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林与金融海啸 （上）

李祥林与金融海啸 （上）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萨姆8226;琼斯(Sam Jones)

约翰尼8226;凯什(Joh nny Cash)和琼8226;卡特(June Carter)在大奥普里(Grand Ole Opry)现场音乐秀的后台初次见面。他们的相识有点像乡村歌曲中的男女主角：他结过婚，她刚刚离婚，于是一段感情开始了；两位歌手都有小孩，前妻因他酗酒狂欢于1966年离开他之前，他有3个孩子。两年之后，他在舞台上向卡特求婚，尽管遭到卡特多次拒绝，但最终她还是答应了。他们各自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

他们的人生结局也像是一首乡村歌曲。2003年，卡特心脏手术出现并发症，不幸逝世于纳什维尔，4个月后，凯什也与世长辞，和卡特在天堂相会。似乎，妻子因心脏并发症去世让他痛不欲生：“太痛苦了，”在最后一次音乐会上，他对观众这样说道。他一边为他的吉他调音，一边几乎流着泪表示，这种痛苦“让人难以接受，是最不能让人接受的。”

在刚刚丧失亲人的人群中，凯什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约翰尼和琼相遇前，科学家们就已经注意到，这种“配偶相继去世的案例”其实并不是个案。到上世纪80年代，医学研究人员就开始著文提到“应激性心肌病”(stress cardiomyopathy)，又称“心尖球形综合征”(apical ballooning syndrome)，这个难懂的专业术语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特殊情形：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精神创伤之后，人体的大脑会神秘地向血液中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而这些物质会削弱人体心脏机能——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心脏完全停止工作。

医学界对此很有兴趣，因为研究人员可能有机会干涉并延长人的生命。另一个行业对这个现象也很感兴趣——但更多地是去理解它，而不是去阻止它。这些人就是寿险精算师。保险精算学是一个围绕生与死的统计学科——而心碎现象的统计也变得非常引人注目。一页又一页的死亡报告显示了相同的显著趋势：夫妻中，一方的去世会大大增加另一方死亡的几率。悲伤致死——从最一般意义上讲，不一定是死于应激性心肌病——并不是一种罕见现象，而多少是个统计概率事件。因此，寿险商为了经营期业务，需要把它融入统计模型中。在2008年3月做的一份研究中，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的亚普8226;施普鲁(Jaap Spreeuw)和王旭(Xu Wang，译音)发现，在爱人死后的一年里，女性可能死亡的概率是平常的2倍多，而男性的死亡概率则是6倍多。“这意味着……联合生存年金[继续支付相同金额，直至被保险人双双死亡]定价太低，而最后生存者年金[一方去世后，向另一方支付的年金增加]则定价太高，”这份研究的作者总结道。

然而，在卡斯商学院的权威研究之前，保险精算师就已开始把悲伤致死的趋势融入他们用来计算客户死亡概率的模型中。怎样才能可靠地抓住这种转瞬即逝的关系呢？当然，保险精算师们靠的是概率。虽然他们无法为一对具体的夫妇设计出一种能够预测心碎综合症致死的概率模型，但他们可以利用统计学，以一群人为样本，设计出一副相对精确的图景。

他们借用物理学，并以马尔可夫链(Markov chain)模型为基础设计出一个方程：一种表达一系列统计事件的方式，这些事件的结果互相独立。在物理学上，马尔可夫链过程基于我们对周围世界最基本的认识，从液体汽化的方式到一滴墨水在一杯水中逐渐扩散的方式。精算师们解释道，如果你把人视为原子，那么你就可以在人身上运用相同的原子数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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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秋天，一位男子从中国乘班机来到加拿大。这位当时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精算师的男子叫李祥林(Xiang Lin Li)。在此之前，他和同行的许多年轻学者——全部来自南开大学——都未出过国门，但他们应中国和加拿大政府的邀请，来到加拿大做一些超乎寻常的事：研究资本主义。这一小群数学学者和统计学学者将攻读魁北克拉瓦尔大学(Quebec\'s Laval University)的商学学位。

对李祥林来说，去加拿大是他当时许多不可能的机会中最近的一个，而正是这些机会造就了他后来的人生。几十年前，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之际，他的家庭受到了迫害：他的父亲——一位中层警官，恰好是一位低职位官僚，成了当时红卫兵再教育的对象，他们一家被赶往中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在乡下，年轻的李祥林上学的机会非常渺茫，更不用说上大学了。但他很有才能，再加上他有动力，最终他成功地走进了学堂，而且还进了南开大学——中国最具声望的大学之一。李祥林在南开大学学习经济学，而就在他通过硕士学位考试后，加拿大发出了邀请。为了成为被送往魁北克的一分子，他在四个月内学会了法语——学习语言的劲道似乎能和他捣弄数字时的劲道相提并论。

在国外，李祥林的干劲并没有减弱。去加拿大四年之后，他获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到了这个地步，他没有回国的念头了。在他在外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微型公开性时期结束。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一些民主改革份子相继被革职，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被释放出来的自由主义风气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1989年，中国的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射杀，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对于那些有志向的年轻学生来说——尤其是对刚在西方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学生来说，南开这样的大学并不是最安全的地方。

为了表明自己不再回国，他改名为大卫8226;李(David Li)。从拉瓦尔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多伦多附近的滑铁卢大学学习保险精算学。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变化：从身处讲法语的蒙特利尔优雅社会到进入一个更世俗、更加以商业为中心的多伦多社会，这一变化意义深远，而且经过深思熟虑。据和他一同从中国移民出来的同伴、也是拉瓦尔大学的同学戴杰(Jie Dai，译音)称，“我清晰地记得[李]曾说过，如果你成了一位精算师，你会赚到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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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要赚大钱，当然不会是在滑铁卢大学，而是在硅谷、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对数学人才来说，硅谷是首选，但华尔街和金融城也在逐渐吸引李祥林这样的人才。1984年，罗伯特8226;鲁宾(Robert Rubin)——10年后他成了美国财长——为他当时的雇主高盛(Goldman Sachs)投行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鲁宾决定雇佣当时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学者、经济学家费希尔8226;布莱克(Fischer Black)。1983年之前，有一些学者已开始研究经济学和市场学，但都是出于学术好奇心；布莱克个性独特——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有成功的著述经验，并还有一个终身职位——他去了华尔街，并冒着象牙塔同事嘲笑的风险，将理论付诸实践。

鲁宾的豪赌为高盛带来的收入是布莱克薪水的好几倍。在高盛，这位教授开拓性地利用数学原理去追求利润。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Black- Scholes formula)的发明有一半是他的功劳，这个公式为市场风险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给华尔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原则成为一个全新领域的奠基性教义，即定量金融学。定量金融学的倡导者试图用智慧来战胜市场，他们首先利用数学计算风险，利用数学排除这些风险。从事定量金融学的人数迅速增加。随着苏联的瓦解、军备竞赛的结束，以及1993年美国国会取消了超导超大型加速器（旨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物理实验仪器）的建造，粒子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专家，以及电脑工程师都无事可干了。对年轻一代的本科生和博士来说，把他们的知识应用到金融学，显然是防止他们领域工作流失很好的另一个选择。

粒子物理学家伊曼纽尔8226;德曼(Emanuel Derman)就做了这样的转变。他于1985年加入高盛集团，在在布莱克手下工作，最终接任导师的职位。他回忆道，当时大量涌入的“定量金融家”被称为是“POW”——即华尔街上的物理学家（POW原意为战俘）。另一位华尔街定量金融学家、现麻省理工大学讲师罗德城(Andrew Lo)引用的缩写词也相当精准。在最近一次讲座中，他说，现在华尔街真正需要的不是博士(PhD)，而是PSDs：“贫困、聪明，并且急切想致富 ”(poor, smart and with a deep desire to get rich)的人。在滑铁卢大学，李祥林非常适合这种描述。他在攻读保险精算博士学位，但没有人希望他今后走学术道路。于是，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加拿大最大的银行之一——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找了份工作。

对李祥林这样的毕业生来说，进入乱作一团的商界或许让人有些吃惊，即便拥有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像他这样的数学家至多也只不过是个定量金融家，多少被人看不起；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交易员同事或许会拍拍他们后背，半拍马屁地说上一句“火箭科学家”。伊曼纽尔8226;德曼记得，有一次在高盛，他和另一个量子物理学家站在交易所内中央过道的两边，一位资深交易员从他们之间走过。这位交易员“赶紧跑开，极度痛苦地用双手抓着头，惊呼道：‘啊……！好强的力场！太强了！让我离开这里！\'”

可是，李祥林1998年到纽约时，定量金融家统治了华尔街。那年夏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由定量金融学中最好的专家管理的对冲基金—— 需要从联邦政府处获得大规模救助。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非但没有警示人们——数学模型可能会让投资者陷入严重的困境，它还把定量金融视为一个另类的后勤支持任务并将这一观点发扬光大了。这家基金公司倒闭前的巨大威力，以及倒闭有可能会在金融体系留下一个万亿美元的大洞这一事实，使人们对一个观念产生了怀疑，即交易员的直觉和经验要比数字情报重要得多。

萨姆8226;琼斯(Sam Jones)是《金融时报》驻阿尔法城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