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温玉成（1910─1989）
作者：迟泽厚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温玉成“文革”沉浮录》（以下简称《温文》）。对温玉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令人费解的大起大落的经历作了记述和剖析，特别对他后期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
“文革”前的温玉成并无很大名气。他是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的175名中将之一，在1960年代初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中，他名列第五。不料在“文革”初期他却突然“蹿红”：1967年底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仅三个多月之后便又兼任号称“御林军”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接着又成了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迅速成为政治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本以为可以稳稳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温玉成，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外。他是12名“碰头会”成员中惟一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年后他又被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据有的权威人士透露，温玉成的失势、遭贬，是因为关键时刻林彪没有拉他一把。然而，更让温玉成料想不到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却又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遭到审查，一关就是5年有余！
温玉成的曲折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段极不正常的历史。通过对温玉成这段经历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但是，《温文》却犯了写史之大忌，它回避史实，为尊者讳，把温玉成写成只因“对政治一窍不通”，“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利用、欺侮”的无辜受害者。据悉，此文作者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其生也晚，对温玉成可谓素昧平生。依他的条件，写这类反映复杂政治历史情况的文章，本应十分谨慎，广泛搜集资料，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慎重取舍。而他显然是轻信了某些一面之词，便轻率下笔。
温玉成是1957年底同李天佑上将一起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军区的，李任第一副司令员，温任参谋长。到1967年底，温玉成调总部工作，在广州整整10年。这期间，我先后任军区司令员秘书、作战参谋、办公室秘书科领导。这几个岗位，都同军区首长有密切接触，因而对温玉成的情况比较熟悉。“温文” 提到的几件大事，除他到北京后的个别事件外，我或是参与者 ，或是目击者，按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提法，我属“重要知情人”。
《温文》曾于2003年在北京的一家刊物上分两次刊载。当时我和广州军区一些老同志看后便深有感触，但出于多方考虑，未予置理。不料现在却又在《南方周末》再次刊出。考虑到《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和影响面，特别是这份报纸就在广州出版，许多看过此文的老同志都认为不能再保持缄默，而应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事实真相，以免是非混淆，误导读者。这里试就《温文》中提到的几个主要问题，指出其谬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温玉成与黄永胜关系密切异乎寻常
《温文》于多处提到温玉成与黄永胜的关系，说温一到广州军区，便“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此后温玉成处处受制于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温文》说温玉成与黄永胜是“四野老战友”，错了。黄温二人早年虽同属中央红军，以后又都在第四野战军，但二人却从未搭过班子。黄永胜对温玉成并不了解。 1957年11月，黄在北京开会，总政治部送来一张温玉成的简历表征求意见：把即将从军事学院毕业的温玉成分配到广州军区工作。黄永胜在“意见”栏写下了 “听说此人很懒，建议不要分到广州工作”。但是总政没有采纳黄永胜的意见，一个月后，温还是分到了广州军区。而更让黄永胜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温玉成并不懒，而是干劲十足，作风泼辣，工作中还常有独到见解，加之他又对黄永胜异常尊敬，黄永胜十分欢喜，对温大加倚重，其权力竟然超过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副司令员。温玉成由此在军区领导班子内颇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李天佑关系尤为紧张，曾多次当众对李顶撞。李天佑过去曾任号称“万岁军” 的第38军（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军长，论资历，论战功，都在温之上，军区机关干部对温颇有看法。当时有一种说法：在广州军区，温玉成眼睛里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黄永胜，“半个”是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军区政委刘兴元。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突出政治，一时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至高无上。温玉成却我行我素，对此漠然处之。1960年代初，国民党军的P─2V夜航电子侦察机经常窜扰大陆，危害很大。解放军航空兵和高炮部队都把打P─2V作为首要的战备任务。温玉成公开讲：“什么突出政治？你能把P─2V打下来，就是突出政治！”很多人认为，这不就是早被毛泽东批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吗？在处理司令部与政治机关的关系问题上，温玉成也有一些很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军区政治机关不少干部对温十分恼火，说他“什么思想都有，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什么作风都有，就是没有‘三八作风’”！
这种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终于借“文革”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机而爆发。温玉成很快成为军区机关鸣放和大字报的众矢之的。 1966年8月15日晚，军区政治部上百名干部，手持质问温玉成的大字报，敲锣打鼓，涌入军区首长居住的司令部大院，齐集1号办公楼前广场，“勒令”温玉成接受并朗读大字报。有人手持扩音喇叭，不断高呼口号，许多人还纷纷对温玉成厉声斥责、质问。司令部的不少干部，也表示支持政治部干部的“革命行动”。温玉成的尊严扫地殆尽，狼狈之极。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这些干部便派代表向政委刘兴元请愿，要求“罢温玉成的官”。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刘兴元首先肯定了大家的革命热情，然后又表示他无权罢温玉成的官。不管代表们如何施加压力，刘兴元始终没有松口。这次行动，以后被称为“八一五事件”。成为军区机关干部“站队”的重要标志，许多当时参与“造反”的干部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关键时刻还是黄永胜和刘兴元向温玉成伸出援助之手。刘兴元和在北京的黄永胜都连夜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八一五”晚间发生的问题，讲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传来了林彪的指示，对行动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要防止有人借机“捞一把”。后面这句话分量很重，很多人都被“震”住了。对刘兴元没有同意罢温玉成的官，林彪说“刘兴元同志是有原则的”。对温玉成，则肯定他“大节是好的”，而且说“温玉成同志是有干劲的”。“有干劲”是林彪选拔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林彪的指示保了温玉成。
1967年1月底，军队奉命全面“支左”；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军区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任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要温玉成以主要精力帮他抓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1967年6月上旬，黄永胜委派温玉成偕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和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赴北京向周恩来请示对当时正在发展的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事件的斗争方针、策略，并汇报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
从上述一系列活动中，谁能看出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同黄永胜有什么“较深的隔阂”、“搞不到一起”？
黄永胜保荐温玉成当了副总长
《温文》称：温玉成是经“叶剑英元帅推荐”,“毛主席一锤定音”，到北京任副总长的。说明作者全然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和中央高层人事情况。岂不知，当时叶剑英正因被打成“二月逆流”重要成员而处境艰难，已经“靠边站”了；其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而像副总长这一级干部的任命，也不需经过军委办事组，一般是经林彪认可后，报毛泽东批准。也巧，我是温玉成升迁的经办人之一。
1967年8月，黄永胜和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头头100多人应召进京谈判两派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和筹建省革委会问题。周恩来先后十多次接见这些头头，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黄永胜在他下榻的京西宾馆设了一个包括他的两位秘书在内的4 人临时值班室，随时向周恩来办公室反映情况，请示工作。我以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负责人身份，领导这个临时值班室。
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室，黄永胜进来对我讲：“你给林副主席写个报告。”于是他讲我记。报告主要建议对广州军区军事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其中特别提到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工作。根据我对黄永胜的了解，估计在写这份报告之前，他很可能已将有关问题当面请示过林彪。
大约半月之后，便听说中央军委已任命温玉成为副总长。一天晚上，又是我在值班，温玉成打来电话找黄永胜。值班室很静，温玉成又是大嗓门儿，我在一旁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问黄永胜军委的调令“是怎么回事儿呀”？并表示他“水平低”，“干不了”，“不想去”。黄永胜则用亲昵、得意的语气大声地说：“这是我向林副主席建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你赶快来嘛！”几天之后，两派群众组织在京达成协议，黄永胜返回广州。温玉成马上到黄家拜望。没过几天，他便兴高采烈地到北京履新去了。军区机关不少人去机场送行，我也在其中。
黄温交恶
黄永胜和温玉成的关系后来确实“崩”了。这要从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讲起。
1968年3月下旬，发生了举国震惊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紧急应召进京，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卫戍区司令员。黄、温又在北京聚首。据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原广州军区的干部反映，黄永胜初到北京，温玉成对这位老上级还是比较尊敬的，但在稍后他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进入当时中国最高权力集团，江青又不时委以重任，他似乎逐渐忘记在军内他与黄永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了。
说起江青对温玉成的重用，不少人感到事有蹊跷。1967年6月9日晚，温玉成受黄永胜委托，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广州军区战备工作和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江青突然从外面进来，直奔温玉成，与他握手寒暄，并对她因事不能听温的汇报而深表遗憾。江青为什么对温玉成如此亲热？她是什么时候、如何认识温玉成的？这让当时在场的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李维英百思不得其解。
众所周知，江青掌握的几个京剧、芭蕾舞剧“样板团”是她的王牌，是她在“文革”中起家的资本。而江青竟把这些“样板团”交给温玉成管。温玉成对此也确实很卖力气。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江青与黄永胜的关系却格格不入，日趋紧张。江青不时插手军队工作，黄永胜屡予抵制，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发生冲撞。江青对黄、温的这一冷一热，自然引起黄永胜对温玉成的猜疑。而更让黄永胜恼火的是，他发现温玉成常以卫戍区司令员的身份向江青汇报军队工作情况。从此两人隔阂日深，终至形同冰炭。黄永胜曾多次在熟人面前讲温玉成是他保举进京的，现在却怀有二心，是“忘恩负义”。黄永胜的后面有林彪。林彪对江青素无好感。在黄永胜和温玉成之间，林彪自然是选择前者。由此，温玉成不但得罪了黄永胜，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都对他怀有戒心，视为异类。
江青的介入，是黄、温交恶的主要外因。
扑朔迷离的“李必达事件 ”
《温文》说李必达事件是个错案、冤案，温玉成也受此案牵连，这是对的。但是，此文对案情的叙述和分析却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
李必达入伍前是武汉大学学生，入伍后分配到第41军锻炼，1966年在该军121师362团4连代理副指导员。此时362团政委是曾任黄永胜秘书多年的于贯文，对李必达产生了良好印象。1967年12月底，军区机关从41军为黄永胜选调秘书，此时已升任121师政治部主任的于贯文举荐李必达中选。初任秘书的李必达干劲十足，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于贯文于1968年初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工作，黄永胜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黄永胜夫妇常有接触。作为李必达的举荐人，他自然关心李必达的表现。他曾向担任总长办公室（也称“黄办”）主任的黄永胜夫人项辉方了解李的情况。项说李“表现很好，人老实，能写东西，文字水平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首长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关爱备至，光是为他找对象就费尽心机，多次亲自出马。李也知恩图报，他出狱后于1972年写给老领导于贯文的信中依然承认“过去，我对黄、项也有一种感恩的思想”。
李必达与黄永胜夫妇闹翻，始于一场误会。1968年底，“黄办”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这期间，李必达因为一件小事引起“黄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项辉方的怀疑，曾发动“黄办”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帮助”。李必达多次检讨都未过关。入伍后一帆风顺的他难以承受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 内心痛苦之极，多次找老领导于贯文倾诉。一次，于贯文当着李必达的面给项辉方打电话，委婉地指出对李的问题是否看得太重了？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好聚好散，实在不行，叫他回广州算了”。但是，项辉方一下子来了原则性，坚持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李必达感到自己被逼到了绝境。1969年4月28日，他最后一次来看于贯文，突然冒出了一句：“难道我就任凭他们摆布不成？！”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铤而走险：向毛泽东、江青告状，扳倒黄永胜，或者还可绝处逢生。他哪里想到，他请温玉成转呈江青的信，却被温玉成交到叶群手里！
李必达的告状信里究竟写了什么？《温文》说，李必达在“九大”前夕，“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这段文字本身就语焉不详，作者大约是想说林彪操纵“九大”中央委员选举，却误为“九大代表”──代表已经都到会了，还选举什么？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自始至终都是由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进行的。我是参加了“九大”会务工作的，林彪并未、而且他也没有条件插手中央委员的选举活动。再说，李必达向毛泽东、江青写信时，“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都已结束，他的信岂不成了马后炮？
周恩来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次通话，或者有助于揭开李必达告状信内容的谜底。大约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三天的晚间，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几天来的应变工作情况。会间休息时，丁盛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忽然，他拿起了保密电话机，要通了周恩来，汇报军区清查工作情况。他特别提到黄永胜有个叫李必达的秘书，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管训队，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达关押起来是错误的。当然，秘书偷听首长的电话也是不对的。这个人先不要放，对他的处理稍后再通知你们。” 周恩来的话表明，李必达的信里讲的，主要来自偷听黄永胜的电话。在李必达出狱后回到北京接受专案组审查时，他也承认确实偷听过黄永胜的电话。黄永胜在电话里究竟讲了什么犯禁的话呢？据项辉方说，李必达曾向她汇报，一次黄永胜在与叶群通电话时，大骂江青“想当清朝那个女人”。李必达当时反映这个情况，当然是出于对首长的关心，因为黄永胜住地小翔凤胡同是居民区，他讲话一向是高嗓门儿，李必达是怕隔墙有耳，造成不良后果。从以上情况再联系到李必达刚被关押之后，叶群和吴法宪都曾讲过：李必达的主要问题是“挑拨中央关系”，因而，李必达在信中很可能讲的是黄永胜等人私下议论、攻击江青的情况。在当时，反江青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弥天大罪。黄永胜历史清楚，战功卓著，像他这样的老革命，最怕的就是这种“现行罪”。倘若黄永胜的这条罪状能够坐实，即使他一时不被打倒，告发者的境遇却可大大改变。这方面此前早已有过先例。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有人写文章颂扬李必达敢于在林彪、黄永胜等人如日中天之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揭发他们的“阴谋活动”。但是，没有一篇文章公布信的具体内容。不少局内人对信的内容表示怀疑。有的人提出：李必达说自己如何先知先觉，干吗不把信全文公开发表，让大家来品评、受教育，并用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呢？
李必达的老首长于贯文，大约是最关心李必达事件、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此事复杂关系的一人：李必达是由他举荐给黄永胜的；李必达在“黄办”受到怀疑，是他极力在两面做工作，试图化解李必达与项辉方的紧张关系；以后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外，他又眼巴巴地看着李必达被逮捕，被押上由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随后他又极不情愿地被派往李必达的家乡调查李的家庭出身，继而到广州了解李在狱中情况；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竟又被某些人说成是“迫害李必达的帮凶”，还说他“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则又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是一丘之貉），备受凌辱，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李必达事件成了于贯文晚年无法摆脱的梦魇。而落实政策后的李必达，在给于贯文的信中和通电话时，则一再表示感谢过去于贯文对他的关心爱护，并对于贯文因他而受株连深感遗憾。我与于贯文是交往三四十年的挚友。1993年10月，他与我从探讨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出发，就李必达事件长谈了9个下午。在场的还有曾任刘兴元秘书和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的一位老友。事后我们共同整理了一份长篇记录稿。在谈到李必达给江青写信的动机和此信的内容时，于贯文说：“我同情李必达的遭遇。但是，他把自己同黄永胜、项辉方的矛盾，说成是政治、路线之争，他向江青告状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回避了他是为项辉方所迫而导致矛盾转化这一事实，对此我不能苟同。‘九大’刚开过，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当时一片拥护声，他当时就能看出林彪等人是坏蛋？我不相信。”
晚年温玉成（右）
温玉成失势之谜
温玉成的失势来得意外、突然。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连遭3次重大打击。
第一次打击是1969年4月末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温玉成自己和许多人都认为，他作为中央“碰头会”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顺理成章。谁知他却根本未被提名。相反，与他资历相仿、原来并非“碰头会”成员的李作鹏、邱会作却都成了政治局委员。“九大”之后，“碰头会”停止活动，温玉成只剩下了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头衔，完全成了黄永胜的下级。
第二次打击是1970年6月，被莫名其妙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比副总长降了一级，等于是不宣布处分的处分。
第三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温玉成被当作林彪的同党关押审查。他本来是林彪在位时遭贬成都的，他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受林彪等人迫害的，谁知还是在劫难逃，而且一关就是5年有余！
一般人都认定，温玉成遭受的第一、二次打击，林彪、黄永胜难脱干系。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人选，是毛泽东委托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的三人小组提名的。前面已经讲过，温玉成进京不久便因与江青关系异常而引起林彪、黄永胜的猜忌，那么，在酝酿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黄永胜（黄的后面是林彪）的态度可想而知。至于温玉成遭贬成都军区，则是“九大”人事安排的继续。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其职权相当于已往的军委秘书长，而林彪则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对温玉成的任免，都要经由他们“把关”。
但是，不少人忽略了一点：即使在“九一三”之前，对温玉成的安排，也须得到江青的首肯。当温玉成调成都的消息刚刚传出之时，曾有一位与黄永胜关系极亲密的人问他：为什么要把温玉成调走？即使调走，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广州军区？黄永胜回答说：“是江青要赶他走！他过去在广州搞得那个样子，还怎么回去？！他到成都去，梁兴初对他总还了解嘛！”梁兴初是成都军区司令员，以前曾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对温玉成当然熟悉。黄永胜的话少了一句潜台词：既然江青要把温玉成赶走，他乐得顺水推舟。黄永胜的话还表明，倘若是林彪、黄永胜想把温玉成调离北京却不合江青心意，她完全可以打出毛泽东的旗号加以阻挠，林彪、黄永胜是抗不住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刚刚几天，温玉成便遭到伤害最重的第三次打击，说明江青不曾忘记了他，他无论到了哪里，也跳不出江青的手心儿！
温玉成为何由受江青重用的红人而突遭遗弃和迫害？揣测和说法甚多，主要有两种“版本”。
其一是以吴忠为代表的“揽事招祸”说。吴忠是温玉成的同僚：温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时，吴任第一副司令员；温调成都军区后，吴接任司令员；他还是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他对江青、温玉成都有深刻了解。1977年，他因“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我与他接触频密，彼此无话不谈。一次谈起温玉成与江青的关系，他说，温玉成坏事就坏在不知利害，揽事太多：江青让他管“样板团”，他可谓竭智尽忠，不遗余力；他意犹未尽，见江青忙得风风火火，很想为她减轻一点负担，便主动做了一些江青并未交代的工作，其中包括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哪知江青心中有鬼，性情多疑，竟认为温玉成是对她进行“特务活动”，于是翻脸。其二是温玉成夫人宋婉明（《温文》作琬明，错了）的说法，说温因管“样板团”不称江青心意而获罪。1987年，我途经南京，曾特意去拜望在那里安家的老首长温玉成。不巧，他下乡钓鱼去了，他的夫人宋婉明接待了我。我们也是老相识。交谈中，我直言不讳地问起温玉成为何得罪了江青？她说，事情还是由“样板团”引起的：一次，江青当众指责温玉成对“样板团”管理无方，特别是芭蕾舞团管理混乱，导致演员基本功和演出质量下降。受不得委屈的温玉成便掏出记事本来，说某月某日江青有何指示，这段时间对“样板团”的管理完全是按江青要求做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以毛泽东化身自居训惯了人的江青，岂容温玉成当众辩白顶撞！登时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叫喊温玉成“撒谎”、“不老实”！从此，温玉成便交上了厄运。
两种“版本”，哪个更能反映实际情况，或者两者都有道理？请读者自己判断。
史作贵在存史 贵在真实
《温文》的错误还可举出很多。例如，为了突显温玉成没有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外和不公，竟连温是九届中央委员这一铁的事实也不承认了。这其实只要翻一下九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便一目了然了。再如，说温玉成到北京工作后，毛泽东“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其实，他并没这种“殊荣”，即使地位比温玉成再高的人，也很难受到毛泽东的单独召见。又如，说温玉成收到李必达的告状信之后，便“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直到半年之后，才“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收到信的当天，温玉成便立即把信交给了林彪的妻子叶群，于是，才有了“李必达事件”。又如，成都军区奉命将温玉成隔离审查，《温文》说向温玉成传达上面指示的只有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一人，而事实是在场的还有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这是一个重要情节，不能因为不久之后梁兴初也莫名其妙地遭到审查就避而不提。……
写史不同于写文艺作品，不能随心所欲，尽情挥洒，更不能凭个人好恶任意褒贬剪裁。特别是对近现代革命史和重要历史人物，更要以对历史、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排除私心杂念，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秉笔直书，真实地反映历史，才有可能使后人以史为鉴，从前人的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不能急功近利，更不可趋炎附势，人云亦云。随意制造的哈哈镜，是当不得镜子的，最多只能博人一粲。
2005年6月2日初稿于广州
2005年7月2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