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反映问题,讲真话要坐牢,你还敢讲吗?青年女工刘桂阳就敢讲真话。为此,她果真就坐牢。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近日笔者采访她时,刘桂阳仍像当年那样回答:“我并不后悔,如果我的行为能为解除群众疾苦起到作用,就是献出生命也是值得的。
”
一个为讲真话不怕坐牢的女工
□文/孙纯福
家乡饿死人,她要向毛主席反映
上世纪60年代,刘桂阳是湖南郴州地区鲤江电厂工人。1960年7月的一天,她收到母亲从老家衡阳县寄来的一封信。她拆开信急促地读了起来。可读着读着,她愣住了,眉头皱了起来。信中是这样写的:
全家几乎揭不开锅了,你爸爸一个强劳动力,每天仅供给三两米,现在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你13岁的弟弟,每天只有二两米,无心上学已休学在家,靠采野菜度日;你姑姑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解决饥荒,结果挨了批斗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你爷爷已得了水肿病,卧床已久……村里已饿死3人,桂阳呀,我的好女儿,你是吃国家粮的,救救你爸爸!
妈妈
1960年7月16日
她简直不敢相信信中写的,报纸上不是整天都在宣传形势越来越好吗?但她知道,不是万不得已,妈妈是绝不会向女儿诉苦的。刘桂阳马上请了假,第二天,匆匆赶到了衡阳县上峰公社白沙大队老家。
在家的一个星期中,刘桂阳目睹了信上所说的情况。这时村里又饿死了1人,她呆不下去了,留下节约下来的40多斤粮票,含泪离开老家。可回到厂里,她的心却怎么也安定不下来。一个尖锐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家乡闹饥荒,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吗?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把目睹情况写出来,进京反映。
信写好后,刘桂阳一想,怎样才能见到毛主席呢?她一琢磨,又写了3条反对人民公社的标语,万一见不到主席,“反标”一贴,就会引起警卫重视,就会带自己去见毛主席了。同时,刘桂阳想到此去是要冒大风险的,于是她趁丈夫上班之机,写下了一封遗书:
李培务爱夫:我就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了,要向他老人家反映一个重要问题。我已作好充分的准备,为了人民能过好日子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假使如此,望你把小孩抚养成人。
爱妻:桂阳
1960年7月24日
留下遗书,刘桂阳吻了吻刚满4个月的孩子,揣好信,拿着装有标语、浆糊的挂包,从郴州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7月26日清晨,刘桂阳抵达北京。来到天安门,她一路问路人毛主席住哪里,别人不是说不知道,就是用警惕的眼睛望着她。眼看太阳落山了,急于要见到毛主席的她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法,在国务院北门外墙上,贴上写有“打倒人民公社”等3条标语。贴好后,她叫站岗的警卫来看。
警卫来了,问是谁贴的,刘桂阳回答是她贴的,并从挂包里拿出没贴完的标语和写给毛主席的信全交给了警卫:“我是代表乡亲们来这里说话的,这些情况只要让党中央知道,就是立即枪毙我也心甘情愿!现在当务之急,是我要见毛主席,向他老人家反映我们乡里的情况……”“同志,你错了,贴反动标语可是犯了弥天大罪呀!”警卫一本正经地说。“我懂,我死没关系,只要农民生活能改善。”刘桂阳坚定地说。
一切说明都是多余的。刘桂阳被关押进北京西城区公安局。6天后,她被押往郴州。
刘少奇批示:她不是反革命
1960年9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5年。
北京,中南海。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正在办公室里办公,他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拿出一份,聚精会神地阅读,不时地用红蓝铅笔在文件上点点画画。
蓦地,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国务院的一份简报上:湖南省郴州地区鲤江江电厂青年女工刘桂阳,7月26日窜至国务院北门外墙上张贴“打倒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等反动标语,现已被遣送回当地……
放下简报,刘少奇抓起话筒,指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将刘桂阳的情况调查清楚。
徐子荣马上接通了湖南的电话。第二天,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带领工作组赴郴州、衡阳进行实地调查。
刘桂阳案件的调查报告由湖南省委专呈送到刘少奇手里。刘少奇逐字逐句进行了审批。当他看到刘桂阳反映的问题属实,而她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时,他削瘦的面孔绷紧了,拿起笔写了起来:“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的认识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
放下笔,刘少奇离开坐位,双手叉腰,来回在办公室踱着步,陷入了沉思,一会又回到桌旁凝视这份报告,提起笔,郑重地写道:“印发给中央各部委、各党组的同志一阅。”搁下笔后,一会儿刘少奇又提笔写了起来:“请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鼓励她认真向党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所采取的方法不当,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早就料到要坐牢,甚至准备献出生命的刘桂阳,做梦也不会想到厄运很快得到了改变。
1961年2月26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的陪同下,来到鲤江电厂召开平反大会。张平化说:“刘桂阳上北京反映农村问题,反映农民的疾苦,反映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做得好!原判她5年徒刑是错误的。从现在起恢复她的公民权,恢复工作,享受应有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话音刚落,群众欢呼起来,掌声如雷。
文革中再入狱,平反后迎来春天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被开除党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厄运再次降到刘桂阳的头上,她成了刘少奇路线上的人。在受尽了批斗、挂牌游街、罚跪等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之后,1969年3月16日上午,在资兴县城召开了万人大会,资兴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决刘桂阳重新收监,除执行原判5年外,再加5年共判10年……
没有恐惧、没有悲哀、没有后悔,听到自己的第二次判决,面对千万双眼睛,刘桂阳昂首挺胸,走出会场。
刘桂阳被判刑后,身患重病的母亲和年迈的父亲相继去世了,却没能见上最后一眼。更令她痛心的是,1974年8月,她14岁的儿子李文明因为是“反革命”的儿子,生病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刘桂阳在监狱里强忍着悲痛,任凭痛苦的泪水在心里流。
冬去春来,桃红柳绿。1980年2月29日,中央为刘少奇平反。紧接着刘桂阳也接到了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她无罪的判决书。
20年来强忍着的悲悲喜喜,此时,全化在刘桂阳如雨的热泪之中。
刘桂阳平反后,并没有因为遭受了冤屈而消沉,她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两年后光荣入党。
1982年11月24日,北京。原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和刘桂阳来到王光美的家,受到热情接待,王光美热情让坐。刘桂阳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后说:“一听到党中央作出为刘少奇主席平反的决定后,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常常站在他老人家的像前念叨:刘少奇主席,历史把领袖和普通百姓的心连在了一起,这是我的幸运。虽然我遭受了冤屈,痛失了儿子,但我更幸运。因为我最终迎来了光明,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今后,我要教育好我的女儿,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跟党走……”
王光美眼睛湿润了,她喃喃地说:“刘桂阳同志,谢谢你,谢谢你……多好的一个同志呵!”
1988年11月24日,经中央批准,刘少奇纪念馆正式开馆,王光美在开馆仪式上,紧紧握住刘桂阳的手动情地说:“刘妹子,让你受苦了,你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不怕坐牢,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令人敬佩,永远值得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