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报工作的神奇被文学作品夸大

中共情报工作的神奇被文学作品夸大

还在1947年夏天，国内外舆论就已经纷纷怀疑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能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了。美国的公众舆论早就在提醒政府:“必须考虑中国现政府行将崩溃及在位已久之蒋主席即将失其领袖地位之可能性”，因为“国民政府着手改革，及国军征服共军”，希望渺茫。《美英对华舆论摘要报告》（1947年8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46册第49号。当年夏天，与国民党关系甚佳的魏德迈将军受美国总统指派来华考察，竟也开始对蒋介石继续领导的能力表示质疑。他在结束考察回国前夕发表的声明当中就公开说:中国国内形势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还“须有有感召力的领导”。言外之意，蒋已失去领导中国的威望了。领教过蒋介石固执己见，且排斥异己的个性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时的说法更是直截了当。称:“蒋主席在政二十年，思想陈旧，性复固执，且极易受人之包围，不能发挥有效之力量。故中国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责任，实应由蒋主席负之。”他提出:中国的问题要想有所解决，蒋最好“退让贤路”。《密报》（1948年1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二）42933。亲眼目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一步步恶化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时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应付蒋及其中央政权失败的前景。他先是设想，应当支持地方实力派成立分裂的政府，以此抵制共产党的胜利，继而又主张劝蒋退休，以便推动国共和谈，组成联合政府。司徒雷登态度的这种转变，在1948年10月下旬以前和以后可以看得相当清楚。美国朝野的态度都如此，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更是可想而知。

倒蒋毫无疑问一度是又站在反蒋立场上的众多国民党人和中间势力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然而，想要在中国实现非共、非国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只在1947年仅昙花一现，便偃旗息鼓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实再明显不过，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固然难以维系，以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之强，也断不可能听任另一股力量取而代之。因此，随着中共中央公开宣布愿意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1948年春天之后，那些与蒋介石离心离德的反蒋派国民党领导人，如李济深、冯玉祥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就不能不转而密谋与共产党妥协与合作了。而这些在国民党内拥有众多亲朋好友、师生旧属的国民党人参加到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中来，自然会进一步便利中共的情报工作，甚至是推动那些对蒋或对内战不满的将领们，在战场上反戈一击。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1月1日。在此之前，中共就很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在情报工作方面，最早打入国民党的是钱壮飞等人。1930年，钱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成为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1931年春，因顾顺章被捕，钱截获情报后被迫撤出。

此后最有名的大概是1939年潜入军统的张露萍及她所发展的情报小组，该小组到1944年被破获，没有能对后来的国共关系起到怎样的影响。严格说，中共能够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关键部门内，这个时候仍旧占据着关键岗位的情报人员并不很多。这里应当提到的有南京电信局军话台，包括重要军话台和次要军话台的主要成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监控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的通话情况。另外，主动加入共产党，潜伏在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军务处担任少将处长的谢士炎等人，这时也在帮助中共做情报工作，并设有秘密电台，只是仅半年左右即被破获。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

刘斐

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包括曾经有意加入共产党，1948年受命执掌东北军事大权的卫立煌和身为共产党员的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辽沈战役期间也都没有资料能够证实他们曾经与中共暗通款曲。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员多为单线联系，或为长期潜伏的目的相当时间内不发生联系，这都造成一些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并未直接在1948～1949年的两党战略决战中发挥作用。当然，这时在国民党内向中共传送情报者为数不少，但他们大多都是由中共各地组织策动或牵线，如汪维恒、张权、史永等等，所在部门和职务不特别重要，故其情报的价值也较为有限。

关于中共情报工作之神奇，明显地被一些纪实文学之类的读物和海外的国民党人所夸大了。如黄仁柯在《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一书中称汪维恒是潜伏在军政部部长陈诚身边的军需署长，1948年5～6月到河北、东北视察后即将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产党，使共产党预先了解到东北国民党军的情况一说，就有所不实。实际上汪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共，后虽担任过西北五省军需局少将局长，但在辽沈战役前就离开军界，就任上海财政局长等职。且即使汪有所谓向共产党提供河北、东北团以上部队番号等情报之事，在当时也丝毫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因为长春、沈阳被围后国民党守军的情况中共方面早就一清二楚。至于书中所说张权传送情报一事同样有传奇色彩。迄今为止，就连张权此时的身份为何亦是众说纷纭。有说他是联勤总部视察员，有说他是太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有说他是国防部中将部员闲职，也有说他是黄河以西警备副司令的。至于张窃取情报一事，有说他在淮海战役进行中窃取了参谋本部作战地图，有说他是在解放军渡江前调查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江防情况绘制成图交给中共地下党，有说他两者都做了。而实际上，国民政府这时既没有参谋本部，也没有总后勤部。究竟事实如何，尚须研究。

相反，在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党组织，这时在情报传递方面反而具有较突出的作用。如国民党第一一师中的中共党组织，就一直在秘密将该师所获得的各项重大作战行动情报，传送给中共军方。汤恩伯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经策反，则向中共提供了汤部的军事情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驻浦口的第九十六军军长等，也都先后为中共提供了包括江阴要塞、沪杭沿线国民党军事部署图等。当然，在整个内战期间，还是有两个极具价值的情报人员需要提到，这就是熊向晖和郭汝瑰了。

熊向晖

熊向晖称得上是典型的情报人员，而他却是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顺手之作。他打入胡宗南部，还在抗战刚刚开始之际，他当时本是清华大学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恰好赶上胡宗南招收学生，被胡看中，报请周恩来同意后，留在胡部，官至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由于抗战期间胡宗南负责包围封锁延安，熊的位置对确保延安中共中央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抗战条件下有种种牵制，胡宗南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计划，却都没有实施，故中共中央基本上没有动用熊。熊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前述在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攻占延安的那一次。原本这个时候胡宗南已经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早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动身。因为蒋介石突然决定进攻延安，召胡到南京，高度机密地部署袭击方案。胡宗南为了做得漂亮，鬼使神差般地把熊向晖临时召至南京，要熊帮助准备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等文件。这样一来，中共中央自然也就预有准备，及时撤退，确保自身的安全。不过，延安占领之后，熊向晖就去了美国，其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郭汝瑰

从这个角度来看，内战爆发后在情报方面对中共军事上帮助最大的，理当是郭汝瑰。郭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以代旅长的身份参加过淞沪抗战，以暂五师师长身份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并因有勇有谋而被陈诚看中，先后升任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乃至于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第三厅厅长。但是，郭和熊向晖不同，他并非中共有意安排潜伏的情报人员。郭和后来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一样，是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的。郭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眼见国民党太腐败，相信共产党政治清明，才又萌生“归队”思想，并很快与中共取得联系，进而被安排为中共提供情报。只是，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任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一向重叠交叉，比较混乱。用杜聿明的说法就是，这时的整个战争都是由“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因此，除了部队整体部署的大原则之外，国防部作战厅获批的计划与部署，往往并不会严格地落实到战场上去。何况，郭就任作战厅长后4个月，淮海战役，即徐蚌会战很快即告展开，杜聿明等已经开始对郭有所怀疑，不让郭知道自己的作战方案了。12月间，蒋亦不要郭再提供作战意见。如果照郭自己的感觉，实际上从这一年10月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受到监视，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保护自己。淮海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不得不辞掉作战厅长一职，于2月4日飞赴重庆，去担任七十二军军长了。从上述情况来看，郭在情报上如果起过一些作用的话，也不过是在淮海战役之前的三四个月里，主要是传递出来一些有关辽沈战役的情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但即使是辽沈战役期间，由于卫立煌和郑洞国等屡屡抗命不遵，故国防部作战厅的计划亦形同具文，没有多大实际价值。而读郭在淮海战役期间的日记，可以看出郭仍在积极策划有效的进攻和解围计划。其多数难以实现，并非由于郭之计划对国民党不利，多是因为前线指挥官抗不遵行，郭对此亦十分恼怒。

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严格说来并不是情报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占领整个大陆（除西藏以外）为止，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到将近85万人，接近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的九分之一。如果加上接受和平改编的将近30万人，则占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将近七分之一。其中较为著名者，如1947年2月25日第五十二军五十八师王家善在辽宁营口率部1万人起义。9月19日济南守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人起义。10月17日第六十军军长曾济生率部2万余人在长春起义。10月31日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阳率部在沈阳起义。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余人在江苏贾庄、台儿庄起义。11月27日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率部5000余人在安徽蒙城双堆集起义。1949年2月7日第一六军二八二师师长张奇率部5000余人在安徽芜湖至繁昌地区起义。4月23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率舰48艘分别在南京和镇江江面起义。5月15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2万余人在武昌起义。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长陈明仁、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等率部在长沙起义。9月19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等率部在绥远起义。9月26日新疆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赵锡光及新疆省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等率部在迪化（按即乌鲁木齐）起义。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在成都起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率部在彭县起义。12月11日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等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12月12日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范绍增率部在川北起义，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等率部在贵州起义。12月21日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副司令兼第十六兵团司令曾甦元等率部在四川广汉一带起义。12月22日川陕边区代主任喻孟群、第二路总指挥许绍宗等率部在四川广江一带起义。12月23日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补给区司令曾庆集等率部在成都起义。12月24日第十五兵团罗广文率第一八军、一一军等，以及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等率部于四川彭县起义。12月26日川陕甘边绥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于成都北德阳起义，湖北省主席、第三兵团司令朱鼎卿等率部于四川金堂起义。12月27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于四川简阳起义，等。

韩练成

由中共秘密策划的战场起义，对于在内战爆发后尚处于优势之中，以及后来在大规模战略决战过程中的国民党军，损害之大，要远远超过郭汝瑰等人的情报的作用。如前述1947年2月下旬的山东莱芜战役，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不仅在战役行动中向中共方面提供准确的自己部队行动的情报，而且在中共策划下临阵只身出走，造成全军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从而为中共军队消灭第七十三军和第四十六军4万余人，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48年9月中旬开始攻打山东省府济南时，中共亦通过策反济南守军之一，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顺利地控制了国防部加紧空运援兵必须要利用的济南机场，并且在济南城防撕开大口子，彻底动摇了济南守军的防御决心。原计划要一个月打下的济南，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攻克了。攻城的华东野战军仅以14万人就全歼守军11万人，第一次夺取了具有强固防御工事的中心城市，还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大批高级将领。10月17日，被围达数月之久的长春守军之一，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倒戈，向中共东北野战军交出防地。第六十军此举，也是中共长期对这支滇军部队进行统战工作的结果。而它退出防守，当即使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手下的守城主力新七军彻底瓦解，被迫也于两天后放下了武器。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两天后，第三绥靖区副司令，身为共产党员的张克侠和何基沣，率领第五十九军两个师和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2万余人实行战场起义，不仅为华东野战军打开了通往徐州的东北大门，而且使华东野战军就便切断了正急于西撤的黄伯韬兵团的退路，使中共方面毫不费力地就实现了包围黄兵团的初步作战目标。战至22日，黄百韬兵团被彻底歼灭，黄本人自杀，5个军10个师的高级将领大部被俘。其后，在包围黄维兵团的战役行动中，共产党员廖运周率领的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假意担当兵团突围的先头部队，通过中共中原野战军的防线后，即告起义，从而使黄维后续的突围部队陷入混乱，突围计划完全失败。一一师的起义，影响到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不受黄维信任，在中原野战军的围攻下宣布投降，致使协防的第十军受到牵连，很快于12月11日被歼灭，军长熊绶春战死。如此一来，黄维兵团只好下令各自突围。15日，黄维兵团亦全部覆灭，黄维及副司令吴绍周、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等均被俘虏。

国民党军将领这时所以会大批起义或倒戈，显然与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功策反分不开。1945年秋的平汉战役中，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上万人起义，导致战后国民党第一次有战区副司令被俘，第三十军、第四十军2万余人被歼，就是因为中共自抗战爆发前开始，至整个抗战期间，都始终没有放弃做高部的统战工作，并在高树勋身边派有自己的代表。战后蒋介石不允许高部前往敌占区参加受降，反而委任他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要高部参加打通平汉线的作战，高自然不满。这时中共乘机策反，犹豫再三之后，高最终决定倒向共产党一边。淮海战役中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等部的起义以及第一一师的起义，更是直接由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的。第一一师内部甚至建有秘密的中共党委会，师长廖运周就是党委书记。这种部队的起义，是迟早的事情，只是如何选择对打击国民党军最有利的时机罢了。

由于战争本身的需要和国民党自身四分五裂的情势，促使中共各个地下组织几乎都全力以赴地动员各种关系，加入策反工作。到1948年战争形势明显地有利于中共之后，各中央分局，甚至各市级党组织，或建立专门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或利用城工部展开策反工作。如中共上海局即以该局负责人张执一牵头组成策反工作委员会，先后策反做过蒋介石侍从参谋的段伯宇，并通过段策反其弟，即这时担任联勤总部运输副司令兼吴淞基地运输司令的段仲宇，就便又策反了蒋经国的亲信、做到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干训第一总队总队长的贾亦斌。通过段、贾，又策反了蒋介石三个伞兵团之一的刘农峻团。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还策反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长治号、长江舰队和20余架飞机起义，并且策反了负责死守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等。由于中共这时高度重视国民党军队策反工作，常常是党政军各部门多管齐下，一个对象有多个线索在同时进行，争取力度极大。1948年，中共派去吴化文部做策反工作的，就有三四拨人马，仅中共济南市委就有两条线索几乎同时在做吴的工作，吴的妻弟因为是中共党员，也中断了在北京朝阳大学的学业，受命前来做吴妻子的工作，最终取得成功。江阴要塞守军起义，也是同样情况。另外像争取张轸、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也都是多条渠道在同时工作。

这时积极协助中共策反的，还有其他中间党派，特别是和国民党军队将领有众多师生、部属关系的农工民主党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第五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被策反，就与中间党派的介入有关。最著名的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王葆真，在帮助郭汝瑰传递情报时机关突遭破获，王不仅焚毁情报，而且备受酷刑，也没有供出郭汝瑰和他的中共联络人。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刘宗宽，则是农工民主党的秘密成员，1949年初即与中共取得联系，向中共传送情报。川军刘文辉等倒戈，就是由民主同盟代为引线搭桥。1949年8月，包括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刘建绪、李默庵、贾异之、谌小岑、罗翼群、李任仁等4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联名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也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幕后策反的作用。

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之所以容易成功，实得益于三点:

第一自然是因为军事形势根本逆转，蒋介石的指挥完全失败，众多军事将领已失去继续作战的信心和勇气，不愿再为国民党作嫁衣裳，白白牺牲自己的部下。中共又严格区分了战场起义和缴械投降的政策界线，起义部队不仅可以基本维持原有编制，而且官兵均可享受不咎既往的待遇，这对处在动摇之中的许多国民党将领也颇具吸引力。多数国民党部队接受策动，宣布起义，都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

第二是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挤轧，特别是杂牌军，包括非嫡系出身被编入中央军的将领，备受不平等待遇，甚至动辄被排挤吞并，造成众多非嫡系部队离心离德倾向严重。如前述高树勋在发动部下倒戈时就公开讲:“我们新八军过去受蒋介石中央嫡系的歧视，大家都清楚。就供给而言，比人家差十几倍，还经常受到他们的监视、分化和吞并。我去西安时，还当面受胡宗南的侮辱，这些年来受气的事是说不完的。”在这期间率部在战场上倒向共产党者，相当部分都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并非偶然。如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洲、第三十八军一七七师师长吕元壁、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第六十八师一一九旅三五六团团长张公干、保安绥靖公署军务处处长谢士炎、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还有像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所部，接受和平改编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部也是这种情况。另外大批起义的，还有东北军、滇军和湘军、川军等部队。如起义的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八师王家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支队长韩梅村等均是东北军旧部；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及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等则属于滇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湖南绥靖公署副司令刘兴、李觉、副主任李默庵、西北军政公署主任陶峙岳、湖南省主席程潜等则属于湘军；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前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川东游击司令范绍增等则属于川军。不难看出，国民党非嫡系将领，特别是杂牌的地方派系的军队，与蒋介石及其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隔阂过深，是造成他们普遍容易被策反的根本原因。

张克侠

第三是有不少将领正义感强，颇具理想性格，对蒋介石国民党此时的作为和政策极为不满。较典型者如既是冯玉祥旧部，又曾加入过共产党的张克侠，这时就在日记中记有颇多不满现状和向往革命的言论。

他在日记中写道:“北平面粉闻悉已达百万元一袋，如考虑未来有数百万元一袋之可能，则不觉骇然矣！真不知人民如何活下去，当局者如仍能夷然自得，安坐火山口上，其雅度诚不可及。”

“近来，物价之跃进，加上天灾及不已的人祸，经济崩溃，命运殆不可免。‘塞翁失马’，为人民之祸乎？人民之福乎！”

“鲁西大战益迫，双方皆集中大兵，但国军行动较缓，又闹家务，将领互相攻击，将帅不和，前途可叹也！”

“军心、民心、军事、政治、经济日在恶化，直呈一面倒之势，如物价之小落大涨，不可能好转。”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彼以组织死党，胁持大众，威胁利诱以操纵政治者，其能稍悟乎？在肘腋刀剑之下，各种浪潮仍风起云涌，其征象早已显明。”

正是因为张克侠有上述思想，他才敢于公然写信给同为西北军旧部的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劝其学冯玉祥揭旗反蒋。函称:“现政府之情形，腐化至不可救药，虽有强大武力，终不能幸存。况且，所有武力全系仗美国支撑，自己连力量也没有，卖身投靠活着更没有前途。因此，我觉得为这样政府流同胞的血，支持它的存在，真是悲惨耻辱的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

蒋系亲信或嫡系将领中的一些人，后来之所以也选择起义，也多有颇为相似的原因。如蒋经国手下的重要干将贾亦斌，就是因为目睹国民党日渐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与早先理想背离，因而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只因蒋经国抱负心很大，贾一度对蒋经国还抱有希望。不意蒋经国1948年8月乘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之际，雄心勃勃地在上海同时实施“打虎”行动，结果打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扬子公司一案时，竟因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干预而不了了之，此事激起贾的强烈逆反心理，最终对蒋经国和国民党都死了心，从而下决心倒向了共产党。

促成国民党大批将领起义的关键，自然与战争后期人心所向，潮流所趋的大势有关，但不少人选择投向共产党，也有理想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很多国民党人当年选择国民党，也同样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权主义，甚或民生主义，与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时期宣传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和言论宣传，本来就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似之点。除了1927~1936年一段时间共产党推行的激烈的苏维埃革命政策以外，两党政治追求上的主要区别，在当年的许多青年人看来，不过一个较为温和，一个更为彻底而已。正因为众多有理想的青年人更倾向于彻底的解决办法，因此也就造成了从黄埔军校开始，国民党旗帜下的学生和青年军官大批加入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许多人更干脆加入共产党。尽管1927年两党关系破裂后，中共政策一度转向“左”倾，导致不少曾经同情甚或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年轻的国民党军校学生等转向国民党，但是，随着国共两党再度和解，中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特别是随着国民党自身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许多早年加入过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过关系的国民党将领不免会重新思考自己当年的选择。如张克侠、廖运周、郭汝瑰、侯镜如等，就是在抗战期间或抗战结束时因为对国民党失望，而重新主动与中共发生联系的。而其他一些将领，如何基沣、谢士炎等，则是在此期间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作为而加入共产党的。还有一些将领，如卫立煌等，也是在抗战期间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只是因为中共中央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而未同意其申请罢了。而相当一批黄埔生的思想转变，就更是直接与当年的经历密切相关了。这种情况显示，还在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后期，在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眼里，国共两党之间就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差别来了。到了抗战结束，内战爆发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弊端百出，危机重重，激起社会民众和舆论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将领中的离心力日渐加大，最终促使许多人选择站到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一方去了。国民党军事上的迅速瓦解，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