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娃，曾经是我非常要好的同事朋友；我有好一阵没找机会见她了……
我来公司大约两个年头后，来了一位叫凯罗可娃的女部门管理人员。看这名字就知道她来自东欧。她中等个子，脸上轮廓凹凸分明，颇有男子汉气质。有一次我好奇问，才知道她父辈来自捷克。
可娃刚来，先是在检测部门屈居一位叫劳拉的底下，当一名小组长。我早早看出她的能力不在劳拉之下。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她就被提升为文件部门的经理。
由于我编写及修改了许多文件部门的软件，可娃在文件部门当经理的时候我们共事了不少。可娃人很热情，很爽朗，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许多方便。我们一起在一个大工程里泡了近一个月，后来可娃提议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去吃顿饭。无奈几个女人，今天她有事，明天她又忙，总也难凑齐，这顿饭一直也没落实下来。
那一次的大工程后，可娃被转到检测部门当经理，也就是劳拉原来的职位。劳拉转到了财政部门。公司搬迁前，检测部门离我们很近，我和可娃的接触机会一下子多了起来。虽然我的经理不让我们随便越级和其他部门的人员来往，我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上可娃的办公室转转。可娃原来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后来加的。她的办公室很简朴，几乎没有什么摆设，不象一般女人，比如我，会摆些可爱的小动物上去。不过可娃告诉我，她家养了只可爱的小猫，是她的小朋友。
她口才特别好，大庭广众面前演讲一点不怯场，还特别有条理。我说，我这辈子怎么也学不来她那演讲的本事；她笑了，说：我大概也编不出你的程序来。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在咖啡台边遇见。有几次很奇怪，我们正好穿同一个颜色的衣服。于是那以后每次遇见，她都要和我比比衣服的颜色，互相夸奖对方的衣着。有几次她穿得很精彩，我大大夸了几句，她几乎要把衣服脱下来送给我。还没忘重提一起去吃饭的事。
可娃在检测部门做得很努力也很出息，每年的公司年度颁奖会上，我都期待着她能得大奖。终于在去年，她夺得了最佳领导者奖。
她得奖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跑到她办公室向她道贺，她说，你是第一个进来道贺的，说着还和我分享她的奖品。
公司搬迁后，我们见面的机会锐减，因为她在二楼，我在一楼。也就是一个月前，她下楼来，见了我和另一位文件部门的老职员，再度提说我们无论如何今年得一起去吃那顿还没吃的聚餐，还定了六月份。当时我是满口答应。
几乎就是那一次见面的第二天，我接下了让我一日工作十个小时的大工程：半自动检测工程。半自动检测，就是要在相当的程度上替代人工检测。
我接工程的时刻面有难色，经理说，别想歪了，这样节省下来的人员资源可以用在更有用的地方。
我了解到，可娃对这项新工程并不热心。我理解。可我还得做。我也没有选择，只能做。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是我在做这个巨大的工程。每天“躲”在自己的工作台里编写，一边写一边就会想着可娃和她的检测部门，想着我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我觉得他们看我的眼光都有些怪怪的，有些敌意……)；想着我们一起做的工程，共度的时光；想着她穿的衣服的颜色 ……
我还特别怕遇见她。 有一次我照例早早到了公司，刚要下车，猛然从车的后视镜中看到了可娃。她也刚到，下了车，特意朝我这边看了看，很快转过身去进了公司大楼的门。
她认识我的车，我知道，她也在回避我。
我呆呆地在车里坐了一会儿。 突然肚子有点饿，我没吃早饭就来了。想起了我们几个约了两年的那顿共餐。大概，永远也吃不成了。 她是一个豁达的人，她应该不会怪我什么，她应该明白我也没有办法。只是，明白归明白，友谊却是另一回事了。这个世界，并没有为每一份友谊提供广阔的天地和适合的气候；这和人在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是一个逻辑。峡谷里被遗忘了的友谊，并不是这遗忘者的错。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的新系统所节省下来的人力，会真的被投入更有建设性的用场里去；我期待着那顿翘首已久的、欢笑的、没有忧虑的盛餐 …… 我想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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