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那些颇有名望的作家，总要作些文革的文章来，倘若不作，似乎便无法奠定他在正统文学上的地位。我其实并不怎么看文革的书，光是这一窝蜂的如同赶时髦的行径便使我深深地厌恶起来。茅盾的书，我本欲不看的，这首先归咎于我的孤陋寡闻，以为必然又写了一大堆上山下乡的运动来，忽而想到茅盾与鲁迅才是一个时代的人，比起作文革的作家来，要早了一个时代。
两场文化运动，我是反感文革的，那是极度扭曲的、过分暴力的和龌龊的。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并不排斥，确切地说，竟是十分喜欢的。那是一个动荡的、热血澎湃的年代，虽然沦陷，比之现在，却是自由的精神家园。青年们谈文艺、谈救国，自然也谈恋爱，而我们，是不能谈文艺，也不能谈国事的。谈文艺，那是穷开心，而粗俗的，却又不愿谈，或者没资本谈，如我。我断不能像时下时髦的写字高手，市场需求什么，便立马花样翻新，并且像赶集似的，一下子满满当当Ｎ多万字来，几乎要直接从键盘上敲出银子来填得盆满钵满。而我们的编辑，也是不甘后台的寂寞，放着嫁衣不作，时不时跑到前台夺过指挥棒来：注意了，现在流行什么，你们要写什么！把写作弄成了赶时髦的玩意。“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写作也是一样，决不因为你是写仙侠的，便特别的有出息起来。但你能谈托尔斯泰，谈莎士比亚、雪莱吗？那是要被耻笑的：你落伍到可以回家养老了！——且又换不来银子。
谈国事，只要打开媒体，倒也随处可见。但似乎也只局限于“谈”的层面（删掉“带有敏感词汇”，审核未能通过的句子），但即使是在网上谈谈，也要冒着被扣上激进的“愤青”的帽子的险。
现代作家中，比较熟悉的是张爱玲、鲁迅，茅盾也是最近才看的。张爱玲的书，刻画了一些旷男怨女，时局的动荡，也只是背景，并不怎样影响着小说的人物。一切变迁，主观因素居多。而鲁迅，因为我们台湾的读者并不熟悉他，时时把他视作“共匪的附庸”，这在我看来，却是十分的可悲的。那日在聊天室，我一怒之下反驳她“成王败寇”，立即招来一顿谩骂，我虽然极有风度地数次回应了“很遗憾”，但过后却是气哭了，用掉了半盒面纸。这是很多年前在远流博识网发生的事了。“御用文人”，在过去和现在，都不在少数，但说到鲁迅，却是冤大头了。鲁迅是个愤怒的斗士，倘使我们一定要固执地将他归为“御用”一类，那么他真要“一个也不宽恕”了——“御用文人”的骨头，是决计不会硬到一个也不宽恕的。
茅盾的书，我是新近才看的。几天前随便打开《幻灭》第一页的时候，只看到里边的“静女士”、“慧女士”时，忽然生发出恶感，因为这个称呼，我仿佛在哪里看到过了，十分的不以为然。后来细想，是钱钟书的《围城》——其实并非对称谓的反感。《围城》及作者的大名，早早就如雷贯耳，但看这个书，却是很多年以后，因为同事说这本书写得很幽默，很有趣，然而打开来看了一点，却并不幽默，也并不有趣。因为类似的幽默书中写得太多了，不免让人觉得像是吃多了肥肉，只觉得腻。这之间的落差，便造就了反感。茅盾的书，后来又看了，并且急着想知道静女士和慧女士的命运。《幻灭》，照例是谈文艺、谈救国，也谈恋爱。两个性格和教养完全不同的女性，一个留过学熏过洋风上过男人的当结过几次婚有过几个短期爱人的开放型女士慧，真是人如其名，她聪慧精干；一个是来自传统的家庭家教极严的守身如玉的静。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声明传统与前卫的有你无我的争斗，这里谈了妇女解放的命题，恋爱和性。说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该感到悲哀还是庆幸，不管女权运动过程是如何轰轰烈烈，投身运动的女人是如何雄心壮志，到最后她们争的也不过是找一个真心相爱的男人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只是要找个男人来过一辈子，就非得发起一场运动来么？用暴力来吸引男人的注意力，这运动本身就颇费思量了。我们这位慧女士因为受了男人的骗便誓要报复男人，她在各种男人之间周旋穿梭，游刃有余，处世极为老练，恋爱和性的开放尺度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也是足够了，但是她并没有得到解放，她用报复吐出的丝作茧自缚了。可见她还不够聪明。
而我们的静女士，人如其名，她是娴静优雅、略带些多愁善感的气质的小姐，当然，她也并不是十分的静，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无论是谁也不能不浮躁的。她也曾领导过一场运动，并打倒了校长。她后来谈了一场失败的恋爱，把处女身心交付了那个被慧骗过又反过来骗了她的男人（据此可见男人也需要一场运动的）。这个“意志薄弱”的静女士总是在一个幻想破灭后寻找新的希望，用新的冲动鼓舞自己。加上生了一场传染病，隔离静养让她摆脱了那个伤害她的男人。她在医院里邂逅了旧同学，又结识了读书时因三角恋风波被严厉批判过的王女士，并与她成了挚友。她们结伴去了武汉，静女士去医院做了看护，也算是投身革命。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年青的伤员，那个把战场视作冒险的天堂的强连长，是个喜欢寻刺激搞破坏的未来主义者。这之后他们恋爱了，也性了，强连长成了情场上的俘虏，但绝没有什么不情愿，这个冒险家最后抛弃了搞破坏的未来主义，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幻灭》的结局，并不像我想像中的那般惨淡，而要欢欣鼓舞得多了。只是最后王女士那句话，却是颇值得玩味——“像慧那样的人，决不会吃亏的”——妇女的解放，决不在拥有男人和性的数量的多寡。而我们身边，“像慧那样的人”，决不在少数，作风仿佛很洒脱，却未必真正放得开。
茅盾的文笔，在刻画女性时传神、细腻、温和，似乎是不忍伤害了她。他的小说，也写了性，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性，常常是压抑得变态和不堪的，以我的审美情趣来看，性应该是美好的，并且，只挂一丝比起一丝不挂来，要高明和美好得多，也更耐人寻味。张爱玲和茅盾笔下的女人都是寂寞的，一个是缺少男人的寂寞，一个是不缺男人的寂寞。
2009-3-22 中宇
两场文化运动，我是反感文革的，那是极度扭曲的、过分暴力的和龌龊的。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并不排斥，确切地说，竟是十分喜欢的。那是一个动荡的、热血澎湃的年代，虽然沦陷，比之现在，却是自由的精神家园。青年们谈文艺、谈救国，自然也谈恋爱，而我们，是不能谈文艺，也不能谈国事的。谈文艺，那是穷开心，而粗俗的，却又不愿谈，或者没资本谈，如我。我断不能像时下时髦的写字高手，市场需求什么，便立马花样翻新，并且像赶集似的，一下子满满当当Ｎ多万字来，几乎要直接从键盘上敲出银子来填得盆满钵满。而我们的编辑，也是不甘后台的寂寞，放着嫁衣不作，时不时跑到前台夺过指挥棒来：注意了，现在流行什么，你们要写什么！把写作弄成了赶时髦的玩意。“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写作也是一样，决不因为你是写仙侠的，便特别的有出息起来。但你能谈托尔斯泰，谈莎士比亚、雪莱吗？那是要被耻笑的：你落伍到可以回家养老了！——且又换不来银子。
谈国事，只要打开媒体，倒也随处可见。但似乎也只局限于“谈”的层面（删掉“带有敏感词汇”，审核未能通过的句子），但即使是在网上谈谈，也要冒着被扣上激进的“愤青”的帽子的险。
现代作家中，比较熟悉的是张爱玲、鲁迅，茅盾也是最近才看的。张爱玲的书，刻画了一些旷男怨女，时局的动荡，也只是背景，并不怎样影响着小说的人物。一切变迁，主观因素居多。而鲁迅，因为我们台湾的读者并不熟悉他，时时把他视作“共匪的附庸”，这在我看来，却是十分的可悲的。那日在聊天室，我一怒之下反驳她“成王败寇”，立即招来一顿谩骂，我虽然极有风度地数次回应了“很遗憾”，但过后却是气哭了，用掉了半盒面纸。这是很多年前在远流博识网发生的事了。“御用文人”，在过去和现在，都不在少数，但说到鲁迅，却是冤大头了。鲁迅是个愤怒的斗士，倘使我们一定要固执地将他归为“御用”一类，那么他真要“一个也不宽恕”了——“御用文人”的骨头，是决计不会硬到一个也不宽恕的。
茅盾的书，我是新近才看的。几天前随便打开《幻灭》第一页的时候，只看到里边的“静女士”、“慧女士”时，忽然生发出恶感，因为这个称呼，我仿佛在哪里看到过了，十分的不以为然。后来细想，是钱钟书的《围城》——其实并非对称谓的反感。《围城》及作者的大名，早早就如雷贯耳，但看这个书，却是很多年以后，因为同事说这本书写得很幽默，很有趣，然而打开来看了一点，却并不幽默，也并不有趣。因为类似的幽默书中写得太多了，不免让人觉得像是吃多了肥肉，只觉得腻。这之间的落差，便造就了反感。茅盾的书，后来又看了，并且急着想知道静女士和慧女士的命运。《幻灭》，照例是谈文艺、谈救国，也谈恋爱。两个性格和教养完全不同的女性，一个留过学熏过洋风上过男人的当结过几次婚有过几个短期爱人的开放型女士慧，真是人如其名，她聪慧精干；一个是来自传统的家庭家教极严的守身如玉的静。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声明传统与前卫的有你无我的争斗，这里谈了妇女解放的命题，恋爱和性。说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该感到悲哀还是庆幸，不管女权运动过程是如何轰轰烈烈，投身运动的女人是如何雄心壮志，到最后她们争的也不过是找一个真心相爱的男人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只是要找个男人来过一辈子，就非得发起一场运动来么？用暴力来吸引男人的注意力，这运动本身就颇费思量了。我们这位慧女士因为受了男人的骗便誓要报复男人，她在各种男人之间周旋穿梭，游刃有余，处世极为老练，恋爱和性的开放尺度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也是足够了，但是她并没有得到解放，她用报复吐出的丝作茧自缚了。可见她还不够聪明。
而我们的静女士，人如其名，她是娴静优雅、略带些多愁善感的气质的小姐，当然，她也并不是十分的静，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无论是谁也不能不浮躁的。她也曾领导过一场运动，并打倒了校长。她后来谈了一场失败的恋爱，把处女身心交付了那个被慧骗过又反过来骗了她的男人（据此可见男人也需要一场运动的）。这个“意志薄弱”的静女士总是在一个幻想破灭后寻找新的希望，用新的冲动鼓舞自己。加上生了一场传染病，隔离静养让她摆脱了那个伤害她的男人。她在医院里邂逅了旧同学，又结识了读书时因三角恋风波被严厉批判过的王女士，并与她成了挚友。她们结伴去了武汉，静女士去医院做了看护，也算是投身革命。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年青的伤员，那个把战场视作冒险的天堂的强连长，是个喜欢寻刺激搞破坏的未来主义者。这之后他们恋爱了，也性了，强连长成了情场上的俘虏，但绝没有什么不情愿，这个冒险家最后抛弃了搞破坏的未来主义，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幻灭》的结局，并不像我想像中的那般惨淡，而要欢欣鼓舞得多了。只是最后王女士那句话，却是颇值得玩味——“像慧那样的人，决不会吃亏的”——妇女的解放，决不在拥有男人和性的数量的多寡。而我们身边，“像慧那样的人”，决不在少数，作风仿佛很洒脱，却未必真正放得开。
茅盾的文笔，在刻画女性时传神、细腻、温和，似乎是不忍伤害了她。他的小说，也写了性，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性，常常是压抑得变态和不堪的，以我的审美情趣来看，性应该是美好的，并且，只挂一丝比起一丝不挂来，要高明和美好得多，也更耐人寻味。张爱玲和茅盾笔下的女人都是寂寞的，一个是缺少男人的寂寞，一个是不缺男人的寂寞。
2009-3-22 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