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呢？ 胡博士如是说。

摘记者按：陈郢客妹妹发给阿原，说：涉及经济，请一阅并指正。
阿原大略读过，只是喜爱。很惭愧地无能力“指正”。
摘一段与走廊文化君子共享，盼有高人教我如何指正一二，也好完成陈妹妹交给俺的任务_:$
先行谢过！

摘录原文如下：

至于“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胡适更有奇谈悍论。他在《国际的中国》（见于1922年10月《努力周报》）一文中指摘共产党所言直奉大战幕后各有英美、日方角力——“这种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至于说美国现在转过头来与日本携手，企图共同利用曹锟、张作霖和安福系、交通系等，这更是笑话了。现在中国想利用“曹锟、张作霖、安福、交通”这个奇怪大联合的，恐怕确有人在！但我们稍知道美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可以断定美国决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政策。”
胡适的主要论据如下：
“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统一。”

“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和统一的。……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优势的投资国家要想这些弱国与乱国有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所以又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日俄战争以后，因日本的胜利而远东局面一变；辛亥革命以后，因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再变；欧战期内，因日本的独霸而运动局面几乎大变；欧战结局以后，又因中国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又经一次大变。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近来因为有几笔外债到期，中国政府不能付款，所以我们偶然听见什么“共同管理”的论调。但这种论调其实同近日中国银行家要求安格联在十一年八厘公债票上签字，是同样的心理，我们只得由他们唱去，事实上我们自己若能整顿国事，理出一个头绪来，造出一个新国家来，把这一点比较很轻微的国债（比英国每人担负少一百倍，比法国少二百倍）担负下来，这种论调也就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到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再轨道上进行了。

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

胡适以为，陈独秀所言的帝国主义七项压迫“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所以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注：粗体部分，胡适原文均为着重号。西河难用着重号，唯有如此替代了。）

胡适的论调，使家人律己自虐，对别国保持幻想，百余年来，甚至今日，亦不新鲜。不屑本土派，视之为“土包子”，“乡下人”，“你们”哪里懂，只会过分的“阴谋论”，“我们”才熟知国外国情，还是老老实实“接轨”为佳。只恨自家人不争气，鼓吹只要学生学习好了，“老师们”自然和颜悦色，还诸我们权力的。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我们自己不好？我们自己不思上进，一心怀疑“老师们”用心，这是什么道理？中国百姓向来明眼，所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名言；胡适怪责“厘金”制度只怪责到“卡员”级别，却视“总税务司是神人”，甚至还有“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如此豪言，如此相悖，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乍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