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郢客: 温故知新沈崇案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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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C:两个北大】

谢泳先生引用的这段史料尚语焉不详,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关于此事的叙述更加详细:
【昨晨黎明(注:30日),北大沙滩大操场,即有各学院同学集合。迄九时许,全场已有千余人。同时,各新标语、新壁报,纷纷增加,贴遍各处。尤以各教授之谈话及上书司徒大使之声明书,最为触目,争相阅读。十时,清华大学及燕京大学学生之联合进城请愿游行队已出发之消息传来,各同学莫不兴奋异常。十一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训导长褚士荃,教务长吴泽霖等进城,至北大办公处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等,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当议决对学生游行事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

我素来敬重郑天挺先生学问严谨,直到翻阅这些史料,不由感慨,前人如海如山,后生们哪是容易得窥全景的?物理学家郑华炽,隔行隔山,在下知之甚少,惟“教务长”身份,暗示我们诸多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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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班子一目了然: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训导长大约类似今日“学生管理”或“政工”一系领导,褚士荃言论亦相对收敛谨重,然而,三人齐心,颇可得见。
而诸种史料中,北大班子却只能散见各处。因为一旦整合一处,谁都能看明白了——北大班子在分裂。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云,此年6月,蒋梦麟要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蒋介石属意胡适或傅斯年担任复校后的北大校长一职。傅斯年时在国内(胡适尚在美国),蒋介石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先行咨询傅的意见。傅斯年于 8月17日上书力辞,盛赞“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极具“佳话”体。政府任命发表后,胡适就任前,由傅斯年暂代。胡、傅素来亲厚,亦师亦友,同气连枝。傅斯年代理校长后,屡次发表声明,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他1946年1月7日写给夫人的信中说,“实在说这种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胡适1946年7月5日抵达上海,9月就任北大校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先以陈雪屏后以贺麟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注:本节人物基本出场完毕)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训导长:陈雪屏。
秘书长(胡适年谱中称为总务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

谢泳先生在《重说沈崇案》中对“陈雪屏”只字未提,对“郑天挺”、“郑华炽”亦只字未提。我们既看不见“同学何必如此铺张”的陈雪屏;亦不知郑天挺、郑华炽诸先生的担当。这样如何能还原沈崇案的真实全貌?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他借《申报》批评了梅贻琦和陆志韦两位先生,然后径直盛赞胡适、傅斯年“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原因不过是“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这种逻辑,何其武断草率尔?

《文汇报》1947年1月5日木耳的文章印证了《世界日报》的报道:
【新闻记者群走向北大的校长室,这里有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周炳琳钱瑞升诸教授,有两位同学在哭诉校外分子来北大行凶以及向达教授被辱这些事。郑天挺安慰了一番,说学校必想办法,周炳琳教授则慷慨激昂,大声说:“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国民党应首先退出!”这时电话铃响,原来是训导长陈雪屏来电,说他今日因病不能来校了。陈先生病的真巧。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北大清华燕京等校负责人召集了一个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干涉,并与治安当局洽商保护学生】

12月27日,学生团体代表往谒陈雪屏,目的无非是探问徵求校方意见。北大复校,国民党六大(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陈雪屏担任北大训导长,蒋政府显然颇有深意。“陈雪屏在北大积极发展国民党、三青团。”这样一位人士,说出“沈崇未必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令人无比愤慨,仔细想想,并不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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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崇案发时,北大校长胡适正在南京忙着起草宪法。根据年谱,他11月11日晨飞赴南京,12月30日飞抵北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南方住了五十天。”
陈雪屏的继任者贺麟也参加了国民大会,回忆如下: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人称伪国大),胡适和我都是代表。我这个遴选代表大概是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推荐的。我们同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到南京后,他住中央研究院,我和一些代表同住招待所。在胡适担任执行主席的一次大会上,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手捧伪宪法,郑重其事地交给胡适,胡适则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蒋介石讲了一通宪法的来源和意义以及什么“还政于民”的鬼话,两人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我们还听了参谋总长陈诚的军事报告,报告胡吹要在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等等。小组讨论我只参加了一次,一百多人的小组,我连个座位都没找到,站着听了半个小时我就走了。后来我就跑到杭州浙江大学看朋友去,没再参加会。从杭州回到南京,不等闭会,我就回北平了。】
胡适1938-1942年任驻美大使,1945年作为国府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一年两制宪:1946年11月25日,胡适在南京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典礼。南京期间,他给人题写条幅,“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依稀是其心情写照:建设的,乐观的,不失慷慨。可是,“住招待所”的贺麟,已觉制宪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入不进戏,甚感无聊。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北大群龙无首,训导长陈雪屏的话,可谓官僚遁词与精英傻话共一色,群众听得面目发青。当然,陈雪屏官运亨通,亦可想而知。据继任者贺麟回忆,
【1947年9月,原北大训导长、国民党特务陈雪屏调走。学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胡适派总务长郑天挺到我家找我,要我干(可能是陈雪屏和朱家骅的推荐,经南京最高领导人同意,让我接任)。……郑好说歹说劝我先干一干试试,等有了人可以不干,并说不必天天到校,有事大家到家找你,拿拿主意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要让我这个书呆子当训导长,我就不清楚了。学生们对此也感到意外。当时学生们经常请愿,有时找到我,我作不了主,就带大家去见胡适。胡认为我推卸责任,由此渐渐产生了不满。记得朱家骅曾经三次以教育部长的名义给学校来信,在信中开列过几批学生的黑名单,要求学校开除这些所谓“异党分子”。胡适把信交给我处理,也不表示什么意见。我则把信往抽屉里一搁,跟谁也不提,不了了之。】1947年冬,贺麟过境南京,“由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接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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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棍陈雪屏在北大师生心目中什么形象,有无威望,同样可想而知。他和郑天挺、郑华炽级别相同,若理念不同,亦难以一手遮天。他的策略既然有如火上浇油,学生势起,游行在所难免,他只有称病在家,由郑天挺、郑华炽先生收摊承担了。“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亦可见陈雪屏势孤且不得人心。1946年12月 31日《益世报》登出一条奥妙无穷的短讯,道破郑、陈间的歧异:
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教务长郑华炽二人意见甚接近: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关涉学生运动之成例,今日亦不能例外。在学生游行时,曾邀请训导长陈雪屏到校,陈推说有病,未到。郑表示遗憾。】

12月27日,学生组织了“北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亦积极联络清华等校。29日,筹备会会场被砸,民主墙壁报亦被人扫撕一空。30日晨,“职业学生”及打手们撕去罢课的布告,贴上“今日本校照常上课”的告示。历史系向达教授正好路过,眼见种种不堪,知识分子“迂气”发作,这位秀才试图和猛士们讲讲道理:“你们就是反对罢课,也不能撕毁别人的……,因为在北大,任何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北大四十八年光荣历史被你们丢尽了。”人家哪里肯听你的真理,打骂有加。此即新闻中所言“向达教授被辱”一事。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学院知识分子,言必称言论自由,视之为内心信仰。然而遇见不信却又会武术的,只能束手。钱端升教授被问及对“情报网”共谍逗引说持什么态度,钱教授的怒言既可乐又悲凉,“这是造谣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有钱印这些东西,我的政治学讲义,到现在还没印出来!”

搞到这种地步,教授们亦要反了。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校长室内已经怒不可遏,当北大学子等待清华、燕大学子入场时,这位周教授,亦毫无避嫌,出现在操场上,示以支持。学生们高呼,“拥护周先生恢复五四精神!”
此情此景,《文汇报》叙述时亦难免唏嘘,【原来周先生正是当年五四健将,一瞬卅年,如今已两鬓如霜了。】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6293
好一个“一瞬卅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是关于代际更迭很敏锐的洞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多数青年人的热血、慷慨、风发,向来如是。等到30年后,自己上了宴席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员,当年的理想即使某一瞬间掠过,恐怕亦只有压下不想,还能怎么样?有家有业,上街闹革命,你试试?再说,换人真能改变这个世界吗?失望太多,中老年人的思维自然会比青年人多有顾忌、疑虑,这亦是自然的。一个成熟的社会仍需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分担不同的角色:有人呐喊变革,有人步步谋划;有人热情,有人稳健;有人毅然加油,有人稳稳刹车。
而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27年之后,竟然被满腔怒火逼得再次跳出来打酱油,这是多么令人感慨万千的一幕。记忆和此刻叠合,想必他心里亦感慨万千:我还是那个我?世道还是那个世道?或者,世道不止一次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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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31日,《新民报》刊出的《北京大学四十八教授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周炳琳教授赫然在列。
向达、郑华炽、钱端升以及沈从文、朱光潜等人亦在列。
这份名录并非以姓名笔画排序,排在第一位的人,叫“袁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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