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中苏恩仇之二十
芦笛
【说明】
那天老克建议，文字不宜写得太长。有鉴于此，《中苏恩仇》长文现改为专题系列，以便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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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朝鲜战争是中共执政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半世纪后的今天，用真正的民族主义眼光来看，它完全是中共外交领域里的重大灾难，由此为国家民族造成的重大灾难性后果并不亚于内政中的“大跃进”。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哪怕是再死硬的摩登红卫兵，也不敢为毛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辩护，但韩战却作为最浓重的一笔油彩，大概永远不会从中共这个“民族英雄”的脸上洗掉。不但爱党人士将永远把这看成是毛领导的中共的光辉业绩，就连对中共内政持严厉批判态度的许多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也都将此作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的辉煌时刻。记得聂华苓曾说，海外华人赢得白人的尊重的转折点就是韩战。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让人看不起的份。哪怕是我这老反革命，都还常在阅读共军入韩早期取得大捷的史实时难以压下强烈的自豪感。
这其实说起来是民族的悲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列强眼中一直是毫无好转迹象的东亚病夫，对外作战多是以耻辱告终。一系列屈辱，让我们变成了一个心理素质极度脆弱的民族，有着超常的自我肯定的心理需要。咱们是太需要外战的光辉胜利来为自己打气了。因此，中共介入韩战并一度获得大胜，最终和联合国军打成平手，激起国人自豪感是非常自然的，这其实也是我党赢得老一辈知识分子们拥护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也就是在此暴露了中国人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致命缺陷：时至今日，咱们基本还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值得自豪的民族成就，只知道寻求感官的肤浅满足，不知道评价一位国务家时，不是看他是否敢于和强国翻脸，而是看他是否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捍卫了国家利益，也不知道battle（战役）和war（战争）的区别，因而不知道中国或许赢得了朝鲜战争这个战役，却在整个外交战线上全军尽墨。
为让大众明白这点，我曾反复将斯大林和毛泽东作过比较。斯大林虽然是个历史上罕见的屠民暴君，但从苏联的国家利益上来看，他不愧为出色的民族主义国务家，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千方百计避免和强国决斗，极度谨慎，从不把国家无必要地带到危险边缘。苏联对外作战，从来是欺软怕硬，专拣软柿子捏，先后对中国外蒙、波兰（内战时期）、中国东北、新疆、芬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波兰（二战初期）用武，与此同时却千方百计避免和德国、日本等强国决战，只是迫不得已时才和日本打了旨在求和的诺门坎战役，直到二战快结束时才参加合力痛打日本那死老虎，为此使苏联版图扩大到了空前的地步。
哪怕就是在韩战一事上也充分显示了他的传统作派。韩战本是他秉承沙皇传统扩大帝国势力范围的努力。当这种努力遭到挫败后，他立刻就成功地把中国拉下水做替死鬼，替他去打代理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和北韩都是民族主义者，只有中国纯粹是为了宗教信仰毫不犹豫地牺牲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利益。
因此，用真正的民族主义眼光来考量，根据我作出的“卖国就是向外国出让放弃国家利益，包括民族尊严、国家主权、领土、资源、国民财富等一切全民财产，以及毫无必要地为外国牺牲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福利的行为”的定义，韩战不是什么“民族光荣”，而应被视为大规模的卖国行为。这就是我为何把它开列在毛犯下的九项卖国大罪中。
我也知道，要让大众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或许在我有生之年是没有希望了。如果有一天国人普遍明白了我这个系列讲述的简单道理，那么，中华民族或许就可以算成是成熟了罢。
二、韩战爆发前中国面临的外交选择
我已经讲过多次，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吓坏了以美国为首的文明世界。美国和西方盟国围堵布尔什特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敌对的两大阵营。南斯拉夫因为民族利益和苏联发生争吵，立刻就被美国视为宝贝，予以大量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其庞大的块头和在东亚的重要战略位置，本身就决定了它在冷战中是可居奇货，具有其他共党国家无从取代的收买拉拢价值。
这一点最能在毛访问苏联中看出来。斯大林原来只想维持和国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不想另订新约，顶多只愿意从旅顺撤军。为此把毛晾在别墅里不理睬，形成了中国无力打破的外交僵局。恰在此时英国宣布准备和中国建交，艾奇逊又在演说中造谣说苏联吞并了中国三北地区，立刻就让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同意让周恩来前去谈判签约。
因此，哪怕毛什么都不用作，效法中央帝国的传统君主们稳坐中南海，也一定会有人上门来争相拉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后是再没这种好事了。如果把握这宝贵机遇，哪怕是庸主也能在美苏争斗中坐获无穷渔利。
不幸的是因为南斯拉夫事件，斯大林对毛满腹狐疑，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这恰好打在毛那个“庶出”的疼处。为了证明他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和信徒，毛便在建国前夕毅然宣布“一边倒”，接着又迫不及待地跑到莫斯科去和苏联结成盟国。在苏联期间，他为了向斯大林表白对世界革命的赤胆忠心，不但下令征用美国兵营，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此挤走美国所有在华领馆，而且特地向此事通报苏方，说明他的目的就是要驱逐美国领事代表，并在与斯大林会谈时表明他要“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
即使如此，事情并非就此不可挽回。客观局面明摆在那里：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冲突，更无领土纠纷，中美建交是必然的事，唯一剩下来的历史纠葛就是台湾问题，但就连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抛弃台湾并向世界明确无误地宣布了这一点。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机构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前者常为鸽派，后者常为鹰派，最终拍板定调的则是总统，这传统一直沿袭到今天。例如在侵伊战争中，鲍威尔和拉姆费尔德的态度就明显不同，而小布什基本是在后者的影响之下。
“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也是这个样子，５毛大楼主张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防止台湾落在中共手里，而国务院则倾向抛弃台湾，杜鲁门总统则同意国务院的意见。这其间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乃是国务卿艾奇逊，他为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今日读来倍感英明睿智。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乃是民族意识在中国的觉醒史，而艾奇逊乃是看到了这个历史过程的少数外国政治家。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就台湾问题进行政策辩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前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备忘录，认为协助国府防卫台湾符合美国安全利益，建议立即派人去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
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即使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援助国府，也守不住台湾，反倒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而且台湾对美国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他指出，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代替苏联变成威胁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他强调指出：“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６年到１２年而不要从６ 个月到１２个月来看问题。”
这政策主张得到了杜鲁门的赞同，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文件，制定了美国对华战略原则，那就是使用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去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因为台湾并未重要到足以为之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
本着这一原则，杜鲁门总统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说美国和其它盟国尊重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已有４年了，并明确保证：
“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
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
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
方针。同样地，美国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的
意见。”
基于同一原则，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苏关系的实质：
“俄国人对华北和其他这些地区的态度和兴趣早在共产主义化以前
就是如此的。这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结果，俄国早已有此打算。但是
共产主义制度为俄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增加了新的方法，新的技巧和
新的概念。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和技术使俄国帝国主义装备了一种
新的和很阴险的武器─这就是渗入。装备了这些新的武器之后，在
中国发生的事情是：苏联正在把中国的北部省分从中国分离出去，
使它们附属于苏联。这种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满州已接近完
成。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内蒙古和新疆的苏联代理人已向莫斯科提
出了乐观的报告。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情况，整个整个中国人居住的
地区正从中国分离出去而附属于苏联。”
关于苏联吞并中国三北地区当然是造谣，但斯大林乃是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沙皇则一点都不错。而且，从客观效果来说，老艾造的谣威慑了苏联的领土野心，不但吓得斯大林赶快下令让中苏两国外长同时发声明辟谣，因毛未忠实执行命令而批评了毛，而且使得他软化了原来的强硬态度，在和周恩来谈判时作了重大让步，使中国得以争回了部分丧失权益。因此，它其实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如果毛是个称职的国家领袖，就该从此事中得到启发，“以夷制夷”，巧妙地利用美国来增强中国在对苏外交中的地位。
艾奇逊还指出：
“如果人们说我们的利益仅在于阻止共产主义蔓延那是比任何其他
说法都会造成更多的损害，并在远东引起更多的曲解的。我们真正
的利益是在于这些人民本身。我们所以要阻止共产主义是由于共产
主义敌视这个利益。但恰巧这个双管齐下的最好办法，是在于去做
正是亚洲各国人民所愿做的，也是我们愿帮助他们做的，就是：发
展这些国家新政府的健全的行政，开发他们的资源和发展他们的技
术的技巧，以使他们不致因愚昧无知，或因他们相信这些假的诺言，
或因他们的地区有真正的灾祸，而受到侵入。倘若我们能帮助这个
发展，倘若我们能和它一起前进，那末，我们就得到了任何人所知
道的关于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最好办法。”
这是何等的真知灼见！这儿的意思是说，美国之所以要阻止共产主义蔓延，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敌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利益。所以，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好办法，还是让那些受害国家人民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我在前文中反复指出的，因为奉行国际主义（＝苏联的民族主义），否认民族主义，国际共运对苏联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都造成了巨大损害，唯一受益的只有苏联一国。
他最后警告那些主张武力支持台独的右派：
“我恳请所有正在考虑这种愚蠢冒险的人要记住：我们决不可夺取
俄国人为自己安排下的这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我们不可把中国人
民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它们一定会发展的──招引到我
们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
“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任何破坏中国完整的人
都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违反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今天下午我愿向你
们提出这个看法，我认为这一点是美国制订对亚洲政策中的第一个
和最重要的规则。”
这个演说犯了个致命错误，就是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把日本划作第一线，未将台湾和南韩包括在内。放弃台湾已经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但南韩却是美国绝不会放弃的防线，艾奇逊本人就力主放弃台湾坚守南韩，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忽略了这一点，由此导致了斯大林的误读。这里按下不表。
以上这一系列政策声明，都是在毛访问苏联期间中作出的。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不难从中读出以下明确信息：
１、美国已经决定抛弃台湾，公开承认了中共对台湾的主权，等于放手让中共去“解放”台湾。中美之间既无影响邦交的国家利益冲突，又从此去除了历史原因形成的改善双边关系障碍。
２、美国看出了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迟早要引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弹，决定避免扮演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的角色，干预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主权，而是让苏联去干这种背时事。
３、美国寄大的希望于中苏破裂，以形成反苏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流露出来的最微不足道的善意姿态，都会让华盛顿欣喜若狂。哪怕不投木瓜，人家也会报以琼瑶。
正因为此，尽管美国国内政治浊流翻卷，麦卡锡（徐水良的前身？）主义甚嚣尘上，而且毛还刻意配合美国右派，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触怒美国的措施，诸如没收美国旧兵营和其他财产、驱赶美国使馆人员等等，在国会山引起了右派风暴，但民主党政府还是把住了舵轮，坚持了既定方针，目睹蒋溺而拒绝援之以手。
1950年4月30日，共军攻陷海南岛。5月18日，共军攻陷舟山群岛。至此，共军已在华南各地修建军用机场30个，400架战斗机已进入战斗状态；在福州、厦门、汕头等港口，大量登陆艇及船只已进入起航准备。台湾危如累卵，而美国国务院则处变不惊，准备按原计划撤离台湾。
1950年5 月17日美国驻国府临时代办斯特朗从台北报告说： “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 月15日至7 月底之间发动进攻”，建议开始撤侨并准备撤馆。5 月26日，国务院回电批准其建议，令其尽早采取有关措施，准备撤离。
老美撒手，老蒋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希望。5月27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承认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蒋介石立志和宝岛共存亡，已对手下将领明言：“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意不会走的。”据蒋经国回忆，当时蒋介石已下定“杀身成仁”的决心，并勉励其将领“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
这不是危言耸听，据我党后来披露，当时确已万事俱备，只待７月间台湾海峡气象条件合适时，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大军过海，国府作鸟兽散，死的死，亡的亡，从此“漫江碧透，层林尽染”，中国再无尺寸净土留下来。就算毛泽东立志以开罪美国显示他的革命坚定性，老美也找不到一个反对政权去扶持，更没有理由让国府继续作安理会常理国，把中国关在联合国门外。中美迟早要建交，而远东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但上天注定了老蒋将获善终，６月２５日，北韩军队在３０００多名苏联顾问指挥下，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进犯。一夜之间，整个远东的外交格局就此改铸。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