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龙：国内城市水价飙涨的幕后推手及社会背景
注：这是我一年前写的有关深圳国企改制的文章，其中有对国内城市公用事业的改制检讨，它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国内城市水价会不约而同地飙涨。
如果深圳高速发展了30年、在成为“中国最年轻、最有活力、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的现代大都市后，其产业状况却依然与最初一样——在世界产业链中主要扮演的是加工者的角色——让人倍感意外的话。那么，深圳国企亏损数额之大，改制之迅速和彻底，则更让人吃惊。
在名噪一时的广东国际投资、中华自行车等广东本地国有企业，以巨额亏损退出历史舞台后，深圳国有企业整体走上了破产、改制之路，“破产、改制”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竞争领域，连在整个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具有基础性、公共性的公交、自来水、燃气、电力、港口等基础性行业也开始竞相引进战略合作者。在这一后来在全国蔓延开来、被媒体无可奈何地称为“资本的盛宴”的改制狂潮中。深圳得改革之利，在国内率先成立起来的“深圳发展银行”、“平安保险公司”等战略型、保障型企业，也悄悄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在国内同行中领先投入外国资本的怀抱。
深圳对“国有制企业”抱以狐疑，并非始于一时。
如果1997年十五大期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撰写的、曾在国内政界引起波澜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更多只是在试图展开一种理论探索的话，那么3年后的2000年，于幼军主政深圳后，就开始了全面推进厉有为当初提出的“所有制改革”构想，幅度之大甚至已触当地民生根基，远超当初厉有为文中所涉范围。
2000年底，于幼军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之名，定下了用3-5年时间，逐步引进外部合作者，把全市现有国有独资企业大部分改造为混合所有制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国企改制计划，这个计划将打破能源、饮水、交通等基础领域的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界限，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探索“国有民营”新路子。
2002年8月，深圳决定通过“国际招标”方式，将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25%给外资持有；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45%给外资持有；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24%给外资持有，16%给内资持有；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45%给外资持有。
而在此前的2001年底，香港和记黄埔就签约参与了深圳盐田港集团公司所属的盐田港三期集装箱码头建设计划，田港三期将建造4个10万吨级以上的集装箱泊位和堆场等相关设施，年吞吐能力设计在200万个标箱，备受业界关注，而在这个项目中，和记黄埔投资额度高达65%，盐田集团则仅占有35％的权益。
2002年1月10日，深圳市能源集团在深圳市五洲宾馆举行了“产权多元化合作意向书签字仪式”。华能国际、华润电力、法国电力、美亚电力、亚洲兴业基金、日本丸红株式会社、住友株式会社、中电国华、科维控股等九家企业参与了意向书的签订，展开对深圳市能源集团的49%股权的争夺。
2003年9月，香港九龙巴士控股有限公司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获得了深圳公交集团35%股权。
2004年4月，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集团分别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获得30%、10%的深圳燃气集团的股份。
2004年8月，全球最大的水务集团法国威立雅水务及其与首创合作成立的通用首创水务，分别从深圳自来水公司获得5%、40％的股权。深水集团由国有独资企业转变成为中外合资企业。
2004年12月底，国内媒体用“深发展迈出了伟大的一步”，来祝贺美国新桥公司在几经周折后，终于以“出资12.35亿元收购深发展17.89%的股权，成为深圳发展银行第一大股东”。
平安保险的改制则更让人眼花缭乱，到2006年，曾为国有独资的社会保障型企业平安集团，在不知不觉中股权被撤零，成为一家拥有9个股东的国际企业，其中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拥有16.06%股权，汇丰保险拥有10%股权，中远集团拥有9.90%股权，深圳市江南实业拥有9.71%股权，深圳新豪时投资拥有7.90% ，源信行投资拥有7.70%股权，高盛拥有6.86%，摩根斯坦利拥有6.87%股权，神秘的宝华投资拥有6.67%的股权。
随后两年，深圳水务、深圳巴士集团、深圳燃气集团又成功进入资本市场，成为上市公司。至此，曾在2004年3月，从20个候选项目中勇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的“深圳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方案全面完成。
有关国企的改制和上市，是一个困惑了我很多年的问题，虽然从1993年国企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以来，我就一直在观察国内针对国企的所有制改革，并试图从最前沿、最富有改革激情的经济理论中去理解国企、尤其是垄断性国企境外上市举措的合理性。但却一直无法从逻辑和社会价值取向，乃至纯经济理论方面得到满意解答。
垄断国企海外上市，与它自身取得合法性的前提矛盾。一方面，这些企业之所以被国家垄断，在于“它们对这个社会具有基础意义和重大战略价值，既构成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基础，又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保证，所以需要由国家统筹，除国家外，国内其他社会性组织和个人，均无权染指这些行业，作为回报，这些行业的收益在理论上则由每一个国民公平分享”。而上市公司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产物，它的本质含义是“由投资人承担风险、享受收益，公司经营对投资人负责的公众型公司”。无疑，这二者无论在经营基础，还是在经营目的上，都有很大区别甚至本质上的不同。具体到运作目标上，前者的基础投入和定价以“保障社会发展”为前提，后者则是为了盈利。
在依然在中国享受垄断特权的情况下，这些并不缺钱的企业在境外上市，变成了“为少数投资者、而且是境外投资者盈利”的公共企业，实际意味着，此举将来自国家的特权变成了少数境外投资者谋取的工具。这些企业随后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一再证明这些企业在香港和纽约上市，完全是为“市场化”而“市场化”的盲目行为。
以中石油和中国移动为例，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国企上市以来的最基本的财务数据。
2000年，中石油在纽约和香港上市，当年盈利即居香港上市公司之冠，达552.31亿元人民币，2001年，中石油去年取得净利润４６８．０８亿元人民币，蝉联香港上市公司盈利冠军；2002年，中石油取得净利润虽有下滑，但依然超过400亿人民币，2003年，中石油净利润达696.14亿元人民币，2004年，中国石油净利润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1029.27亿元人民币， 2005年，中石油获得1334亿元净利润，被誉为“香港股市最赚钱的上市公司”，2006年，中石油利润达到1850亿元，用于分红的资金高达560亿， 2007年，中石油实现净利润1456.3亿元人民币，2008年上半年，中石油尽管利润下降近4成，但仍为公司股东带来了约536.2亿的净利润。
8年半时间，中石油实现净利润8322.3亿，据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透露，这些利润的分配方案是“33%上缴给国家，剩下的67%中，45%用于股市分红，55%拿出来进行再投资” ，按此计算，这些年中石油为境外股东们创造了2509.17亿利润。
1997年，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同时在香港和纽约两地上市，号称面向全球发行了26亿股，募集到了约44亿元资金。但从2000-2007年，移动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2000年180亿元，2001年280亿元，2002年327亿元，2003年356亿元，2004年420亿元，2005年达535.49亿，2006年660.26亿元，2007年871亿，8年实现净利润3629.75亿元，是当初从股市募集资金绝对额的82倍。
由此，从单纯的财务数据上，它们的上市行为可以理解为，中石油、中移动借垄断之利，在国内获得巨额收益，并在8年时间为境外投资者创造了10-80余倍于当初募集资金数额的收益，而且还在继续源源不断地为他们创造利润。
这些垄断企业上市，是因为缺钱需要融资吗？这一本为公司上市最大理由的理由似乎无法成立，因为无论中石油，还是中移动，它们当初从资本市场募集到的资金总额，均不及当时它们一年实现的纯利。而用上市来“规范管理”、“引进人才”或“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之说，细究下去均无从谈起，也不能从现实中得到佐证——直到今天，所有这些上市公司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政策并没有丝毫改变，中石油、中移动获得巨额利润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上市和由此规范了管理这些因素，而是来自“垄断”这个因素。喧嚣一时的国内垄断企业上市之旅，唯一可以看得清楚的驱动力，是所有参与者，乃至利益相关者，均有机会在这一过程毫无风险地获得大小不等的“上市红利”。
这一并不深奥的动机和几乎立即可以看到的损失，使这些企业在启动海外上市之旅时，就在国内遭到了声浪不小的反对，但是，由于社会主流群体由此趋势看到了自己可以分到的那一杯羹，都对这一决策的荒诞保持了沉默，甚至刻意给此举贴上“顺应了国际发展趋势，是一种伟大的进步”之类的标签，而几乎所有的国内媒体，也沉浸在“政府终于开始解构自己的职能，走向服务型小政府”的幼稚幻想中欢呼雀跃，直到2004年“郎顾之争”爆发后，才有敏感的媒体看到这一趋势并不只是政府在解构职能那么简单，而更有可能是一些贪图私利的政府官员在借机“中饱私囊”，不但借机拿走了此前数十年的全民积累，而且由此改变了社会结构，给社会留下了无数遗患。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逐步显露之后，更多媒体开始加入反思行列，与国内资本一直关系密切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在2008年9月初出版的报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如此评价数年前被他们美誉有加的垄断企业海外上市行为：
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投资回报十倍于当初。而在（国内）A股市场上,这样的分红回报绝无仅有。
第二节
深圳以“产权多元化、规范管理”之名对本地垄断国企进行的股权改制，其实与中石油，中移动当初去海外上市的思路如出一辙，同时，也给深圳当地发展和观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深圳电力、公交、水务、燃气等公用事业机构，不但盈利稳定，而且对当地市场具有垄断性经营权。如果深圳市政府在对这些企业改制的同时，向社会开放这些领域的经营权，那么，深圳市政府对国有的电力、水务、公交、燃气企业进行改制，还有一定的来自某些西方经济理论的说服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上述企业即使在成为上市公司后，它们对行业经营的垄断权也并没被打破。
于是，曾受到一家挂着政府牌子、实行民营操作的民间机构首肯的“深圳市公益事业改革方案”，不谛成为了一场“权贵资本”的分羹游戏。而且，几乎所有改制企业在计算资产时，都没有将垄断权所带来的无形资产价值和这些公司已有的网络价值计算在内，从财务的角度，这牵涉到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此外，它的转制程序也与当时国务院颁布的有关国有企业转制相关规定和条款不符——既没有通过产权交易中心这一法定有形市场平台，也没有执行“三公开”原则。
从经营学角度来看，这些为一个城市生活提供基础保障的企业，虽然在某些环节，看上去是具有企业法人性质的公司管理和运作模式，但它们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营型公司，因为它们在经营过程，由于对市场具有绝对的垄断权和定价权，有权根据成本变化来调整用户必须接受的价格，所以基本是只赚不赔——这与一般经营性公司比较有本质上的不同。从这一点而言，它们并不是竞争类企业，而更象一个社会管理机构。
即使在一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有着这类社会管理特征和构成公共需求的机构，即使本身由私人资本发起，私人资本也完全承担了其所在市场发育发展过程的一切风险，也会受到所在国政府在成本和价格方面的专门管制，甚至将其暂时或永久国有化。如一战期间，本来信奉“新自由”发展主张、反对政府政府在经济行为中担负主角的威尔逊总统，就曾本着“公共需求”因素，对美国的铁路公司、电报电话公司以及知名枪械制造商史密斯－韦森公司实行了国有化；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再次本着这种“公共需求”，接管了铁路、煤矿、中西部卡车公司等众多私人企业。二战后，英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拥有铁路运输的国家，基于铁路的基础性、公共性，对国内所有铁路实行了国有化。实行此项政策的理由就是“杜绝社会‘公共事业’变成私人资本的盈利工具”。
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由于中国改革被“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和“发展预期”冲昏了头脑——来自产业界的数据表明，“市场化”正在使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制造中心”，而且，按照当时的速度，很多人都对这一发展趋势给出了这样一个让人信服的预言，中国将可能在20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实物经济体，而启动加入WTO的谈判则让国内所有掌握了话语权和产业资源的群体感到兴奋：企业主看到了一个更为自由和来源广阔的资本流动平台；政府官员看到了手中的国有资源变现过程将合理溢出的鸿利；学者，尤其是经济类学者看到了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中，自己的专业优势有了难以想象的盈利空间；媒体则看到了各种逐鹿中原的势力庞大的话语需求；几乎整体偏右的公共知识分子（很巧合的是，这些人背后几乎都存在一个或几个外国基金）群体，则看到了一个“专制政府”的官员，正在利益的驱动下行走在了他们所希望的道路上——不断解构政府职能、瓦解执政基础，进而在整个国家逐渐衍生出一个对资本愈来愈产生依赖的社会结构……强劲的经济增速、来自世界各国的惊叹以及战略对手虚张声势的忧虑，使当时的中国高层甚至全面接受了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社会发展”的观念和“政府角色”的主张。准备顺应“世界潮流”，安心做一个服务型的小政府，并由此开始严格按照资本的逐利需求加快了对改革的政策安排。来自左翼的对这一趋势的担忧，被不加思索地斥为“落后”、“顽固坚持专制”、因而也是“反动”的“一小撮保守势力的最后哀嚎”，不但遭到社会主流群体的蔑视，也受到多年以来视“公共知识分子”为“社会良知”的一般公众的抵触。
“市场”由此失去界限，甚至，在公私不清、行政权泛滥无度的情况下，规则也失去了界限，由政府以国家之名累积了数十年的国有资产，开始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私有化进程。在这场私有化运动中，深圳领风气之先的地方在于，利用社会舆论长期以来对国有垄断企业产权形式和管理模式的诟病，在国内率先将对整个社会而言具有公共属性的“国有独资公用事业机构”整体推向了资本市场，将其从公用事业机构变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股份制企业”。
与国内其他城市比，深圳公用事业的发展环境可谓得天独厚：城市发展迅速、规模巨大、辖区内企业众多，居民收入高，此外，作为“改革窗口”和“独立核算城市”，深圳拥有比其他城市更为为自由的定价权。从现实来看，至少最近20年来，深圳的天然气、公交、电力、自来水的价格几乎一直高居全国之冠。而且改制后，这一市场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变，也就是说，改制除了增加了几个“战略合作者”来共同分享深圳公用事业利益之羹外，当地居民并没有从这一“规范了对公用事业的管理”举措中的获得实质好处。
改制之初，正以每立方米１０．９元这一全国最高价格向深圳居民提供管道液化气的深圳市燃气集团董事长包德元曾用“行业很景气”这一含蓄说法，向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表示了该集团在深圳市场的乐观处境，有一组数据，或许可以直观地概况燃气集团在深圳市场的效益稳定、处境乐观：自1995年成立以来，经过近10年的发展，深圳燃气集团总资产已达20亿元，年销售额40多亿元，利润额过亿元。
同样，公交公司在改制时的业绩也不俗，因“窗口效应”聚向深圳的人流，为公交公司提供了内地难以想象的众多客源，另一方面，深圳素有“全国公共交通最昂贵的城市”之称，公交车的价格之高，可谓居于全国之冠，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深圳普通线路的普通大巴，价格也涨至一元，空调大巴起步价为2元。还有相当部分线路采用的是分段收费方式，坐几站路动辄三四元，远的可能得花十元。此两点，使公交行业成为深圳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行业”。
深圳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2007年年度报表，也显示出了深圳公交行业“利益颇丰”，在该年度，拥有4248台营运车辆的深圳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8,723万元，平均每辆车实现营业收入高达42万。也正是在同一年，受“北京公交模式”带来的舆论冲击，深圳公交系统终于在当年年底决定“让利于民”，这一被媒体包装为“发展惠及于民”的公交降价举措背后，政府付出的代价是“每年给公交企业支付6亿至10亿元的财政补贴”——在“产权多元化”甚至上市之后，深圳市政府依然无法象当初改制中所设计的那样，可以从公交事业中脱身而去。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我们该如何理解当初这一改制？
深圳水务的改革举措，则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了一部曾热遍中国的电影：《燕尾服》。这部由成龙主演的好莱坞娱乐大片，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吉米-唐（成龙饰）是纽约的一位司机，主要为花花公子克拉克-代弗林（詹森-艾萨克饰）工作，而吉米的工作守则只有一条古怪的规矩，就是永远也不要碰代弗林的燕尾服。但是，当代弗林在一次爆炸事故中意外地受伤之后，吉米忍不住试了一下这套燕尾服。奇迹发生了…这不是一套普通的燕尾服，而是一个具有神奇力量的道具，只要穿上这套燕尾服，就可以得到想不到的能力——飞檐走壁，毫发无损地从高空坠落，与美女尽情跳着从未见过的舞步……也是因为这套燕尾服，吉米意外进入了危险的间谍世界。开始和一个甚至比他还没经验的新手间谍一起深入险境，调查一家为居民提供饮用水的水务公司正在进行的一场惊天阴谋——出于盈利需要，这家企业正在试验一种有毒的水蜘蛛，用以去破坏城市的某些安全水源，以此促使更多的居民不得不成为他们的客户……
敏感而前卫的娱乐工作者，实际用《燕尾服》这部娱乐大片向公众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具有前瞻性质的社会问题：在这个安全饮用水源愈来愈缺乏的世界，如果以赢利为目的来经营这种人人必须的饮用水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
是哦，会发生什么？也许不会是向资本控制之外的水源里投水蜘蛛，或别的什么有害物质。但如果给予这样的行业以盈利合法性，几乎可以立即得出的结论就是用户将可能在某一天为此支付“更昂贵的代价”。中国社科院法律所的刘海波博士对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公用事业机构的举措困惑不解，这位以研究哈耶克著称的学者，曾多次和我谈起他的这个困惑——即使按照哈耶克的自由经济理论，一个行业，或者一种资源，在被证明具有唯一性，独占性，而同时又具有人人需要这种公共属性的话，它就必须变成由政府控制的非营利机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公平和这种产品得以合理供应，也才能让“自由的经济”得以有序持续。
第三节
出现在深圳水务“产权多元化”中的神秘外企——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是一个完全值得单独关注和研究的外资企业，它的企业背景和在中国水务市场势如破竹的斩获，已使它早在2003年就被中国水网评为“对中国水务市场最有影响的企业”之一。
威立雅水务是法国威立雅集团下专业从事城市水业的国际公司，其前身为法国威望迪集团，2003年5月更名为威立雅，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水服务集团，也是世界500强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雅立威通过其在水务工程领域的一个分公司登陆中国，觊觎行走在改革途中的中国庞大的水务市场。
即使在雅立威刚刚进入中国之际，也有很多人根据中国的发展势头看到了一个事实：未来，中国城市人口将至少超过8亿，成为全球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隐含在这一事实背后的一个巨大商机是——如果能在中国撬开城市饮用水供应这一道大门，将意味着打开了一个几乎没有风险而又前景无量的市场。
在这个巨大的商机面前，威立雅显示出了足够的耐心，从它登陆中国到它获得中国水务第一个特许授权合同，足足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
1997年6月，威立雅水务从天津市供水部门获得了改造并经营凌庄水处理厂这份合约。同时还被许可成立一家新合资公司，负责改造与经营该市的饮用水厂。这个合同服务覆盖400万居民，威立雅以占合资企业55%的股份控股，合同有效期为20年。
一年后，威立雅水务又与日本合作伙伴，共同赢得了第一个由中国政府批准的水务BOT合同，根据这份合约，威立雅集团及其子公司在成都获得了“负责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产量为46万立方米/日的自来水厂”的机会，该项目投资额为1.06亿美元，合同期 18 年，可满足320 万居民的饮水要求。
随后，威立雅开始在中国市场横刀立马，四处征讨，可谓锋芒毕露，锐不可当——
2002 年，威立雅水务通过国际招标获得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 50% 的股权，并被许可投入2.66亿欧元，组建合资公司“上海浦东威立雅水务公司”，初期每日将向 55 万客户提供平均为120 万立方米的饮用水。
同年11月，威立雅水务与宝鸡市自来水公司及北京首创集团签署协议，共同投资 4500 万欧元组建宝鸡创威资产有限公司及宝鸡创威运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日供水能力23 万吨的自来水厂，合作年限为 23 年。
一个月后，威立雅水务集团又与珠海签署了一份“总投资额为 2700 万欧元，运营期为 32 年”的污水处理合同。
2003 年 9 月，威立雅水务与北京市排水集团组成商务联合体，透过该联合体与北京市政管委签署卢沟桥污水处理项目的配套资金和运营维护合同，项目总投资 2.01 亿元人民币，日处理能力为10 万立方米。该项目是北京 SARS 后第一个中外公共卫生项目，也是北京 2008 年奥运会配套项目之一。
同年11 月威立雅水务与青岛市排水公司(Qingdao Drainage Company)和光大集团合作，在中国获得一份新合同，这份为期25年的合同涉及青岛市两座污水处理厂——麦岛厂和海河厂的运作。
一个月后，威立雅水务集团和深圳水务集团签订了深圳水务集团国有股权交易协议，获得深圳水务45% 国有股权，这次交易是2003年度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资购并，也是中国水务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购并交易，内容包括水的生产和运输、客户关系以及污水的收集与处理，合作期为50年。
2004年4月，威立雅获得投资北京北苑污水厂项目的资格，这份BOT项目合同期限为 23 年，日处理能力为40000立方米。
同月，威立雅水务以1.52亿元的价码，获得贵州省遵义市南郊、北郊两个城市供水厂35年的维护和运营合同，两座水厂日供水能力为20万立方米。
仅过一个月，威立雅又与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开展供水项目的协议，威立雅投资3.55亿元人民币，收购现有水厂51%供水资产，春华水务拥有49%资产，双方合作期限为30年，预计日供水量为40万立方米。
两个月后，威立雅－通用水务、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2.48亿元，改造陕西渭南市区旧供水管网和老水厂，并负责修建新水厂，合同期限23年，预计日总供水量将达到17万立方米。
2005年6月，威立雅水务集团与邯郸市签订了一份为期25年的BOT污水合同。合同所涉项目为邯郸市东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日处理能力10万立方米。
2005年9月1日, 威立雅水务与乌鲁木齐市政府正式签约，威立雅水务投资3.7亿元，以51%的股份控股河东污水处理厂，合作期限23年，该厂当时日处理能力为20万立方米，预计三年内污水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40万立方米。
当月底，威立雅水务与香港中信泰富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在常州获得常州自来水集团49%的国有产权，合作期限３０年，在合同期内，威立雅水务集团负责运营和管理日总供水能力为79万立方米的5个水厂(共有员工850名),以及总长为1，750公里的配送管网和客服中心。
同年１１月，威立雅水务通过国际招标，获得昆明市自来水集团公司49%的国有产权，威立雅水务负责管理水电生产和网管维护。合同期为３０年。
2007年1月29日，威立雅水务集团与兰州供水集团签约，以17.1亿人民币高价获得兰州供水45%股权。
两个月后的3月20日，威立雅再次以9.5亿人民币的悬殊报价击败中法水务和首创水务，获得海口水务集团50%国有股权。
从1997年正式出手，到2007年，11年间威立雅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水市场，获得了参与中国10多个城市的供水经营，期限均长达20年以上，总涉及近亿人口。
威立雅水务，以及同时在中国市场征战的泰晤士水务、中法水务、苏伊士里昂水务、美国金州控股集团等外国水务公司，究竟将给中国市场带来了什么？
在最初的欢呼声响过之后，愈来愈多的中国人陷入沉思，从2007年，也许是2006年开始，一些国家决策部门也开始参与了这一思考。
2008年，国内著名门户网站新浪，其财经频道还专门针对威立雅是否给中国水务市场带来了困扰和安全隐患展开了一场专题讨论，同时发起了一项调查，在我写这段文字时，参与调查的网友中，高达91.45%反对将国有水务资产卖给外资，88.24%的网友认为威立雅对中国水务市场的扫荡将威胁到中国水务安全，91.03%的网友认为监管部门应该立法限制外资并购国有水务资产。
如此坚决地反对外资染指中国基础产业，这在三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最近10年来，威立雅之所以能在中国水务市场攻城略池，势如破竹，就在于这样的经营模式符合改革的价值需求，把持着改革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为改革设置了这样的价值模式：政府应该全部退出经济领域，社会发展唯有依靠“市场”才能获得竞争力、合法性和个人公平机会，与狼共舞就得引进国际战略合作者，哪个地方国际企业愈多，哪个地方就更发达，甚至，全球化下的产权概念是没有国界的。
这些曾经让一两代人热血沸腾的话语体系，在今天却遭遇了来自社会公众的生硬抵触，并在近一两年的一系列具体事件中——徐州重工收购案、娃哈哈产权纠纷案、抵制家乐福、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不断得到了强化，如果10年前愤怒发起抵制日货的青年被主流群体斥为愤青的话，那么，在今天，几乎所有中国人——除了买办精英和附属于他们的少数学术、媒体精英——都成了愤青！
这一社会氛围和价值取向的转化，并不是政府或什么强势集团刻意引导的结果，事实上，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对这套改革价值非常着迷，因为它们可以使这些官员合法地、以顺应时代需求的名义变现此前全民累积的各类资产，心安理得地分享这一变现过程的合理鸿利，同时在未来减轻了政府财政投入项目，以威立雅收购贵州遵义自来水厂股权一事为例，在此案例中，遵义市政府在与威立雅签约后，不但此后不用再为该项公共事务投入财政资金，而且还能立即拿到1.52亿的现金用于自己支配。这项交易，实际上是这类交易，就是在由改革的主流价值提供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后得以实施的，在这项交易中，交易双方也都完全可以称得上皆大欢喜，唯一失落的，就是政府职能被削减，以及此后该市居民的饮水被置于盈利性企业控制之中，失去安全保障。所以，在2008年3月博客中国举办的“质疑广东发展模式”研讨会上，我曾就这一问题做过这样的发言——
你叫政府职能服务化，做小政府，谁最欢迎？我告诉你，同样是那些现任官员，因为他可以借此推卸责任了哦，如果是服务型小政府，他不用为很多现在正困扰着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承担责任了，同时他还能够可以合法地卖手里的全民累积的产业资源，而不用担心社会指责哦，比如仇和就是这样，现在正在昆明甩开膀子干着呢。但我们很多人，往往只从事情的第一个层面或者第二个层面考虑问题，没有从第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乃至于第五个层面考虑问题，成天喊着小政府，这实际是在为政府官员减负，是在为资本争夺市场空间呐喊，道理很简单，一个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资本的权利自然就越大了。资本当然希望政府最好什么都不管，由它按照自己的逐利需求来制定规则，怎么聘用，怎么加班，怎么给工资,怎么排污水，怎么缴税,最好这一切政府都别插手，让他们和劳动者展开自由博弈，所以它（服务型小政府）当然有利于资本了，但对一般社会大众而言，这可能就不是个什么福音了。
最近两年整个社会价值发生急剧变化的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此前那些耳熟能详的改革话语和价值指向，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已经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还包括多数白领甚至归国博士——在现实中感受到的是改革及资本逻辑给予他们生活和价值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一句在全国范围流传的顺口溜——医改给你提前送终，教改把你两老逼疯，房改将你口袋掏空——非常生动地表达出了公众对资本无限度参与社会生活、与民争利的失望和厌恶。
回归到具体案例“威立雅横扫中国水务市场”中，对“私人资本参与到公用事业将会后患无穷”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很快得到了佐证。据《中国经营报》2007年11月4日在一篇名为《外资搅浑中国水务 拷问水务改革》的新闻中报道，“威立雅自1997年在天津获得第一个项目起，到2007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已由（当初）每吨0.68元提高到目前的3.40元，10年里水价上涨近5倍”，而人均收入比天津高得多的广州，2007年基准水价仅1.32元/立方米，每户月用水量超过23立方米部分，按基本水价1.5收取的费用，也仅为1.98元/立方米，超过30立方米部分按基本水价2倍收取的费用，也仅为2.64元/立方米。同期，与天津城市水平接近的沈阳市，居民用水价格在包含了0.5元污水处理费、0.4元自来水二次加压费后，每吨仅为1.9元，单纯的自来水价格每吨只有1元，据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相关负责人向前去采访的记者透露，这个价格“每吨只亏损了0.1元”。如果按沈阳市的成本标准，天津每吨 3.4元的价格，包含的可能性利润高达1.4元。单此利润部分就超过了广州供水的基准价格。
深圳的水价变化更为明显，在合资之前，深圳水价从1999年以来，除2002年有过微调外，综合水价一直稳定在1.8406元／立方米，居民自来水价格则为1.5元/立方米，但是，在2003年9月深圳水务集团与威立雅刚刚签约后的当月底，深圳市物价局就依据水务公司的申请召开价格听证谁，在这一听证会上，深圳水务以原水价格上涨为由，希望将综合水价上调到2．2790元／立方米，涨幅达23.8%，居民水价每立方米最低调高0.5元，最低涨幅达33%，调价将使每个深圳居民每月多交约3.67元，三口之家每月多交水费超过10元，由于当时深圳常驻人口实际已近千万，所以仅此一举，深圳水务就获利不菲。有专家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价位调整，将使深圳市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升0．23个百分点。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2004年8月，深圳综合水价再被调高到2.337元／立方米，2006年11月，深圳水务再向媒体吹风，称“目前深圳自来水价格并不能反映深圳缺水程度”，“拟通过经济杠杆，提高水价，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伴随着威立雅几近疯狂地在中国“圈水”，以及如期而来的涨价举动，国内媒体对威立雅的关注在持续升温，2007年5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干脆愤怒地给自己的报道取名为《外资溢价收购中国水务的阴谋》，指出“在地方政府以高溢价向国际水务巨头出让水业资产的背后，隐藏的可能是公众将要长期为高额水价买单、本土水务企业被边缘化，以及影响中国未来的‘水危机’”，2008年7月底，《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则以这样的视角，详细报道了威立雅在中国水市场具有赤裸裸的“资本逐利特征”的经营策略：
外资在中国投资水务的年收益率高达24.48％，居外资投资内地行业收益率第二高行业。威立雅水务即是其中代表之一，即使在2008年各类水务成本上升后，威立雅水务对外透露的盈利数据仍有12％-18％。
威立雅水务用以保证运营盈利的技术模型，可以从它对水价进行核算的一个公式——△F=aE bL cCH dCur eCPI——得到核心体现，在“△F=aE bL cCH dCur eCPI”这条公式中，囊括了E(电价)、L(劳动力成本)、CH(化学品成本)、Cur(币值变量)与CPI等参数，△F值，则为以百分比形式出现的调价系数。将这个系数乘以政府采购的基准价，就能得到当年政府采购的每吨处理价。
也就是说，威立雅水务卖给地方政府的水价是与这一系列变量挂钩的，随着CPI等变量上涨，地方政府必须逐渐以更高的价格收购威立雅水务的产品。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使市场水价上涨，就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国有企业收益等来支付威立雅水务的高水价。
除了利用合同条款保证自身收益外，威立雅水务等外资水务公司收购内地水务项目股权虽然都不超过50％，但是都对项目拥有绝对控制权。一旦地方水务项目与外资合作，则水厂的总经理等负责人全部换成外方的人，由外方发放工资，而且都是高薪。
在控制了水厂的控制权后，外资水务公司会通过与项目公司的系列关联交易来赚钱。例如，威立雅水务等外资水务公司会给项目公司签署顾问咨询服务协议，项目公司每年要向威立雅水务支付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顾问费，而在市场上，项目公司只要花几十万元就可以聘请国内一流的水务顾问公司做全年顾问咨询。
除此以外，项目公司还要向外资公司花高价购买设备。
资本运作是威立雅水务降低自身风险和实现高收益的另一条道路。
威立雅水务并购内地项目惯用的资本运作手法是：先与内地水务项目和地方政府签署一个保证收益的协议，这个协议包括该地区未来几年水价上调的内容，随后，威立雅会拿这个协议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融资，由于水务概念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比较热，而且资本也比较认可政府出具的协议，因此威立雅完全可以轻松融资，“利用别人的钱来给自己赚钱”。
例如，威立雅水务可以拿一个国内项目到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假如国际融资成本可能是7％左右，但是威立雅在内地的项目回报率可以高达30％，因此威立雅水务还有23％的收益率。
2005年之后，威立雅先后收购柳州自来水公司、海口水务集团、天津自来水公司等水务集团股权，表面上看威立雅独立投标、出资收购相关股权，但实际上转身就寻求资金接盘股权。2006年10月威立雅出资1.56亿元竞购柳州自来水公司49%股权，之后与平安信托合作设计“柳州自来水项目股权投资”信托计划，并在2007年6月15日获得保监会的审核通过。实际上，威立雅通过中国平安信托，实现了柳州自来水厂的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进一步翻新。
外资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获得了某些特权，基于这样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经济假设——外资能给我们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借助它们的参与，中国可以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差距。威立雅在于中国诸多地方政府合作期间，也挟“世界最大的水务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水处理技术和营运经验”、“可以为中国居民提供更优质的饮用水”之名，享受了“技术溢价”，并在签约之初，就以这条得到认可的“△F=aE bL cCH dCur eCPI”成本核算公式，保障了其运营收益，但是，它在给中国城市供水过程，却没有体现出与“全球水务龙头”这一称谓相匹配的技术优势和运营责任，2006年7月，山东省环保局曾曝光13家污染企业、15处不合格水源地和9家超标污水处理厂。其中，威立雅运营的青岛污水处理厂没有按照要求上报污水处理数据，而威立雅运营的另一间海泊河污水处理厂，则被监测为排放超标。2007更发生了闹得沸沸扬扬的“违规排污”事件，2007年7月，有青岛市民发现，威立雅负责运营的青岛麦岛污水处理厂，擅自将污水处理厂回用水管道接到了自来水主管道上。而污水处理厂的回用水只是被简单处理过的污水，里面含有大量重金属、各种病菌等有害物质，只能用于冲厕所、浇花等。此恶性事件旋即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由此引起业界震惊。
一些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媒体，以与数年前截然不同的视角展开对外资作用和功能的报道，显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情事实的当头棒喝，让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开始摆脱被改革派经济学家施予的“魔咒”，开始审慎思考外资的作用和市场的功能，甚至开始“责备”政府此举是在推卸责任，而至少5年前，政府向外界开放产业经营权，还被国内媒体一致判断为“是在走向一种进步”，符合潮流和整个社会的利益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