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至92年的冬季,中央台播放《望长城》,一部由黄宗英,李培红,焦建成主持的纪录片,我几乎一集不拉地看完了,其震撼至今仍能清晰感受(窃以为之后的《话说长江》之畴绝难望其项背)。长城脚下的那些小村庄,打井打到百米仍然没水。漫天的黄土,沙漠的驼队,陕北高亢干涩的山歌等等,在突然之间使我产生了奇异的感觉。我其时倒卖电脑,生活已然步入小康。《望长城》所反映的生活与我当时“醉生梦死”的状况恰形成一种眩目的对比,这种对比导致不满现状的我想以“那一种”生活强加于己,来寻求自身的歧变与回应。或者那种“简单的人的简单的生活”可以使我部分地、暂时地摆脱都市的挤压。我自然不会去过那种生活,可是我想去认识那种生活以及它对我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初的说法是去“塞外、口外、关外”,可真正计划时方向全变了。因为所谓的“塞外、口外、关外”,其范围极大,生活条件极苦(四年后去了塞外;而口外、关外至今未去),且沿长城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一路很多地方是很危险的,比如罗布泊。于是我就转向西南,那里条件好一些,且张家界,九寨沟,成都重庆,大小三峡,不正是我向往已久的吗?91年5,6月间,我读到了沈从文的一个散文集。沈从文虽说著名,但其著作在上海的书市上并不多见,所以我之前没怎么看过。他笔下的湘西在我心中引发了无穷的遐想,到后来,只“湘西”两个字在我眼中就已具有无限的魅力。以后又看到了凌宇的《沈从文传》,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湘西(主要是凤凰城,当然我那时已听说了路易艾黎有关凤凰与长汀乃中国最美之小镇的评价)自然就进入了我的计划。提到湘西就不能没有王村—著名的芙蓉镇,尽管我当时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它。
之前的某一天我看到一个名为《第七演播室》的节目,一被访嘉宾谈起某日躺在跑马山的草地上的感受。白云如何如何,心情这般这般。这其实也是我整个旅行的另一契机:到康定看云去。所以川西的康定也很自然地进入了我的计划。
有一次在上海延安中路音乐厅边上的新华书店买地图,地图柜台对着街面,所以顾客基本上就站在人行道上。一个爱旅游的老者操着一口北方话,第一次让我知道了猛洞河与海螺沟。至今我仍记得他的样子,仍非常感激他带给我的信息。
从小就知道西双版那,但从没想过去那旅游。有次与一以前的同事喝咖啡,她说想约几个朋友去西双版那旅游,这一下让自命不凡的我好不惭愧―― 一个时髦的都市女孩竟然有一个开我茅塞的计划。顺便说一句,电汇款就是她的主意。那时边境贸易正在兴旺时期,缅甸边境免不了是一定要去的。
大理绝对是因为金庸而不是《五朵金花》,黄果树,石林则非常显明。
西藏不在原计划之中。大理城如上海南京路般热闹的街市,洱海游船上的卡拉OK,让我产生了“到西藏去”的冲动,这种冲动越来越强,最终不可抑制。但我那次并没能到达拉萨,只在藏东盘桓多日,一直到6年之后的蜜月旅行,我们轻轻松松地飞到拉萨,容易得让我感慨万千,这还是我在藏东时的梦想之地吗?
好了,计划已定,剩下的就只有急不可待的心情了。
整个行程最终用了两个半月,花了一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