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过度到资本主义的国家，人民是否感觉更幸福？美国着名人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的最新研究显示，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生活水平、家庭生活、健康和工作；过度时期的人们，在失业率、离婚率上升等因素下，反而比社会主义时代还要不满。
伊斯特林即将在2009年8月号《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中发表的研究，更深入探讨了幸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因素在主观幸福感的标准上是否比政治改革来得重要。
伊斯特林为南加大（USC）经济学教授，他曾提出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此悖论显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感增加。伊斯特林指出，虽然在收入达到某一程度之前，幸福感会随之增长，但过了这一程度后，两者的关系不明显，伊斯特林的论点大大挑战了西方经济学“财富增加导致幸福感增加”的观点。
美国着名人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伊斯特林个人网站）
在最新的研究中，伊斯特林对多维社表示，证据显示，戏剧性的政治改变可能会暂时影响幸福感，但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还是生活水平、家庭生活、健康和工作。
伊斯特林评估了13个共产主义集团国家的生活满意度，他指出，第一次对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调查是在1989年，当时要求每个国家的抽样代表以1（最不满意）到10（最满意）的分数来评估自己的生活满意度。
“警察国家的瓦解和许多过度国家在政治与公民权上的扩大，可能被视为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但研究显示，“不利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胜过政治因素。”
研究发现，铁幕崩落后的整体满意度，反而与民主这个因素有些微的负向关系，换句话说，民主与满意度不太有关系，这个发现反驳了部分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在这几个国家中，民主让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增加。
“有证据显示，当被问及他们的幸福感从何而来时，人们很少提及政治情况，他们关心的是那些影响生活、家庭和健康的主要因素。”
伊斯特林对多维社说，在民主是否增加幸福感这方面的证据很有限，因此有关“真实世界情况”的概念也很缺乏，他的研究便是希望对此议题有更多贡献，但研究涉及的议题非常大，他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
研究另显示，当国家从社会主义过度到资本主义时，对工作、孩童照顾和健康的满意度都有显着下降，在社会压力方面，例如离婚率、自杀率和本地犯罪率上反而有显着的上升，酗酒者和毒品使用者也增加了。
收入增加让幸福感也增加？
不过，在前苏联瓦解后，人们在某个部分确实满意多了，那便是物质环境，包括生活水平、取得物品的便利性和整体状况。人们对物质生活改善后所提升的满意度，比在工作安全、健康和孩童照顾上所失去的满意度还要大。
生活满意度的个人差异在前苏联解体后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年龄和教育两点上。30岁以上的人，已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比起年轻人，这些人更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的生活不满。老一辈的人也会面对养老金缩减以及失业率上升的困境。至于男性与女性，在生活满意度上的下降幅度差不多。
伊斯特林对多维社说，此份研究分析的国家不包括中国，但其他证据显示，中国也有类似情况。
“我在研究中指出，另一个过度国家中国，也许为这份研究提供了额外的支持证据。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报告成长惊人，但人民幸福感没有增加。”
伊斯特林的研究指出，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1990年的三倍，尽管有这样空前的成长，这个时期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仍旧下降。虽然中国并不像欧洲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落，但几个欧洲过度时期出现的现象也在中国出现，尤其是失业、社会不均的扩大、社会安全网的瓦解，这些可能在中国与欧洲都一样是拖累生活满意度的因素。
伊斯特林表示，他的研究显示，即使13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已在1999年时回升，但即使到了2005年，都还没回复到过度期之前的水平，到这个时候，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了25％。
至于到底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伊斯特林对多维社说：“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在这个问题上下定论。不过，我认为若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做一个黑或白的区分是不可能的，对于两种体制下决定幸福感的因素，或是两种体制带来的益处，都还有很多需研究的地方。”
伊斯特林是最早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为国家科学院与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双院士，美国人口协会、经济历史学会前会长，著有《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是否需要对不发达状况进行历史的研究》、《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