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大师仙去了,网络,报纸,各种媒体都有关于他生平往事的报道,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与叫迈耶的德国人家同住一条街,季羡林的好友,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田德望就租住在迈耶家。因为经常去看田德望,季羡林与迈耶一家人都熟悉了。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季羡林用德文写稿,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印成稿。但季羡林既没有打字机,也不会使用。而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小姐有一台打字机,也会打字,而且她很乐意帮助季羡林。由于季羡林的博士论文修改很乱,一段时间里,季羡林几乎天天到她家去,两人一起工作。在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所写的几篇长论文,也都是请伊姆加德帮助打的,两人之间由此堕入爱河。
但是,季羡林毕竟在中国有妻子和儿女。1945年10月,他忍痛离开了德国。在季羡林1991年出版的《留德十年》中,他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2000年,香港某电视台一位女士,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专门到哥廷根找寻伊姆加德小姐。她见到的伊姆加德满头银发,终身未婚,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存放在书桌上。”
这让我联想起一部电影“Becoming Jane", Anne Hathaway主演的,描述”Pride and Prejudice"和其他几部世界名著的作者Jane Austen的生平,着墨于她成名前和Tom Lefroy之间的没有结果的恋情。故事的结局是Lefroy成为当时有名的大法官,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而Jane孤独终老。最后一幕是分手多年后两人再相遇,Jane发现Lefroy将他的大女儿也取名为Jane。
对比两个故事,何其相似,一本书,一个孩子的名字。难道这样就足以补偿故事中的女性们付出的牺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