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之大，容不下一个国士?-读《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党国之大，容不下一个国士?----读《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戴晴所著《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问世之际，我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之托，在悉尼科技大学举办了首场作者演讲及签名售书。此书我先睹为快，当时就有写点感想之意。想不到因教务之繁和文债之重，竟拖了这么久。

我在那场演讲会上向听众介绍戴晴及其新著时，说过这样一番决非过誉之词的肺腑之言：古来中国文史不分家，评判文史著作之标准，被姚鼐归纳为“义理、考据、辞章”三项（章学诚归纳为“史、学、识”三项，大同小异）。按照这三项标准，戴晴此书确为上乘之作。就“义理”或“识见”而言，戴晴之人文主义宏大视野，让国内为党国意识形态僵死教条所困之“中国现代史专家”们无地自容；戴晴对史实考据之缜密、史料挖掘之透彻，至少让我这位职业“史学工作者”汗颜；“辞章”则本来就是这位“名记”的强项，她以逻辑极强之丰富想象与情文并茂之行文风格，展现官修史书语焉不详或有意误导的诸多微妙之处，深得陈寅恪“以诗证史”之神韵。

“国士”，士人中顶天立地、坚守“三军可夺其帅而匹夫不可夺其志”之信条、不向任何权贵低头而以天下为己任者也。笔者称先贤张东荪为国士，良有以哉。笔者在博士论文《罗素与中国》一书中曾提到，罗素代表西方严密逻辑思维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正宗。罗素五四时期到中国讲学的时候，中国有能力真正理解罗素的只有张东荪和张崧年（张申府）两位。张东荪出身苏杭官宦世家，又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五四时期张东荪已有十余年参政议政的经历，正主编与《民国日报》及《晨报》齐名的《时事新报》，依托该报创办与《晨报副刊》和《民国日报》的《觉悟》合称为“三大副刊”的《学灯》副刊，还主持理论刊物《解放与改造》的笔政，是与陈独秀同一级别的风云人物。张东荪当时就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信仰，而且终其一生，无论是著书立说、执教论学，还是结社组党、参与政治，都坚守自信利国利民的社会民主主义志业，以求中国之富强与民生幸福。终身求真守朴，绝不屈服于任何势力、绝不曲意逢迎任何人。

既然道不同不相谋，张东荪与中共本应各行其道。但是，按戴晴书中所述，张东荪从三十年代起就与中共过从甚密，长期接济中共地下人员。特别是1949年初，张东荪获得双方信任、冒险奔走于中共围城部队和北平守将傅作义之间，获得毛泽东“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这样的御评。此中情由，恐有令人费解之处。张东荪亲善中共之举，有其思想根源，更源于他对共产党之误读。从五四时期起，张东荪就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这毫无疑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张东荪没有将他所信仰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其它流派的社会主义作出严格的划分。因而，他对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或中共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特别的反感。张东荪的政治思想，还有一个特别的见解，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奠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他当时称为“概念基型”），即自由、平等、公道、人权、理性。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特别是与当时苏联所推行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而在现实政治中，他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对当时与他自己一样举着“爱国和民主”旗帜的中共，则基本上引为盟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虽然心仪“中间路线”，但偏向中共者居多。而且他们都特别厌恶威权主义政权之腐败与混乱，而对极权主义政权的整齐划一之美则无不羡慕之情。他们后来因政治上的幼稚而付出沉重代价，悔之晚矣。

不过，张东荪与毛泽东毕竟不是一路人，他特别看不起毛泽东那一类“政客”和“党人”。张东荪在其封笔之作《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曾特别提到，“任何好主义，好团体，只要有流氓无赖钻进去，取得地位，就会把事情完全弄坏了”。中国现代史学界正好有一个不太严肃但流行很广的说法，认为国共毛蒋之争，是现代中国两大流氓之争。蒋介石出身青红帮，是一位注册的流氓，遵守一定的帮规；毛泽东完全是草寇英雄，是一位不注册的流氓，按他的夫子自道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守规矩一定的流氓败于完全不讲规矩的流氓，乃在情理之中。毛泽东连江湖上的“哥儿们义气”也欠缺。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一书中指出，“他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再转过身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

毛泽东是一代枭雄，从不掩盖他对枭雄秦始皇、曹孟德等人的崇拜。但他在登基之初，一心要展现一代雄主之雄风，因而当时的重头戏是礼贤下士、招降纳叛。张东荪是对党国有功的名流，毛泽东当然要对他封官进爵，以显示他论功行赏的公正和重视人才的智慧。这样，在1949年秋天立国之时，张东荪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还专门过问张东荪的待遇，邀请他搬到中南海去住。

然而，这位受重用的宿学鸿儒，1952年被指控为“美国间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被整肃的重要“民主人士”。戴晴此书最精彩之处，就是拨开一层层扑朔迷离的迷雾，论证这是一个冤案，“美国间谍”不仅是强加给张东荪的莫须有的罪名，而且是故意栽赃陷害。那么，党国为什么要借故治罪这位有功之人？荪戴晴进一步论证，是毛泽东以权谋私、公报私仇。因为，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投票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共有576 人参加投票，毛泽东只得575票。毛泽东断定，那位不选他的人，就是张东荪。

那么，毛泽东又缘何断定是张东荪不给他投票？问题落在毛泽东这位独裁者与张东荪这位耿介之士的独特过招。象毛泽东那类独裁者，对别人的态度极端敏感。风骨至坚的耿介之士，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没用也会投毛泽东的反对票，毛泽东对此心里有数。而在开国之初敢于公开对毛泽东表示不满和不肖的，就是张东荪。他对毛公开表示不满，是与毛所确定的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公开叫板。他对毛表现出来的不肖，是公然不买毛的帐，既拒绝迁居中南海，也拒绝出任国府委员之外的任何行政职务，宁可在燕园继续教书。当广大“民主人士”都对毛的恩宠感激涕零的时候，当在民国时期的适当时机曾经装出几许傲气的郭沫若、柳亚子、冯友兰等文人墨客都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献媚邀宠的时候，毛从张东荪的言行中感觉到张某对他的鄙夷。而毛泽东恰恰又是那种有仇必报、人莫予毒的真小人，岂能放过张东荪？毛整人最不缺的就是罪名。给张东荪定“美国间谍” 罪，只须毛泽东的灵机一动。抗战时期张东荪不是在沦陷区主动为中共干过“情报工作” 吗？张东荪不是与美国总领馆素有往来吗？当然，对中共党国而言，张东荪既是“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又是“民主人士”中亲美派的代表人物，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潜在威胁，也是杀一儆百的极佳人选。只怨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生不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