉献的传统美德。这种品德，源于她的母亲。这位母亲，也就是邓小平的岳母。按照中国“一个女婿半个儿”的说法，她也是邓小平的母亲，一位伟大的母亲。
邓小平岳母雷氏，云南宣威人。按婚约，年轻时的她嫁给了宣威火腿实业家浦在廷。后来，浦在廷成为孙中山北伐军滇军军需总局的局长，她也成为少将府的女主人。在浦家，她将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无疑也影响了女儿卓琳，并通过女儿将她的母爱深情转达给了邓小平。
１９２５年，当雷氏带着女儿浦琼英（也就是后来的卓琳）出现在革命大本营广州时，这是她一生最远的一次旅行。当时，雷氏一头素发，穿着当时中国女性时髦的对襟衫，迈着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既美丽又普通。后来，她以她的善良和勤劳受到大家的高度评价。雷氏为浦公生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并亲手将几个孩子拉扯大。她主管着浦家少将府里各项事务，是浦家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关于雷氏，有许多故事至今还被后代们夸赞：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既要带孩子，又要操持家务，有时还下地干活，但她从不叫苦；她是全家的大嫂和母亲，谁有困难都找她，她见谁有难处就帮谁出主意或贴钱送物，使家族的每个人都得到庇护；她出身贫困，了解穷人，从不让用人称其儿女为少爷、小姐，对贫苦人菩萨心肠，是当地方圆百里最好的女主人。
最让人们感动的是，她到广州后不久，正赶上浦公遭奸人暗算入狱，被抄家。也就是在浦公进入人生低谷之时，她带着长子和幼儿东躲西藏，最后死里逃生，并重回宣威帮助死里逃生的丈夫重振家业。
在浦家，浦公又遇到讼事，她变卖家产和私房为丈夫平息了又一场危机，终于使浦公东山再起……
透过雷氏的一生再看卓琳，便不难看出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母亲身影的翻版。毫无疑问，她把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邓小平和她与邓小平为之奋斗的事业。
延安时期，卓琳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年轻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怀着一腔热血投奔心中的圣地，并且很快成为邓小平的夫人。这其中有革命者的爱情，也有组织的工作，但她服从了组织，也服从了爱情。
战争年代，卓琳正值花样年华，但作为妻子，她必须承担人妻的责任；作为母亲，她必须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在革命战争年代，多少革命女性在面对事业与生活的矛盾时作出了种种决策，但她却坚定地走了下去。
卓琳是一位知识女性，工作中有很强的能力，在许多岗位上都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她本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和岗位，也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和重用，但她没有那样做，是母亲的影子带着她向前走去：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革命女性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夫人，都走上了工作岗位，独立于丈夫的影子之外，但卓琳一直信守丈夫的“两不原则”，一门心思给丈夫当秘书。
“他看完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要收起来的，就交给我一一登记，再用三轮车拉到办公厅存档！”卓琳回忆起当年平凡而又充满深情的生活，一切仍历历在目。
“文革”开始后，卓琳几乎由邓小平的工作秘书转为了生活秘书。邓小平衣物破损后，她就一件一件地缝，一针一针地补。生活困难，她总要想方设法为他加一道菜。邓小平爱喝茶，她总是变戏法似的上午为他泡一杯龙井，下午泡一杯龙井，而她只喝剩下的茶根。
生活的艰辛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她的职务和级别在她任邓小平的秘书期间没有占半点便宜，而且在“文革”中几乎无职无级。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她再也补不上来了，所以，她一直是个秘书。
有人和邓小平开玩笑说，卓琳这个秘书可不是一个普通秘书，她就读于北大，是党和国家领导夫人中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帅府千金，有名的体坛宿将。除此之外，她还精通古典文学，对京剧很有研究。人们称赞邓小平的秘书夫人是个“才华出众的夫人”，邓小平听了笑而不语，而卓琳几十年也甘于奉献，勇于牺牲。
历史选择了历经人生历练的邓小平，同时也选择了卓琳。“文革”中，邓小平被批判、被软禁、被流放，直至再软禁，她一直伴随在邓小平身边，是革命者的意志、伟人的胸怀和爱情的力量，帮助邓小平战胜了困难，也是妻子的温暖给了他生存的勇气，并使他重新回到政治的舞台上……
母亲当年为北伐将军受苦，而女儿在“文革”中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蒙冤。雷氏无疑是把母爱通过自己的女儿敬献给了这位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女婿。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而一代伟人邓小平的身后，有一群巾帼英雄为他付出了她们全部的挚爱和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