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前面所引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和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七碗茶歌》)都是答谢赠茶的作品。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唐代在六朝来客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设会和以茶作宴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实际上是我国也是世界茶道的开端。茶集、茶宴、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汇集同仁朋友,迎来送往,议事讨论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
茶会或茶集是最早形成的,也最值得称道的一种,它就是今天的茶话会。盛唐诗人王昌龄(690-756)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良友呼我宿,月明悬天宫。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削去府县理,豁然神机空。自从三湘还,始得今夕同。旧居太行北,远宦沧溟东。各有四方事,白云处处通。” 大概是使用“茶集”这个词作为诗题最早的一位。诗僧皎然《晦夜李待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徘徊。”就记载了一次茶集活动。
“茶会”一词,最早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有刘长卿(709-约780)作于天宝年间(742-755)《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到此机事遣,自嫌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映高枕,空花随杖萦。香飘诸天外,日隐双林西。傲吏方见押,真僧兴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
可能由于“茶会”和“茶集”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如同列大历十才子的钱起(722-约780年) 和李嘉祐(约722 —782)都有关于茶会的诗作。钱起一首题为《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言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另一首则题为《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万畦新稻傍山村,数里深松到寺门。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草送王孙。烟尘怨别唯愁隔,井邑萧条谁忍论。莫怪临歧独垂泪,魏舒偏念外家恩。”即是。
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这说明,茶会或许就是由寺庙僧界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
“茶宴”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山谦之的《吴兴记》一书:“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吴兴、毗陵到了唐代,分别属湖州、常州,湖州的紫笋茶和常州的阳羡茶都是当时的贡茶。每年早春采茶时节,两州太守一项重要政务就是督造贡茶。湖州和常州交界处的顾渚山是贡茶顾渚紫笋的产地,其西偏北山区则是另一贡茶宜兴阳羡茶产区。顾渚山上设有贡茶院,是制造贡茶的工场。
当时的湖州与常州刺史为了交流贡茶经验,在两州交界处的顾渚山设有“境会亭”,每到茶季,两州官员便聚到“境会亭”品茶。两州刺史每年春天还要在顾渚山举行隆重的茶宴,邀请名流专家共同品尝和审评贡茶,并可领略优美的环境和精美的茶具,这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有名的茶宴。
茶宴被视为清雅风流之举,成了时尚盛事。茶宴内容热闹起来了,增加了吟诗、唱和、丝竹、歌舞(白居易所谓“珠翠歌钟俱绕身”“青娥递舞应争妙”),程式和气氛上更像“宴”了。人们不但以茶宴鉴茶、款客、招聚,这里也可看出茶宴和茶会相比,除了更热闹,还有一点:完全不拘时令。特别是唐代户部员外郎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对茶宴作了全面而细腻的描绘,其内写道:“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于议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指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合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序中,对茶宴的幽雅环境,品茗的美妙回味,以及令人陶醉的神态,都作了生动的描绘。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因坠马损腰,负伤不能参加顾渚山的境会亭茶宴无限感慨。在他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诗中写道:“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诗中谈及的紫笋,就是唐代贡茶顾渚紫笋,用新茶品评,相互比美,其乐无穷。而茶宴时的歌舞之乐,以及似痴似醉的情景,更让人难以忘怀。而白居易却因伤在床,不能参加这一盛大的欢宴,不能不深感遗憾。这首诗确实无疑地表明从南朝到中晚唐,三百多年间每年春天,常州和湖州两地的地方长官一直在顾渚山举行茶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