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长林
真实的历史再现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人性论”和“写真实”在中国社会就一直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两顶“帽子”满天飞，既是投机钻营者晋升的武器和阶梯，又是良知未泯者遭封杀的紧箍咒；有斗胆越雷池者，免不了被批臭批倒，甚至身罹灭顶之灾，以致万马齐喑，充斥于文坛的，只是一些粉饰太平的“大作”而已。到了“文革”时期，干脆将这些“劳什子”全都打入冷宫，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浩然。
时间跨入了八十年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饱经磨难的共和国进入到“五四”以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迎来了文艺百花争艳的春天。纷纷复刊、创刊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滋润着人们长期禁锢的心田；书店门前，排着购买古今中外名著的长队；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文艺讲座以及文学讲习班，吸引着无数的文学爱好者……
思想解放的大潮起起伏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跃跃欲试敢吃螃蟹闯“禁区”、打擦边球者不乏其人，
说实话，过去读小说，尤其是反映现实的小说，虽一时被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感动过；然掩卷思索，则不免又为其缺少某些真实而打了折扣。如今，当风起云涌的商业浪潮，文学边缘化已然成了不争的事实；而快节奏的生活，却早已使人无暇像从前那样静下心来读书了！或问：如此境况之下，何以对宗铭先生的这部作品，又会情有独钟、兴趣盎然呢？
由
鲜明的人物形象
长篇巨制犹如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物，精彩的故事情节是其漂亮的躯壳，而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则是其内在的灵魂。鄢正甫、张云轩、杨永春、唐维绮、戴敏、郭庆元、刘礼靖、曹发德、方美英、蒙松（韦喜贵）、石仕达（张忠）、张炎，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双溪坪”，生活在那片美丽和谐净土上的传教士亨利、阿彩、岑林山、干柴棍、杨老金、灵姑等等，无论其所占篇幅是多是少，大都将各自的角色演绎得恰到好处，正可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也！
毫无疑问，鄢正甫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这位正直善良的革命家，虽然一生命运坎坷，却总以诚信作为人生的行为准则。他为极左路线严重危害革命事业忧心如焚，也曾为之抵制抗争过；他为张云轩辞去省商会会长职务而暗暗焦虑；当发现一切努力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影响“仕途”时，却仍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比如巧妙“探监”看望张云轩的壮举，就不禁使张云轩为之“心中一热，眼眶湿润了”！所以即使是在“文革”被造反派囚禁折磨之下，他也不曾对未来失去过信念。当然，为了救儿子，他也曾为土匪头刘礼靖开过“出差证明”；为了保护文物，也曾被奸险小人曹发德“挟制”过。正因为有了这些个“人性的弱点”，也才使其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对刘礼靖和曹发德的形象刻画，可谓作者匠心独具、别出心裁。这是现实社会中分蘖出来的一对为了切身利益而各取所需的孪生怪胎。为了心爱的姑娘蓉蓉，刘礼靖在家乡铤而走险，弑父杀兄，背叛革命；在国民党军队中混了个“少校营长”。在随张云轩起义后的“整训”中，他“痛恨起义，痛恨共产党人，更痛恨自己置身于革命的队伍之中”而害怕暴露自己的罪行。于是，他借口批杨永春杀“奸夫淫妇”，试图“摸共产党的底”；孰料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残杀五个红军伤病员”的罪行。他“晓得掉到解放军的部队里凶多吉少”，于是煽动他的营率先武装叛乱，还被“反共救国军司令” 曹绍华提拔为少将师长兼“副司令”。在解放军强大的围剿攻势下，不但曹绍华被活捉，连他也只好躲进深山丛林之中苟延残喘。他与“地主婆”戴敏的一见钟情、生死相爱，是这个杀人恶魔人生的转折——为了这份爱，他几乎为此丢了性命！就在他舍身从鬼头崖跳下冰凉的深潭时,还从心底里向戴敏呼唤过:“别了,我的亲人!再有来世,你我非成夫妻不可!”
东洋狗来福的为他而死，使他认为“这世道，狗比人还重情重义；”丑陋的麻婆夫妇，因为他送盐之举而对他感恩戴德，他们的悉心照料和保护其巨额的金银珠宝，使得这个冷酷的汉子“不由得膝头软软地脆下”,“有生以来第一次感激流泣。他哭了，任泪水默默地淌流而下……”后来，他以一半钱财与曹发德交易成功，与戴敏外逃至那美丽恬静如世外桃源般的“双溪坪”，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刘礼靖，良知在传教士亨利、寨老岑林山等仁爱与纯朴的精神感化下得以醒悟。所以，当鄢正甫带去的民族慰问团在那里为驱逐英国传教士而进退维谷时，他居然会听到这恶魔如此说道：“……若是你真想解放双溪坪人，你为啥不去找亨利牧师谈谈呢？……你要晓得……上帝，决不会……拒绝仁爱的请求！”（第三部第152页）——人性俨然在他的身上复苏了！
如果说“仁爱”能使一个土匪头改恶从善的话，那么“仁爱”对于喜欢投机钻营的“革命小人”曹发德来说，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个因厌倦婚姻而投身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这个狡诈、阴险又诡计多端的小人，似乎就太难奏效了。为了满足性欲，他不惜以职权做交易，把暗娼吴四妹搞到手并长期勾搭同居；为了提升处长，他暗示、要挟自己的上司鄢正甫；为了保命，他向土匪头写下了“反共同盟”，为了“金光闪闪、白花花的钱财”，他为土匪头出谋划策、一箭双雕--设计以挷架鄢源来要挟鄢正甫开“出差证明”，从而为刘礼靖和戴敏的出逃开了绿灯，达到其既攫取钱财又挟制顶头上司的卑劣行径！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这个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的变节者飞黄腾达、“如鱼得水”。“文革”初期，他“害怕组织上动员他揭发检举鄢正甫的问题”，“还害怕他与吴四妹的事被人捅出来”……于是，以老婆重病需到医院照顾为由，顺利地躲过了这一关。然而，巴不得老婆早死的曹发德，并没有时时守护在妻子身边，却是乘机溜上街去看大字报，以窥测动向。凑巧的是，他在医院里与邻床病人的丈夫余铁材——后来的“红卫军”司令，由于“他们都不喜欢自己的女人，都喜欢投机取巧，都以为自己怀才不遇，都有着极大的野心”而“成了莫逆之交，两人称兄道弟，时常不管病床上的女人，经常到大十字去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第三部第292-293页）。这个“一贯的阿谀奉承、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的家伙，懂得“共产党的天下，不会让一群无政府主义来当领导”的道理，所以，他得为自己预先留条退路——对“走资派”们“留一手”，不像其他造反派那样残酷无情。可是，当他从周林（原贵州省委书记）口中无意间获悉“原来鄢正甫是铁了心，不提拔我当处长才主动下基层”的真相后，对鄢正甫“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毁灭证据，他当夜即下令对本系统厅局级干部的家进行“彻底的大搜查、大抄家” ！他还特地叫造反派头目王澄龙去负责抄鄢正甫的家：“就是挖地三尺，你也要把鄢正甫是国民党特务、反党反毛主席的证据找出来”，并“把所有抄家的材料，首先交给他！”
抄家只抄了个二万四千多元的存折，令曹发德“最刨烦”的是，由吴四妹代笔写的那份“出差证明”底稿，却没有找到！他想，“不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愿天下人负我!”他深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之道，便叫王澄龙用郭庆元（鄢正甫之妻）存折取出的钱“分为三份，你们那里分两份，我分一份，”以实施其“用最隐蔽、最巧妙、最迅速的方式除掉鄢正甫”！
王澄龙心领神会，惨无人道地对鄢正甫进行折磨迫害，试图迫使鄢正甫“跳窗自杀”。值得庆幸的是，张炎从鄢氏兄妹口中得知鄢伯伯离开家时大喊“有病”的暗示，立即将交在他手中的那个“竹枕头”打开，在张家的传家宝——苏轼的两幅直幅中，赫然出现了一张发黄信笺纸写的“出差证明”草稿！上面有鄢正甫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下“证明人，曹发德”六个字的手迹！当曹发德看到这张纸条时，知道“他与鄢正甫都扼住了对方的七寸”，为了阴谋不致败露，他不得不对鄢正甫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中国人喜欢相信“因果报应”，总以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这只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的一种善良的愿望罢了。现实生活中，像曹发德这样功于心计的恶人，又有哪一天不是过得悠哉游哉的呢！？试看当今混迹于官场中的“沐猴而冠”者，浮出水面落入法网的，也仅仅是冰山之一角；善于见风使舵的投机钻营者多如牛毛，不是依然煞有介事地在台上发号施令吗！——隐藏在共和国大厦里的众多蛀虫，其危害性是多么值得人们的警省啊！
人性的光芒四射
“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论爱仇敌）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就是这样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年轻时看他写的《复活》，对聂赫留朵夫向玛丝洛娃一再表示的忏悔不甚理解，觉得他跟随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完全是自讨苦吃。现在看来，那正是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后，感觉痛心的悔悟表现。我们从鄢正甫、戴敏、张云轩、刘礼靖、蒙松以及张忠等等人物身上展示出的七情六欲，能看到一个个真实动人的人性，所谓的好人坏人都是人，是人就会有弱点，比如鄢正甫违背了共产党人临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高大形象，为了救回儿子鄢源，竟为土匪头和地主婆开了“出差证明”；起义将领张云轩只为了保住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不愿招人现眼地收留地主婆戴敏和两个亲侄儿……面对“决心一生都侍奉主基督”的唐维绮之死，面对赤卫队的滥杀无辜；面对石仕达被迫以“孤儿”身份从军，以至为救人而献身等等一系列情节的描绘，都会使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从而，凸显出人性美的光芒和道德、仁爱的伟大！
唐维绮，是个出身名门、雍容华贵的女人，她笃信：“人类只有扬起仁爱的风帆，方能拯救自己的灵魂，方能进入上帝指引的诺亚方舟！”为了地主婆戴敏过上安定、无忧无虑的生活，为了两个失学的侄儿从此再不沿街乞讨，能够上学读书……她义无反顾地戴上了“地主”的帽子；为了自己的信仰，不容许人诋毁她心中的上帝，拒绝再到派出所去交待她在“教会犯下的罪恶活动”！在她作了一番“托孤”的安排之后，她决心在血雨腥风的共和国初期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举办圣诞节的庆祝活动……迫使自己走向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终于去见她深爱的上帝去了。看到这里，你不得不感悟到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信仰，不得不赞美一个女人永随上帝的坚定与执着精神，不得不感慨她的信仰是那般的纯洁！
唐维绮与起义将领张云轩从相识、相知、相爱到成家生子，这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是从“等待、心悸、恐慌、彷徨，欢乐与幸福中”走过来的。张云轩这个深知共产党人习惯的国民党将领，视质朴忠直的杨永春为兄长；却对一直在他家当账
生活在监狱中的张云轩处于痛苦与愤懑中，作家这时候让他真正接触了《圣经》，接触了上帝和宽容！“这本被唐维绮常年捧读的泛黄且陈旧的《圣经》，此时不知圣灵出现了呢，还是张云轩寻求到了相伴的喜悦，这本书竟在他眼前大放光芒！”于是，他“真正相信有上帝存在”。从此，他心安理得地、诚心诚意地在监狱中为自己的灵魂“赎罪”！所以，在十年动乱之中他受到的打击和折磨，比起“走资派”周林、鄢正甫来，就幸运和安全多了！
最受唐维绮真爱感召的当是“地主婆”戴敏。对于唐维绮的热诚关照，使她从原本的忌恨与幸灾乐祸转而变成了感激和悔恨。唐维绮之死，使绝望的她痛不欲生，把“从前的现在的恐惧”“一扫而光”，她不再害怕而毫不畏惧地昂头对着枪口：“我是地主婆，土匪婆，我通敌、通特……你枪毙我吧！”
尽管土匪头刘礼靖几经周折历尽风险，与地主婆戴敏终有了“出差证明”，一路双宿双飞，来到了美丽的“双溪坪”。在美丽而恬静的双溪坪，这两个受尽人间折腾的半路夫妇，在与传教士亨利、混血女儿灵姑、与贵州山里人的实际接触中，似乎明白了生存的真谛，也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找到了自己的乐园！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物----这就是唐维绮视为“义人”的杨永春。贫苦的孤儿杨永春“命运多舛”、四处飘零……从小靠当“催生儿”得口饭吃，开始独自谋生路直到36岁，终于成了“女痨病人”的上门女婿。
本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杨永春，却因老婆的红杏出墙而怒杀奸夫淫妇，从此背负“命案”的他又开始了流浪生涯，直至张云轩收留了他，他才在国民党军队里躲藏了起来。他在战场上不仅救过张云轩、刘礼靖的命，在起义军队叛乱时，又救出共产党政治部部长鄢正甫、秘书曹发德的命。在共产党人对旧军队人员的“整训”中，鄢正甫的“阶级斗争观念”，使他怒杀奸夫淫妇的罪行变成了“无罪”，被阶级队伍洗清了罪恶的杨永春，一下贴近了共产党人，那种受苦人“压在身上多年的罪孽感消失了”，成了新中国新社会中的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风光的“英雄”人物。
这样的经历使“根正苗红”、侠肝义胆的杨永春在在新社会中很吃香，不被人监视和怀疑，他不仅接受了唐维绮的“托孤”安排，与王妈结了婚，而且把出逃了的地主婆戴敏的儿子张忠、张勇也收养了，成立了由四个家庭组合成的“家”。他一诺千金：“娃娃们，往后……我就是你们的爹；王妈就是你们的妈……我们都是男子汉，我们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第一部498页）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杨永春虽然没有文化，却信守“知恩图报”的传统观念，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保护张家的下一代的成长付出了辛劳的一生。这个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铁血汉子，真令人可敬可爱可钦！
绝妙的艺术特色
小说的魅力还在于作者擅长采用电影蒙太奇的“闪回”“交叉”镜头所造成的“悬念”，来展开社会的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以吸引读者。既发挥了中国传统小说精彩故事的引人入胜，又借鉴了世界名著细腻的心理描绘，尤其是富于地方色彩的方言土语，更为作品增添了不少的风趣与幽默，让土生土长的贵州人读起来别有一番痛快淋漓的亲切感。同时，作品还通过人物性格的鲜明对比及其不同的命运——诸如鄢正甫与张云轩、唐维绮与戴敏、杨永春与陈家根、刘礼靖与曹发德，蒙松与方美英，鄢源与张炎，张忠与张勇，方宇与韦若水……无不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发人深省的思考——阶级出身并非决定人格的高尚卑劣，唯有道德良知，才是鉴别人性美丑的标尺。
当然，该作品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会十全十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也不例外。就
文学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火炬。文学史上最可贵的精神之一，就是反叛意识。不愿流俗，不愿和众人合唱，不愿重复旧有的文学模式，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从而注定了诸如苏格拉底、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鲁迅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先锋派小说家，都是“逆子贰臣”（瞿秋白评鲁迅语），并形成文学上的叛徒意识。文学的创造，说到底是要提供精神上与众不同的见解，是孤独的前行，是寂寞的探索，是建立难度和超越难度的攀登——
没有光明和爱，便没有文学；文学是创造光明的事业。我们深信，文学将与人类永存，并祝愿
倾心全力志攻坚，穷尽功夫三十年。
历史崇真呈画卷，良知扬善展宏篇。
心怡醉卧桃园景，影动花香碧水莲。
冲刺高峰奔诺奖，敢尝螃蟹永无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