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中国究竟什么样？

祝华新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人民在线总编辑、主任记者

　　走进网络社区，触摸真实中国

　　能不能这么说，在今天的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中，客观上存在两种社会图景和两种声音？一种是传统媒体中规中矩的声音；一种是心直口快的网络社区中，经常真实得让人不爽的图景。

　　在 web1.0形态下，“我发你看”，信息是单向传播的。然而，新闻跟帖、论坛/B B S、博客、播客、Q Q群，特别是微博客日趋活跃，宣告了网民自主发声、信息反向传播的w eb2.0形态的崛起。政府面对作为个体的网民和公众，只是“我说你听”不够了，还要学会“你问我答”。特别是应对公共事务负面新闻时，政府必须学会与网民直接沟通，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政府的公共关系工作，也从过去的媒体管理变成公众关系。

　　中央政府重视网络舆情

　　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网民的批评。得知网上议论官方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6%与学术界的城镇调查失业率9.4%存在数据差异，温家宝总理要求赶紧澄清，并嘱咐各部委：“只要网上出了个什么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你们不用请示我，你们赶紧上网去解释，别把问题拖成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针对民怨较为集中的网络热点事件，各地政府出于稳定民心、稳定大局的考虑，经常主动或被动地作出让步。

　　今年2月云南“躲猫猫”事件中，在媒体出身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促成下，8名网友被推选为代表，进入看守所实地调查。虽然对网友介入司法的方式存在争议，但这个“网友调查团”有力地推动了为屈死者洗冤，以及随后的全国整治“牢头狱霸”。

　　河南灵宝籍青年王帅在天涯社区发帖，批评家乡违法征地，被羁押8天。人民网邀请“取保候审”中的王帅访谈，网友质疑滚滚而来：网民发帖该不该跨省抓捕？法律上有没有“诽谤政府罪”？基层政府能不能有网络监控权？灵宝方面十分紧张，人民网“舆情会商室”在2小时内新增马甲50个，IP地址大多出自灵宝。网友 “8个佘祥林的家属”发帖说：“特别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牢牢记住：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胡哥在一起了。”在人民网第3场访谈中，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承认王帅案是错案，给予国家赔偿。在第4场网络访谈中，灵宝市政府发言人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欢迎舆论监督。

　　王帅案的平反，还推动了内蒙鄂尔多斯吴保全诽谤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7月3日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因为网民的压力，习水县检察院提升了官员嫖宿幼女案管辖级别；杭州警方为轻率认定飙车案时速“欺实马”而向公众道歉；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刚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又因为一句“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而被停职。

　　网民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阶层壁垒森严，但在网上因为同样感受到发展资源的匮乏，同样感受到强势群体的压迫而一齐发声。明智的上级政府可以借助网民的声音释放民怨，排查和化解过于尖锐的社会矛盾，整顿吏治。在传统行政体制只对上负责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引入某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遏制地方利益关系纠结和官员腐败，既可以赢得民心，又能伸张上级政府的权威。

　　中国网络舆论异常发达，与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化，特别是常规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博弈机制欠缺有关。比如信访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千方百计“截访”，司法公正底线屡被击穿，官民、贫富的鸿沟因为代际相传而变得难以逾越。网络舆论所反映的问题，也不可能都靠上达来扭转乾坤，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改良网下的纪检、信访、司法制度及媒体监督来解决。

　　网民的“刻板印象”

　　近年来，在w eb2.0中，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司法公正的失望，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一再验证，在网民上相互激励、轮番放大。

　　6 月12日下午，在重庆闹市区解放碑广场，市容执法人员劝离一名卖灯草的八旬老人时，竟然导致数百市民呼喊“和谐重庆”的口号在街头聚集。一件极小的事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出于市民对城管暴力执法的“刻板印象”。当地政府后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老人起身挑灯草时“摔下一串在地上”，城管并没有动粗，是现场群众“不明真相”。凯迪网络“猫眼看人”网友深思：“这社会，哀伤太多，戾气太重！”

　　不要简单地指责“民声”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声”过于傲慢，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 ”。据媒体报道，云南孟连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之女小思(化名)纠集7名女生，将初二女生小艳(化名)拖进厕所，打耳光、高跟鞋砸头、拳打脚踢，并从厕所里捡起脏卫生巾塞进小艳的嘴里。经过政府调查，由打人者之母分管的县教育局发出通报，却把施暴描述成“学生打架事件”，侮辱情节也变成了用两条未使用过的卫生巾“贴到”脸部。

　　本来，政府掌握的信息远比公众个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面而专业，但公权力在w eb2.0平台上常处于被质疑、被嘲弄的位置上。特别是当有关部门一厢情愿地灌输，却忽视甚至蔑视w eb2 .0的疑虑和怨气，企图用删帖、封堵IP乃至“跨省抓捕”来压制不同的声音，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得罪人民；当政府缺乏公信力时，政府的立场连同民间自发拥戴政府的声音都会受到排斥。

　　“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

　　7 月7日，因“躲猫猫”案而为网民熟知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实名发帖，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他举例说，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

　　近年来的网络舆情表明，政府“揭盖子”有利于培养理性、可对话的网民。厦门PX事件中，“政府与公民一起成长”。家居鼓浪屿，自称“有老婆，有无敌海景，还有自由”的连岳，在博客和媒体专栏中持续撰文质疑PX，柔声细语地告诉厦门人：不需要你有太勇敢的举动，只要你让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声音再小，只要说出来总是能被听到的。厦门市政府则广开短信、电话、电子邮件、来信、市民座谈会等渠道，与市民形成良性互动。最后，政府毅然决定将PX项目迁往漳州。这是政府与公众多赢的局面，是国家之福。

　　在邓玉娇案中，政府一味“捂盖子”。巴东县政府如临大敌，记者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和殴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演了一出“屠夫大侠营救邓女侠”的活报剧。 “屠夫”在网友资助下赶到巴东，促成邓家聘请北京律师，并在博客里向网友随时报告案件进展。与连岳截然不同，“屠夫”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固定职业，据说已经两年没有过一分钱收入，在巴东曾因鞋子“破了不成样”，用网友捐款买了双鞋子。有个帖子描述“屠夫”：“也许他有点喜欢吹牛说大话，喜欢出风头，人比较讲义气。他的交际也很广泛，也喜欢同那些知识分子交往。如果说他跟那些知识分子有多深的交情，那倒未必，因为毕竟他的文化素质并不很高，那些精英们几乎从心底里就没有真正地太看重他。他同无数个普通平凡的市民一样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倾向性，更别谈什么明确的政治理念了。也就在多喝了几口的时候，会高喊几句不着五六的话而已。”

　　邓玉娇案中，网民已不满足于用鼠标发言。北京街头出现了“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的“行为艺术”，更多的网友自费前往巴东“旅游”。屠夫等人“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会不会把“壶底烧穿”，值得忧虑和警醒。

　　如果web1.0的新闻得不到改良，而w eb2.0的怨气又得不到宣泄，那么互联网将扩大官民对立，而不是促进官民沟通，促进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均衡表达和平等博弈。这是中国网民，特别是网络管理者，所将面临的严峻挑战。专题统筹/采写本报评论记者亮棹实习生高嘉晗

　　互联网——推动中国变革

　　——对话互联网资深人士谢文

　　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改变我们的传统观念。

　　毋庸置疑，互联网首先是一场技术革命。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消费方式，中国的生产、制造、商业流通形态也因电子商务的纵深推进而发生着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网络社区的出现，为我们架构了一个完全平等的、开放的、去中心化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而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我们欣喜地发现自己也拥有了“制造舆论”的能力，于是一场诞生于网络的话语狂欢顿时席卷全国。

　　传统媒体不能报道、不愿报道、不去报道的事件在网络中被不断传播，无限放大，网络舆情开始深刻地影响政治生活。而“心直口快的网络社区”与“恪守宣传口径的传统媒体”展示的中国图景，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样看来，互联网又绝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技术革命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是无法分开的。事实上，互联网正在推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专题统筹/采写本报评论记者亮棹实习生高嘉晗

　　互联网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

　　记者：就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而言，单纯的技术层面我们这次不多聊，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先厘清，互联网对技术时代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哪些全新的革命。

　　谢文：我想最根本的是所谓“去中心化”。互联网和以往的通讯系统、交流系统、媒体系统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没有中心。每个节点、每个成员，无论从技术层面上讲还是逻辑层面上讲，都是平等的。人们之间是互动，而不是广播，这一点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记者：你说的去中心化，其实与启蒙时代以来弘扬个体价值有点脉承关系。整个西方的启蒙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在倡导这种个体主体意识。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在效果上促进了西方启蒙主义所倡导的东西。而互联网的这一价值，在集体主义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里，意义显得更加积极。

　　谢文：当年美国国防部设计互联网是为了保证苏联的导弹不至于把通讯中心炸毁了，这个系统就倒了，所以要求所有参加系统的每一个都不会因为另外一个点坏掉了。说穿了就有点像咱们这个社会一样，你干什么和我干什么互不干扰。可是电视、广播、报纸都是有中心的，电视我不播、报纸我没卖，你就不能看。互联网不是，互联网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平等的，从任何角度切入都可以的一个体系。虚拟的网络世界比我们现实世界更加平等、开放，更加倾向弱势群体。

　　记者：就像你提的平等性，它又是一个多样化很有差异性的。

　　谢文：既然人人可以参与，机会是平等的，所以就有无穷尽的演员，都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试图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存在于网络世界，呈现给我们的网络世界就是多样化的，无中心的。

　　记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可能让人重新去思考人和人，人和国家，人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

　　谢文：现实社会当中必然存在组织化、等级化、层级化的结构。为什么现实社会当中有那么多层级化？就是因为时间、空间的局限，为了有效才会出现城市和各种组织。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都个性化，你根本找不到你所需要的信息或者服务。而在网上，正因为去掉了物理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它就自然呈现出了一种一步到位。

　　记者：这种技术上的一步到位，在实际效果上把人的解放推到了一个相对彻底的地步。

　　谢文：这是局部的，还不是真实意义上、完全意义上人的解放，他使人的数字化的形象和他愿意传达给别人的信息能够比较方便、比较低成本的得到传播。真实的社会里面，穷与富的差别仍然存在，不会因为有了网络世界就一下子消除，但是将一步一步来嘛。

　　记者：交换的成本很低，平等的目标应该是越来越快地在实现。

　　谢文：在网上，首先是自我存在，然后是自我表达、自我展示，再然后是与其他人的互动，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互联网以前的现实社会中的麻烦、损耗，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生存和交往的效率。

　　互联网对社会有极强的重组作用

　　谢文：现在总的大趋势是，随着一代代新人的出现，互联网渗透人们生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正在极速地扩大。

　　记者：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观察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从他们刚开始进入互联网，到这10年下来，他们的状态、理解力、视野，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还不只是来自于外在的资源整合，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们内在的进步。

　　谢文：因为方式都变了。比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把陈凯歌这个人都给改造了。原来以为自己和若干个寡头、媒体搞好关系就可以，自己公关去营造一个形象，没想到出了胡戈这样一个小人物弄一下，大家的博客、帖子一轰，陈凯歌先是非常不忿地抗议，到最后一下变得很低调、很务实了。过去精英控制媒体、控制言论渠道，可以生活在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一个环境，现在不可能了。像这样的东西对整个社会是有相当大的重组作用的。

　　记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官僚制科层化的社会，那种一厢情愿的控制思维是根深蒂固的。

　　谢文：这个是一个过程，像你们年轻人可能总觉得慢，像我们年纪比较大有过经历的人，我反而感觉到一种大势所趋。和其他国家、其他社会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开放、改革是有着实质性的巨大的作用。

　　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正好赶上了技术进步、赶上了互联网的出现。我们得庆幸，就是这时间的阴错阳差，使得我们和其他某些国家和地区在走向现代化开放过程的类似阶段相比，我们的成本低得多。

　　互联网互动将引导公众学会对话

　　谢文：在我出国之前，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和世界基本上是隔绝的。我们有限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传进来，得到的外部世界的概念完全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扭曲的、过时的。有了互联网以后，现在20多岁的人看世界，只要你愿意看，你获得世界的景象就完整得多、丰满得多、及时得多，而成本接近于零。现在真的是可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现在就变成了传统媒体跟着网络媒体的步伐在前进，这是一种话语权的转变。以前的媒体，有点精英的潜意识，而现在是网民的行为在引导着人们应该看什么、关注什么。这种无中心，把精英打到地面上来，我觉得就形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一种社会基础，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的话题。这种社会自动调节，就使整个社会显得比较健康。

　　记者：但是在这种泛技术论的观念支撑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你所担心的问题？

　　谢文：这和市场经济理念相似，只要是充分地开放、平等地竞争，优胜劣汰。活下来的自有他的理由。精英思想、严肃文章会自动去它该去的地方。当然可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谁掌握了这个平台，谁掌握这个技术好一点、早一点、快一点，他就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但是和过去比是进步。

　　记者：可能这种担心显得太遥远了一些，西方的哲人也在思考所谓技术统治的时代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谢文：我不认为互联网在技术上有什么了不起，远远没有达到软件业的高技术。当然这里边有些问题肯定是有。就是在当信息充分流动，人人都可以参与，信息传播互动的成本接近于零的时候，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定的游戏规则？

　　记者：近期的群体性事件，基本都发生在县市层面。这些地方的互联网应用又是相对薄弱的。表面看来这之间有些错位，但正是这种错位给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打开了新的空间。

　　谢文：这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你不能说社会动乱多了是互联网传播的，也不能说没有互联网就容易出事。瓮安事件，从后来的报道看，属于地方政府对人民的利益诉求不管不问，结果干柴烈火一点就着，那个事和互联网其实没关系。

　　所以我觉得，互联网作为一个社会工具的确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但是这种过程还是被人们，被现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所驾驭的，所以不要消极地、被动地、抵触地去看问题。货币流通得越多，市场经济越好，同样，信息流动的越多，社会也越健康。

　　互联网将推动中国变革

　　记者：一开始你就提了一个概念叫去中心化，后来我们又聊到互联网本身会对现实结构带来影响或者是造成冲击。反观整个政治生态，利益生态，大体而言还是一个一元化的结构，称不上是一个绝对的、坚固的一元化，它是一个带有诸多韧性的相对弹性的一元结构。我们将互联网对中国现实结构的影响放在一个长时段来考虑的话，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趋势，到底会对现在的社会结构带来多大的影响？

　　谢文：互联网应该是最基础的、持续不断的社会推动力之一，能够和它并列的力量我觉得不多。互联网不简单是一个媒体，它使人们在虚拟空间中展开生活。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很多过去看来必然要经过的历史阶段，通过互联网就一步到位了，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可能。

　　记者：但是研究群体无意识的人就很担心，当一个系统完全自由，开放，每个人都可以自我展示、自我表达、自我行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另外的问题？

　　谢文：咱们千万不要把互联网极端化，就好像现在社会已经被互联网所操纵了。互联网始终是一个平台，现在社会平台主体还是人，还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变化。唯一的就是信息流动加速了，成本极低，所以免去了过去很多障碍。其他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依然在起作用，无非是大家可以选择到底是主动利用，还是被动躲避甚至对抗。所以不会出现“互联网无政府主义”。

　　美国互联网程度比我们至少要深十年八年，美国社会依然故我，应该说进步很大。奥巴马当选，85%的捐款来自互联网小额捐款，奥巴马就不用向大财团磕头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党的捐款超过共和党一倍。这不是谁设计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连民主党自己都大吃一惊。

　　我很多美国朋友都说，没想到一个美国黑人可以当总统，还是伊斯兰背景的。你一定说这是互联网造成的，不是。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平台，加速了历史进程，降低了历史前进的成本，这就够了。而且我不认为会出现那种人们难以控制，人们都说不可以的事情。

　　记者：从互联网年轻人对前辈的话语挑战来看，这一代年轻人，对“文革”以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上一代知识阶层是不满意的。

　　谢文：中国的所谓作家阶层，吃着老本，由于一个非常老化的结构，放在一个特殊地位上，自我膨胀。他们面对网络作家态度，一开始仇恨、蔑视，后来惶恐。过去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不够，使得发言权控制在一小撮知识精英手里，现在是优胜劣汰。

　　记者：通过传统作家对网络写手的态度转变，这种社会交换和认同模式，以后所谓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可能也将踏上这样一条相似的道路。

　　谢文：应该是。信息传播加快，对经济主要是正面影响，对政治来说，所以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失去的比较少；但是对知识来说，过去垄断知识、垄断信息的知识精英阶层是失去最多的，所以知识精英最突出。

　　记者：更准确地说，整个互联网的出现，对根深蒂固的控制观、垄断观是严重的冲击。这种控制观不仅仅是政府的治理思维，在很多普通人身上同样明显。

　　谢文：我们用英文叫softcontrol(软控制)，互联网对这块是有了根本的摧毁。过去都是因为地域、信息不对称，信息传播有成本，经过选择才成了某种社会秩序或者某种利益切割。现在这个东西荡然无存了，我觉得聪明人就赶快适应、赶快利用。

　　记者：我非常认同你这个观点，互联网对中国的革命性影响正刚刚开始。尤其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互动关系，这将把生物意义上的共生关系发挥到极致，它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甚至是个体与任何组织乃至国家之间的共生。

　　谢文：有人担心有了IM (即时通讯软件)、tw itter(微博客)，错误的东西会造成摧毁性的传播，没那事，不会因为信息的传播而造成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改变。所以要热情拥抱、充分利用，赶紧跟上历史前进步伐才是最好的办法。

　　记者：在互联网这个场域里，它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切割和争夺，还是一个社会诸多价值观交换和磨合的场所，他们在发生很激烈的观念冲突，每一次争论之后，各自都回去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立场、观念，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在持续不断地往前走，而这种观念的交换，会对我们固有的意识形态本身造成巨大的潜在影响。

　　谢文：现在一个中等的网站一天有几百万人看都很正常，一些知名的门户网站可能有上亿人看。这已经超过垄断媒体的影响力了。这个时候不去拥抱它，而是想办法限制它，纯粹就是逆水行舟。

　　记者：我看你博客上面还有一篇文章，里面用来系统的这个概念，阐述了所谓的生态系统、净化系统、智能系统三个层次，这个跟现实的系统联系在一起思考的话，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更新的思考？

　　谢文：我那个说法特指互联网自身的情况。互联网最早其实是最简单的通讯工具。就是我们简单地模仿了一个邮局，模仿了一个电话，后来又模仿了一个媒体，现在我们要模仿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真实生态是什么样的，自然逻辑是什么样的，互联网到了那个阶段就可以很粗糙地一步一步地开始模仿整个社会了。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它非常有可能反客为主，变成人们依托互联网作为自己生活的基点，再开始自己的真实生活，那就变成非常现代或者是后现代了。

　　现在随着手机也3G了以后，你随身携带一个信息中心，随时随地地获取信息、发布信息、与人互动。当然现在3G手机还不够好，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一年会往前走非常明显的一大步。这个过程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哪一个公司，是千家万户共同在努力，它是一个历史进程。大家的合力产生了社会的巨大进步，这个过程是在潜移默化地前进。

　　幻想与真实

　　记者：法国有一个哲学家鲍德里亚，他提的表征与现实之间，后来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倒置，互联网的镜像让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这种表征世界里，充分的信息交换和自由，已经完全把他的真实生活和信息所构成的这个场域所颠倒过来了。对此你有何看法？

　　谢文：我觉得这个就是知识精英心理落差的一种表现。你熟悉的那种信息传播方式，语言系统的控制力没有了，失控了。这种理论一般都是在欧洲兴起，因为欧洲整个社会在衰败；美国就比较乐观，或者比较正常一点，因为它是主导这个变革的。对于互联网，欧洲抵抗了半天，因为互联网是典型的英语世界，法语、德语就是弱势群体。

　　是不是会出现一些人在互联网上制造舆论？一定会有的，这个事一点都不奇怪，现实社会都在发生，无非是在网上变得比较热闹一点。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无中心，你那个东西就被平均掉了，人人都在操纵舆论，那个人的力量就没那么大，最后还是得一个平均数。所以我觉得过程当中不能因小失大。而且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赶上一次这种因技术变革产生的大的社会变革，跟的越快越好，走后边故作深刻、忧心忡忡的一般都是被淘汰的。

　　记者：被淘汰之后，迟早还要跟着别人的步伐去。

　　谢文：互联网革命是一场相当于蒸汽机产生的革命。由那个以后产生的，包括各个国家的衰落、兴起，我们现在赶上的是第二次，可以称作第二次社会革命，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一共有四个层次，一个是社会上的影响，一个是技术层面的影响，一个是商业层次的影响，一个是文化———广义的文化的影响。

　　互联网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胡泳

　　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主编，兼任《对话》总策划。“数字论坛”成员，洞察数字社会的重要性并将其引入中国人生活的第一人。著有《网络为王》、《时代英雄》、《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另类空间》、《我们是丑人和Luser》、《海尔中国造》及《海尔M BA教程丛书》；译有《数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其中，《数字化生存》被《新周刊》和《书城》评为改革开放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海尔中国造》被《经济观察报》评为“2002年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书”之一。

　　科技时代

　　前苏联解体以后，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1917年11月7日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宫廷政变”。

　　革命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革命的亲身感受者在革命的正在进行时态中所作出的判断与革命过后对其进行的历史观照也一定不同。托马斯·潘恩1791年在《人的权利》中写道：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为政治学注入了崭新的因素。“从前被我们叫做革命的事件只不过意味着人事的更迭或地方环境的变迁。这些事件自然地起起落落，在其存在或宿命中不具备任何使其能够扩散到发生地以外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中，看到一种对事物自然秩序的革新，一套像真理和人的存在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体系，它将道德与政治上的愉悦和国家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不到半个世纪，马志尼已开始怀疑法国革命的意义。他认为法国革命毋宁是一份总结，而不应当被当作一份纲领；毋宁是一个行将消失的时代的最后处方，而不代表新时代的开端。在19世纪，甚至在20世纪，革命者们所企图实现的不过是法国革命未能达到的目标。

　　他们谈论的都是政治上的革命，而政治上的革命今天已普遍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即使有人不停地鼓吹颜色革命)。我们的时代是科技的时代，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另一种革命———科技革命。斯图尔特·布兰德说：“科技是今天唯一的新闻。每天翻开报纸杂志，读到的不外是来来去去的他说、她说，政治、经济、时装……都不停地在兜兜转转，翻来覆去，正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的天性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只有科技真的在变。”

　　但布兰德又如何能够断定，科技的变化不是“兜兜转转，翻来覆去”？“革命”(revolution)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与它现在的流行义非常之不同。它的原义是“循环往复”，就像四季更替一样，或“时起时落”，就像潮水的涨退一样。因此，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然而，今天我们使用“革命”一词时，是在描述一种持续性、恒久性的终结，一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新秩序，一种旧有的、熟悉的事物与新生的、迥异的事物之间的断层。这个对我们的头脑和心灵影响如此深广的词是怎样经历词义的巨大变迁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将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不过，在争辩互联网是否带来一场革命时，我觉得“革命”的古义和今义或许对我们同样有启发作用。

　　一是，不管我们为互联网戴上多少桂冠，它也不过是另一场技术革命，与此前的革命遵循着同样的发展轨迹———像电的发明，或电报、电话、铁路的普及一样。历史的确重复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次革命中的位置及将来的走向是可知的，就像天体运行自有其规律。

　　二是，技术革命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无法分开的。信息革命所表现的并不仅仅是技术。这场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范围广得多的革命。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

　　技术革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认为任何技术革命都要经历五个阶段：实验———资本化———管理———高度竞争———巩固。互联网终我们的一生来说，确实是崭新的东西，但同样的行为模式在此前其他技术的发展中一再出现，包括蒸汽机、电报、汽车、飞机莫不如是。

　　在实验阶段，企业家是第一批认识创新技术潜力的人。进入壁垒在一开始很低，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产业在车库和地下室中诞生的原因。一旦新技术的构建模块出现，一批批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模块进行多种组合，由此产生新的价值。比如，今天的网络企业家把芯片、软件和网络功能结合起来，找到了无数种创造新价值的途径。

　　有时主要的技术创新代表着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今天网络上的许多实验都围绕寻找正确的商业模式进行：订阅，网络广告，链接，捆绑，特许权经营，拍卖……投资商急切地等待着实验的结果。一些实验(也许大多数实验)肯定会以失败告终。像此前的新技术一样，会有大批的人在网上弄得血本无归。

　　从1904年到 1908年，240余家企业进入汽车业，想为“不用马拉的车”寻找最好的“用户界面”。卡尔·本茨1885年推出的第一辆车有三个轮子，状如马蹄。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这样的车会说：“多么有趣啊，那时的人竟把汽车造得同马车一样。”五十年后，我们的后代会看着微机说：“多么有趣啊，他们竟把计算机造得同打字机一样。”

　　企业家也许是技术实验背后的推动力量，但他们需要钱做事。对资金的渴求使金融家们加入了游戏。风险投资家总是第一批下注的人，而巨大的财富一定是由于赌对了才会快速聚集起来。赔钱过程也同样摆脱不了赌性。铁路的早期投资者发了大财，后来者从未做到完全收回他们的投资。

　　金融家提供了让企业家走出车库、到达大众市场的资本。然而为了实现大众市场所需的规模，产业的运营变得比创新更为重要。创新者必须了解什么时候走下前台，让 “成年人”来掌控局面。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企业家最难作的决定之一是什么时候把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

　　许多新兴的互联网企业都仍然处在实验阶段，竭力界定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范围。很少几家转入运营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能经受考验的运营系统，创造品牌，并造就忠诚的客户群。运营、市场营销、执行和联盟都至关重要。一些企业不可避免地陷入运营的困境。金融家抽出资本，这些企业在竞争中消失，或者可能被领先厂家吞并。至此，高度竞争的阶段开始了。

　　经济规模现在变成具有决定意义的竞争要素，它以多种形式出现。传统的供应方的经济规模仍然有用———企业越大，单位生产成本越低。但在许多主要的新产业中，需求方的经济规模更有意义———拥有的用户越多，企业产品就越有价值。这一效应最有力地体现在电信业(电话、网络)和那些互操作性和标准占重要地位的行业。在某些情况下，供方与需方的经济规模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正反馈循环，领先企业因此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收益。

　　但假如事物走向反面，后果也是严重的。落后的企业注定更加落后，最终，只有少数几个赢家。为什么一些企业成功而另一些企业失败常常既依赖于精明的算计，也依赖于运气。

　　当高度竞争阶段过去的时候，赢家的工作变得日常化，产品形成了标准，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活动正常进行。针对市场的竞争变成了在市场中的竞争。市场份额开始固定化，企业的策略专注于削弱对手的实力而不是发动全方位战争。公司领导发现他们有众多的课题需要处理：工人、律师、消费者权益保护分子、投资基金、股东、记者和政客都想就产业的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互联网商业的成熟，将来的市场结构也许是这样的：有几个大赢家，有几个大输家(不知该谁倒霉)，还有大量的专注于特定市场的小企业。网络的力量体现在企业能否销售高度新异化的内容和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的基本提供者也许会吸引大部分人的注意力，但最主要的商业机会存在于为个人定制的服务和有高度精确度的媒介中。

　　社会革命

　　围绕互联网有成堆的夸夸其谈，它们部分地消解了互联网革命的力量，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场革命的意义。这并不奇怪。历史上的每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大量的噪音，无论是电报、电话、电力还是铁路都被认为会在全球造就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由此在地球上建立新的伊甸园。

　　互联网陷入同样的泡沫中是必然的。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它的内部运作鲜为人知，而且人们仍然在试图索解它的意义———它是什么，它将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自然会自由地作出我们的解释，不管这些解释多么荒唐可笑。媒介由于它们抢新闻的本性，必然会放大所有的夸大之辞，资本市场的投机者们也唯恐事情不热闹，因为他们要制造故事和戏剧。我们所犯的错误当然是在阅读那些富于刺激性的头条新闻之后，在观察远离现实的股票市场之后，根据这些东西得出我们对网络的结论。我们很少能听到在噪音之中出现的更为理性的声音。

　　社会变化有其内在动力，必须认识到，互联网自身并不能够改变社会，决定变化力度的是，要看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使用和组合进入社会结构之内。通过观察互联网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互联网技术革命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引发了极为深远的变革。

　　一位山村猎人声称自己发现了已在人类视线中消失了20多年的华南虎的踪迹，历经八个月，最后他却被网民所猎，“拍虎英雄周正龙”的事迹成了笑柄；公众的矛头由“正龙造假”直指“官员护假”，网络打假风起云涌，官员“网络化生存”的时代开始来临。

　　拉萨事件，中国网民自发反击西方媒体的报道偏见；奥运火炬传递，从网上声讨、抵制法货到“红心中国”行动，网民们的爱国宣泄行为一再出新。《国际先驱导报》称，互联网创下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三个“前所未有”：地域之广泛前所未有，观点之一致前所未有，效果之显著前所未有。

　　汶川地震，网络第一时间快速报道灾情，第一时间紧急组织救援，第一时间发起赈灾捐助，第一时间主张全国哀悼……在这场中国30年来最严重地震面前，中国互联网首次以更积极的姿态、更快速的反应、更全面的报道跻身主流媒体，网民不仅屡屡伸出援手帮助灾区人民，还对悲剧的发生提出了各种尖锐问题，成为一个富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群体。

　　贵州瓮安事件，网络舆论驱使主要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呼声，并借助舆论监督，启动干部问责制，“瓮安模式”成为2008年政府处理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化的典范；巴东邓玉娇案，在媒体和网民的共同推动下，政府与基层某些无良官员“切割”，不再为了袒护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伤害党和政府的威望；来势汹汹的绿坝软件，在网民们的集体表达和行动之下，被迫推迟安装，网民权利的保护和扩展由此提上日程，一个共识开始形成：互联网管理不只是政府和行业内部的事，也是社会各种力量通力合作之事，需要寻求一种“共同管理”的新思路。

　　以上这些事情存在什么联系？这些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群体性的，其主要驱动者是普通的公民，它们的发生发展实际上有着一个共同的根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中国人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

　　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全球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而当这样的工具被2亿多网民———其中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所熟练使用时，它会给转型期的中国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

　　由于形成群体已经从困难变得极其简单，我们将要看到，还会涌现出来大量有关新的群体和新的群体行动的试验。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数字技术是被植入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在技术的动态趋势和保持现状的惯性作用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如果技术的特性与现存范型相啮合，那么它就可能促进变革的发生；如果两者彼此不协，必有其一被迫调整自身。

　　伴随着互联网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如果你倡导创新，就会对现状提出疑问。如果你为企业家戴上桂冠，就会轻视“组织人”。如果你使资本自由扩散，就会剥夺投资商的权力。如果你认为变革最有价值，就会对墨守成规深恶痛绝。如果你受够了鸦雀无声，就会喜欢众声喧哗。如果你沐浴过阳光的敞亮，就难以再行容忍一切见不得人的龌龊。

　　有一个比喻说得好：如果把互联网比作待剥的洋葱，所有有关网络的神话只不过是那薄薄的一层洋葱皮，里面的东西才会让你流下眼泪。

专题统筹/采写本报评论记者亮棹实习生高嘉晗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