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肃反杀人狂夏曦

夏曦是王明、博古当政时党内的一个权势人物，是因投靠了米夫、王明而得势的。在执行“左”倾错误肃反政策上，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经他之手，以抓所谓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是汪精卫向蒋介石争权的产物，1928年成立，1931年1月解散）、AB团之名，不知杀害了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光师以上的红军将领，就杀了11人。贺龙说他“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文革中贺龙受到迫害时，还曾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M·Z·D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的烈士段德昌（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一位极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被夏曦杀害的，另一著名红军将领柳直荀（红三军政委），即M·Z·D《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也是夏曦杀害的。谢老谢觉哉（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本来也在夏曦肃杀的黑名单中，只是因为被敌人所俘，关押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连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了夏曦的怀疑。贺龙险些被当作改组派肃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三个党员了。
　　这一段痛史，我每一次思及，都要扼腕叹息。最近读了刘秉荣同志写的《贺龙大传》（同心出版社出版），对这段痛史，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也更加感慨系之，对夏曦的恶行，也更加感到愤恨。
　　书中写到夏曦整人、杀人的情况，有两点给我的印象甚深，一是夏曦太残酷，二是他的杀人理论既可怕又荒谬。
　　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王、陈曾分别任教导第一师师长、政委）三位红军将领，无端地被夏曦怀疑为改组派，夏曦为得到所需要的口供，不惜使用重刑。夏曦下令说：“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了数百名所谓的改组派分子，然后将这些人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在游街时死去。这种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残害人的方式，与封建官府的审案用刑有什么区别？与白公馆、渣滓洞的刑讯逼供有什么区别？夏曦的残酷用心，又与明朝锦衣卫的缇骑有什么区别？与军统局的徐远举有什么区别？
　　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英勇的气概，多么伟大的人格！苍天也要为之动容，鬼神也要为之俯首。但这却没有撼动冷血的夏曦，没有使他回心转意，夏曦居然真的就残忍地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立即被处死。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丧尽天良的恶行！
　　夏曦抓人、杀人，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既可怕又荒谬绝伦。《贺龙大传》在写到夏曦与关向应谈论关于肃反的方针时，写道：
　　关向应说：“肃反不能停，不过，杀人要慎重。”
　　夏曦说：“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夏曦真是说到做到了，他的“宁可错杀”，竟使得两万多人的红三军，只剩下了几千人，多少忠勇的红军将士，泣血含恨而死！夏曦的杀人理论，说轻了，是典型的宁“左”勿右的理论，说重一些，就是血腥的法西斯理论。我猜想，大概谁看了夏曦的“宁可错杀，也不漏掉一个”的主张，都会油然想起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难怪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也许有人会说：夏曦与蒋介石想杀的人不同。诚然如此。但试问，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两者有什么不同呢？要说不同，那就是：夏曦杀了那么多红军高级将领，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小平同志曾说，“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每当我想起小平同志这句话，总是会油然想到夏曦的肃反。
　　夏曦抓人、杀人的理由和逻辑之荒谬，常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红军将领卢冬生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的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这叫什么鬼怪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这还有什么理可讲？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却也被认为是投敌，但那是皇太极施行的反间计，而夏曦呢，则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夏曦的荒谬，还特别表现在他罗列段德昌的罪证上。夏曦认定段德昌是改组派，其根据是什么呢？《贺龙大传》写道：
　　夏曦面目一沉说：“种种迹象表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首领！”
　　贺龙说：“段德昌出生入死为革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夏曦说：“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善于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人。”
　　贺龙问：“你有什么证据？”
　　夏曦说：“证据就是打了败仗。”
　　请看看夏曦的逻辑是多么荒谬：为革命出生入死，倒成了伪善狡猾之处，倒成了是改组派的证据。这是什么混账逻辑！难道贪生怕死，倒成了不狡猾，成了忠于革命吗？夏曦的另一个证据，是“打了败仗”。夏曦所说的打败仗，是指贺龙率部与敌周燮卿旅作战失利的事，此役之败的责任，本在夏曦指挥上的失策，但一向争功诿过的夏曦却怀疑是段德昌暗中通敌所致，于是把打了败仗作为证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证据。这又是在凭空猜想。前面说过，卢冬生打了胜仗，夏曦认为是卢冬生在伪装，在段德昌身上，他又认为打了败仗是因为段德昌通敌。总之，不论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与封建王朝的酷吏，与陷害忠臣良将的奸佞，与清朝以刀笔杀人的恶师爷有什么不同？G党人在思想方法上，本应讲唯物论，讲实事求是，但夏曦搞的却完全是唯心论、唯意志论那一套，在这一点上，他几乎没有了G党人的气味。从他的思想方法和杀人逻辑看，他已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更丧失了人的良心，这就必然导致了他的行为涂上了浓重的极“左”恐怖色彩。
　　曾险些被夏曦杀掉的谢觉哉，曾做过一组诗，专门斥责夏曦。诗云：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局，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死，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这是一组极为沉痛而又燃着愤怒之火的诗，从诗的字里行间，仿佛又可以看到夏曦杀人的刀光和死难烈士的鲜血。谢老是以亲历者的身份来写这组诗的，这使这组诗更具有“诗史”的性质。
正如谢老所写，夏曦的杀人恶行，完全是他“抹尽良心横着胆”干出来的，这使多少英贤命丧黄泉。夏曦何以“一指障目不见天”？这是他的荒谬思维造成的必然结果。夏曦自以为很聪明，“唯我独革”，实际却是刚愎自用，愚顽透顶，结果只能是茕茕孑立，成了光杆。“自残千古伤心事”，谢老也许想到了诸如太平天国那样自相残杀的一幕幕惨烈史事，而眼前发生的肃反悲剧，不正是那种种“自残”痛史的重演吗？怎能不让人思之垂泪！在最末一首诗中，谢老讲到了自己险些被夏曦杀害的经历，这让人不禁想起文革中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老革命，他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中，也没有死在敌人的黑牢里，却死在了专案组、造反派的手中！实际上，夏曦的阴魂并没有散去，“左”倾肃反的痛史，也没有真正终止，在文革中，这种痛史被大大地续写了。贺龙元帅在被关押期间，曾向夫人薛明谈起了湘鄂西的肃反，可见他是把文革与湘鄂西肃反相比拟的，同时他也深知，文革之祸，是大大超过湘鄂西肃反的。贺龙元帅没有死在夏曦手里，却死在了文革动乱中，贺龙终究没有逃过“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