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荒诞也好，还是反讽也罢，这种口味的小说读起来很是别扭。李光头这个主人公的形象留给我的更像是一个似傻似癫的狂人，当主人公的模样被如此定性了以后，围绕他身边发生的所有事便如同被恶搞的一般，本该被感动的残酷，也变的如玩笑一般了。当孙伟的父亲把一个2寸长的钉子砸入自己的头顶时，我相信，那个年代发生过这样的事，甚至比这更残酷的。但无论如何，当在这本书里读到这部分情节时，我不能产生丝毫的同情和感动。
我认为荒诞有合理的荒诞，和无理的荒诞，好像，余华试图讲述用兄弟来讲述这40年来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情节虽然荒诞，但至少时间表和人们的生活状态是对应的。这表明，余华是希望有个合理的荒诞，所以希望人们可能会含着眼泪笑着读完此书。
只可惜，书中的若干情节设计很难经得住推敲，破坏了小说的味道。现列举一二：
1. 宋凡平的惨死。 就宋凡平的性格，是一个典型阳光的男子汉，识大局，见大体。在妻子去上海治病，自己受批斗期间，能尽最大可能保护两个孩子。无论如何爱自己的妻子，他不可能不知道他逃跑去上海接妻子的下场。余华企图塑造一个以爱情至上的人间悲剧，显然，宋凡平的不顾自身和孩子的
安危而企图逃跑，最终被打死在长途车站的情节，实在荒诞的没有道理。他死前的挣扎着要买票和上车的行为，更像是以电影中的英雄形象来人为打造的，而非有血有肉的英雄，因而，结果是更搞笑，而非让人同情。
2. 李光头靠出卖屁股来换面吃，这本来是合理的荒诞。但当李镇的几乎所有男人都要从他的嘴中听林红的屁股时，这就变成是无理的荒诞。特别事实是他并没有把 林红的屁股看的清楚，每当精彩结尾处--是赵诗人将其抓住。这样的故事，当几个人知道后，李镇就应该是家喻户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 地依其为卖点，不停地招摇行骗下去，进而吃得那50几碗三鲜面，从而在别人都无法温饱时，他却能吃的满面红光。
3. 就小说中所描述的李镇，充起量，不过万八千人。可李光头可以从日本买回的垃圾西服，在上海卖完后，竟留了5千件拉回李镇，这5千件还被一抢而空。这李镇有多少男人，有多少成年的男人？又有多少还有闲钱买西服的成年男人？想想即使是一座城市，要多久才能卖出去5千件西服？
4. 县政府是什么地方，竟能允许他李光头把垃圾堆在门口？这不是讽刺不讽刺的问题。
5. 最奇快的是兄弟的结尾，几乎一转眼间，宋钢就堕落了，林红就和李光头搞在一起了。而且，破天荒地出了个人物周游。而且，周游的出现和消失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余华要仓促收尾的原因。是因为时间？还是字数？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个人感觉，至少还需要两个章节的过渡。缺少这两章的过渡，这小说的结尾读起来了非常别扭。有一种书的中间若干页被撕去的感觉，结尾和中间衔接不上。
不管怎么说，宋钢的堕落没有任何道理，这个男子汉从怯懦地卖花，到做隆乳手术，变成男不男，女不女。这个转变，荒诞的没有道理。宋钢的人物，余华是彻底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命运虽然必然是悲剧，但这种设计更似搞笑，而非嘲讽意味了。
我想余华是想说，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就如列车一般，先是缓缓地驶入站台，然后停顿，然后再缓缓地使出站台，然后加速，然后全速，最后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快的让人不可思议，在落笔描述的瞬间，就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变化。
可是很遗憾，即使这样，小说结尾的情节设计也让人感到很不靠谱。
还有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李光头这个人物好像是美国阿甘的翻版。实际上，他们有本质的区别。阿甘的特点是做事目的性不强，但是一根筋。李光头的特点是做事目的性很强，但不要脸。结果呢，后者就是有心栽花，但歪打正着，前者则是，无心插柳，但万事皆利。格鲁姆（阿甘作者）写阿甘，是鼓励和崇尚，余华写李光头，则是嘲讽和同情。
从兄弟的全篇看，显然，余华更精于写从解放初期到文革这段时期的故事，对那段时期人物内心所承受的东西，表达的比较到位，相反，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情绪和精神，着墨很少。余华也似乎没有兴趣探索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这可能和他倾向于思考的年代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了几十年沧桑，他们的言语和思考没有进步。哪怕是小说中出现的新一代人，也仍然保持了早年的言语行为，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小说的后半部份，随时代发展，几个情节设计，包装似乎是现代社会的行为，但书面锻造的痕迹非常明显。像余拔牙的环球旅游，李光头的吃喝嫖赌。我也注意到，余华似乎也刻意避免在现代人的事态上做更多的笔墨。
读完兄弟后，总感到这部小说更像一个狂人事迹，不得不怀疑余华可能受鲁迅的影响。后来果然发现，两人均出自江浙，也难怪，余华作品的鲁迅痕迹这么重了。
应该说，小说不难看，让我有读下去的欲望，但字里行间空的东西很多，让人沉不到小说中，不能与主人公同喜同悲。
还不得不说，对小说的体会，是很个人的东西，我不喜欢，绝不等于它不好。所以，当听到有人读《兄弟》，竟泪眼婆娑，抑或哽噎难言，也不足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