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中学，我第一次见到周老师对他并无什么好感。因为在小学最后两年的班主任给我留下了深刻映象：五年级的班主任简直是位美女，她长得幽雅美丽，皮肤白晰，还很会讲故事，不仅男生喜欢她，女生也非常喜欢她。六年级的班主任是位年青帅气的男老师，不过他虽然讲课讲得很好，脾气却很坏，女生都不太喜欢他。而眼前这位班主任，别说跟帅气不搭界，甚至跟正常都不沾边！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由于左手有残疾，使得整个左边身子都象是萎缩了些。而且他是数学老师，而且他是第一次当班主任，而且是在把“师道尊严”当封、资、修给反掉的年代！他能管好我们吗？可以说全班同学都没把他放在眼里。
“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我的名字叫……”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遒劲潇洒的三个字，这一刻，我对周老师有了一分好感，因为我从小就写不好字，天天让父亲责怪，因此自小就认为，会写字的人本事大。当一节数学课上完，全班同学对周老师真的刮目相看。无论多么枯燥乏味的数字，经他一说，竟是那么令人津津有味，他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上他的课，很难打磕睡。还有他那手漂亮的板书，我真想让爸爸来看看，这算不算“一手好字”？
周老师不仅数学课上得好，在管理班上的事物方面也很有一套，我说很有一套，是不象我见过的其他班主任，他很少在班里说什么，管什么，只抓住“班干部”。开学一星期，他就在我们学生里头树立起了威信，我听到过别班的学生在背后叫他的外号‘周跛’，我们班的同学无论人前人后，是不会这么叫他的，我很反感别人这么叫他。“周老师”是我们对他永远的称呼。
我的体育课向来很成问题，某个星期天，为了帮助我通过推铅球的考试，几个女生在操场反复给我“培训”，那铅球在我手里有千斤重，每次铅球一放到我手里，女生们就尽量离我远点，生怕我把谁的脚给砸了。周老师在远处路过，他见大家七嘴八舌地指导我，我仍然不得要领，就走过来给我做师范，他的姿势，动作都很规范，反复了几次后，他忽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一位高大的女同学见周老师那残疾的左手不能马上帮他站起来，就上前将周老师搀扶起来，那一刻的镜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再也抹不去，我为自己如此残忍地笑话一位有残疾的人而自责自今。
周老师究竟有多大年龄，一直是个谜，他没有家眷，不苟言笑，抽烟抽得很凶，他的屋里总象发生火灾，烟雾腾腾的。据说周老师在学校（忘了是中学还是大学）时，酷爱体育，尤其善长足球，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摔伤了手，无法治愈，从此留下了残疾。我们那时每年都要去开门办学，一年去工厂，一年去农村，再一年去军营。我们学校附近有许多大工厂，所以学工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而学农学军则要背着被子、枕头、蚊帐、衣服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走几十公里的路才到目的地。我们各人自顾不暇，从来也没想过帮帮他，现在想来，以他那样的身体，实在是难为周老师了。幸亏无论是在工厂，在农村，工人农民们都很尊敬老师，所以老师们并不要象我们那样干重活。在学农其间，我们是要自己做饭的。一群13、4岁的孩子，非常有限的物资，恶劣的环境，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饭菜？很多时候，一碗白饭。两块豆腐乳就对付一餐了，以致于那时候的女孩子很少有不是严重贫血的。
文革其间的派性斗争，是中国有史以来演绎的最深刻、最残酷、最持久、也是最广泛的。和我一块从小学来的同学几乎都不是我父母这一派的——走资派/右派。虽然我们很熟悉，从小一块长大，但我已经有几年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我更怕新同学知道我是走资派/右派的子女。分班后我高兴地发现，那几个我最害怕的同学都不在我的班里，我暗暗地松了口气（在我中学毕业那年，周老师才告诉我，是他把那些造反派背景的同学划到别的班去了）。周老师还一个劲鼓励我加入红卫兵（不同于文革早期，后来加入红卫兵要写申请，由红卫兵大队部批准才行），入了红卫兵，又鼓励我入团。还让我当了班干部，一时之间，我忘了自己的斤两，还以为自己也是红五类了呢！我积极写入团申请，积极干一切班里的琐事，积极和同学们团结合作。
终于，我成为初一年级第一个被团支部接纳申请的学生。并给我指定了两位介绍人（因为我们初一年级没有团支部，所以一切由团总支负责）。我的两位介绍人常常找我谈心、鼓励我。不久她们又告诉我在第一学期末，就会有第一批新团员入团，她们都很有信心我是第一个。很快，光荣榜就出来了，那天我兴冲冲地跑到饭堂，站在大红的光荣榜前仔细地看了三遍也没找着我的名字。我以为眼睛让红纸弄花了，又从头到尾认真看一遍，没错，就是没有我，这一夜我是又难过又纳闷。第二天我的介绍人来找我谈话，我被告知：由于家庭政治审查不过关，我不可能在第一批被吸收如团了，她们鼓励我努力学习，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与家庭划清界限……。她们还说了什么我都听不见了，只觉得双膝发软，两耳嗡嗡直响，除了唯唯诺诺，我还能说什么？忽然间我觉得所有同学都知道我不是红五类了，我该怎么办？
周老师找我去询问入团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被‘流放’的白专，所以他们没权利向组织了解学生的政治问题）。我把介绍人的话复述了一遍，一边说时，那一直在所有人前都能忍着的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周老师很生气地责备我，你怎么这样快就灰心丧气？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自己走。“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自己走”是当时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这句话的，可是，对别人说这句话和听别人对自己说这句话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终于清醒了，知道了自己究竟是谁。
在周老师的不断鼓励，不断帮助下，我最后还是在初二年级入了团，还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团支部书记。但是，第一次不能入团的事件给我烙下了终身记印，在我今后的人生旅途上，无论得到多大的荣誉，或者受到多大的委屈，我都能心平气和，牢牢记住自己是‘什么东西’。早熟有时还真不是什么坏事。我最想感谢的是周老师，如果不是他的鼓励，也许我的人生会是另种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