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位中学同学一起到“北大荒”的农场，并在一个连队干活。一段时间我们铺盖挨着铺盖。但这没有让我们特铁。因为我总觉得他稍稍有一点市侩。后来我们这哥们儿随一些北京青年调到另一个新组建连队，我俩就断了来往。再以后听说他作为“基层骨干”调往新建农场，便以为他是去那儿当什么干部去了。嗨，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
前两天我们联系上了。他现在在北京一个民企公司里混饭吃，是个经理，日子过得不错，家庭稳定，女儿大学毕业也找到银行里做事。我俩通电话激动了一番，互相简单“通报”各自的生活经历。我最关心的还是他调往新建农场的事情。
我原以为他到那儿怎么也不得是个副连长。“哪儿呀！各个农场抽调的都是‘基层骨干’，多数青年调到那儿也就是‘普通战士’。”听他一报怨我都楞了。敢情是这么回事儿呀。新建设的农场，条件很艰苦，所以“上级领导”决定，要抽调各个农场的“基层骨干”力量去干，不然打不下这“硬仗”。现在想想这真啼笑皆非。我这位同学到那儿后，与所有的青年和基层干部住在干打垒的“地窨子”里（半地下简易建筑）。当地低洼（估计这样的湿地现在早已退耕），很多人都坐下病来。新建的居住点儿也没水井（当时全国学大庆，先生产，后基建嘛），冬天的饮用水就是把雪和冰融化了饮用，不上冻的时候饮用小河沟里的水。同学讲，水有股味道，而里面常常有小虫子什么的。饮用水都很困难，洗洗涮涮用水就更紧张了。吃的也不好。新建的农场很快就生产小麦和大豆了，但好的都上交国家，农场青年、基层干部们吃的都是很次的小麦、苞米加工的面粉和大碴子。说是馒头吃到嘴里黏糊糊，黑的扔到地上找不着；大碴子里都是沙子，咬得“嘎崩、嘎崩”直响。
是不是可以把生活搞得好些？就是有条件也不搞。就是要“艰苦创业”。新建农场的头头们都这劲头。他们说“你们都是积极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已经表决心‘扎根边疆一辈子，在艰苦的条件也在所不辞，希望党组织考验’，现在考验的时刻到了。忠于不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啦”。如今听这话，你是不是想抽他们？
听了我以上叙述，没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会奇怪地问“你傻逼呀”。我只能苦笑着说“嘿嘿，那会儿有点”。那会儿是什么时候？１９７４年，正是“文革激进派”与周恩来们争夺权力的年代。那些居心叵测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毛泽东的“宦官”们用口号愚弄当时的青年，我的这位中学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现在我可以直言不讳了。当时我到那儿一看就傻眼了。可哑巴吃黄连呀。”他和我一样，都“出身”不好。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当时老老实实地“听党的话”是最没出路的。可人总得有希望吧。那会儿我们做为２０岁左右的青年，要是真敢公开怀疑所谓的“共产主义”，那得需要多大勇气呀。我们懦弱了，“跟党走”了，“积极要求进步”了。思想深处的私欲－－离开农村这艰苦又没意义的地方，藏在心底，成天戴个假面具去表现自己是个“革命青年”。我这样坦白后你会骂我“傻逼”吧？我只能“嘿嘿，那会儿有点”。傻就傻在自欺欺人。最后还是被农场的干部们愚弄。不反抗，消极对待还不会吗？就是“吊浪当”，不好好干活，能偷懒就偷懒，不行吗？当然行。很多“知青”都是这样消极抵抗的。他们做得对。但我是个“傻逼”，幻想好好干，“上面”会垂恩。真是大错特错。
当然，在农场的最后两年我“造反”了。当地农场干部说我成了“活土匪”，成天偷鸡摸狗，打架，甚至殴打当地干部。有的干部还当着我的面痛心疾首“你变了，不积极要求进步了”。我当时听到后有了种报复的快感。现在想想，这种胡作非为的报复其实可笑。唉，人总有个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