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有一位德国姑娘，名叫安娜利泽，曾是柏林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生，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早年在德国，她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多方活动，开展斗争，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监牢之苦并没削弱她那反法西斯的斗志。她被营救出狱之后，便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改名王安娜，并继续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天，在重庆，王炳南通知王安娜说:“周恩来请你去见他，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你去办。你刚从香港回来，也没好好休息。看来，你没有时间休息了。”
王安娜听王炳南说有新任务，又是周恩来亲自安排，感到自己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还有一定位置，非常高兴。但不知这件要办的事情是南下，还是北上。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她自我感觉都是很有把握的。如果是南下，她已受命去过印支，去过香港，还去过南线搞联络、搞运输。这些任务对她说来，早已驾轻就熟；如果是北上，到华北前线，那更不难，她既有去长沙、南昌前线的经验，又有去延安的经历，可以说，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挠不了她去完成任务。
她怀着十分自豪的心情，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出迎，并把王炳南夫妇领到了他的住房，还招待他们喝茶、吃花生。气氛虽然比较轻松，但王安娜仍急着要知道周恩来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她去办。
周恩来对王安娜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只能由她去办。也只有她有条件把这件事办好:“请你前往贵阳去一趟，去接收一批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同时还要和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一下今后的合作问题。”
王安娜立即表示:“这一任务我一定会办好的。接收和运输这类物资我已办了好多次，已摸到了一些头绪。南部边防的海关和边卡我也都熟悉了，办起事来，都比较容易。至于和林可胜博士商谈今后的合作问题，我认为更为方便。林可胜博士和他的秘书都和我很熟。我和他们的关系是孙夫人(宋庆龄)给我建立起来的。这次让林博士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极为容易。我去一说就行了。况且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也是红十字会会长应该做的事，也有他们的需要。”周恩来频频点头，很欣赏王安娜办事的爽快劲，说的话也在理，正要说什么，只听王安娜又接着补充说:“我是‘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的代表。我正要找机会向林博士谈谈‘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巧得很，机会来了。”周恩来很高兴看到一个德国人对我军、我党的工作这么投入，连忙表示相信此次贵州之行，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而且还可以一举两得。接着他还说，让王安娜只身一人，走南闯北，为我们工作，实在有些不安，还不知在沿途上会有什么困难。
在提到沿路有无困难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忙说:
“我会让八路军办事处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同时，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有这样的身份，路上即使有人要检查证件，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
“感谢周恩来先生考虑得如此周到。我会很珍视这一张去贵州的通行证。”王安娜并非有意强调此证专为去贵州之用。
“不，不只是去贵州可用，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去华北前线，也会有帮助的。”
“我很高兴。这种幸运，别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一定要认真地去完成任务，不会辜负周先生的期望。”
王安娜说着便和王炳南一起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回到自己的住处，立即投入行军前的准备工作。
王安娜在出发前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一个八路军少校军官的军用通行证。
许多人都认为办理这个通行证，是组织上对她的关照，也是她应该获得的待遇。然而，王安娜却不完全这样看。她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关怀，感谢组织上给她办理了军用通行证，但她本人对证件这类东西，从来就不当回事，可有可无。她的办事哲学是靠本事，而不靠依赖什么。（文/程远行 摘《外交往事: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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