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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30周年：北回归线上的疤痕（全文）

2009年3月11日，昆明的一家皮具美容店，52岁的店主赵永刚，坐在满屋的皮鞋、油漆和皮衣中间已忙碌一整天。金融危机以来，皮具美容店生意差了许多，好在最近送鞋子来保养的人又多了起来。

一个和赵永刚年纪相仿的人径直步入店内，与他商量晚上聚会的事情。这个人告诉赵，聚会有老首长出席。赵永刚开始为难起来，他想见见昔日的首长和战友，但又舍不得丢下这满屋的鞋子。

赵永刚是中越战争退役老兵，二等功臣。2009年2月17日，是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日，2月份以来，赵和战友的聚会、扫墓和纪念活动也因此不断。

3月6日，越南北部老街省老街市，50岁的摩的司机阮文贵又拉到了一个中国客人，这个客人的目的地是城外的老街省老兵公墓。1万越南盾，阮文贵很高兴能做成这笔生意，并且不介意在客人参观公墓时，在公墓门口等候。

公墓位于老街城外约3公里，在通往老街市开发区的路上，周围少有人家。公墓里空无一人，只有少数墓碑前有蜡烛或是香火的痕迹。公墓正中的纪念碑上写着“祖国记功”，纪念碑前只有一个花圈，上书“祖国永远记住你们的功劳”。这里埋葬着一些在中越战争中的越南阵亡者，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

时近三八妇女节，老街街头到处都是卖花的摊位，根据习俗，很多人都会买花送给家中的女性。但在公墓里，一束花也看不到。

见客人对中越战争有兴趣，阮文贵介绍，自己就是那场战争的老兵。阮脱下外套，卷起袖子，他的右臂上赫然呈现一个炮弹弹片留下的伤痕。

在老街市，许多开摩的的司机都和阮一样是中越战争中的越南老兵，他们并非老街本地人，是因为战争而留在了这里。

在2月17日那天，越南河江省境内的1509陵园，同样鲜有来访者，整个陵园只能看到一两束鲜花。一个越南老兵点燃了香，孤独地纪念他埋葬在这里的上千名战友。

中越战争是中越两国最近的一场有重大人员伤亡的战争。据越南官方公布的数字称，中国有2万人被击毙，伤6万余人。中国方面，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

从1979年2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开始，中国士兵赵永刚、越南士兵阮文贵和他们各自的战友，在红河岸边展开厮杀。每个人身边都有大量战友倒下，每个人都见证了城镇的毁灭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战争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虽不为他们所理解，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1979年2月17日零时，22岁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接到命令，乘坐橡皮艇从河口县偷渡红河，进入越南的黄连山省（现分为安沛省和老街省）。

当时赵永刚头脑一片空白，感觉像在做梦。两年前入伍时，赵完全没想到会打仗。对他来说，部队只是个跳板，为的是退伍后可以进工厂。

1978年下半年，军区首长突然密集地视察，一位首长还在视察之后丢下一句话：“希望你们为人民立新功。”赵隐约感到，“立新功”可能意味着要打仗了。

年底，对越作战的任务下达。士兵们被告知，中越两国不再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越南是个忘恩负义的国家，不但大规模排华，侵略柬埔寨，还炮击、骚扰祖国的南疆。

赵永刚在偷渡的时候，20岁的阮文贵，这个在驻老街的越南地方部队中服役的士兵，还在睡梦中。阮文贵与赵永刚同一年入伍。高中毕业后，阮文贵没考上大学，按国家规定进人民军服役3年。

阮文贵的中学时代是在中越友好的宣传中度过的，他在高中学习了3年中文，这是当时越南中学教授的唯一外语。在学校，阮被告知中国给了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他从未听到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

在高中毕业之后，阮发现了变化：许多中学不再教授汉语，而是改教俄语。阮对此感到不安。阮原本是准备训练后被派往柬埔寨战场的，但最终留在了老街。

凌晨2时，偷渡成功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摸到越军阵地，对方喊口令，他们抬枪便打，不久，赵听见其他地方也响起了枪炮声。

赵永刚当面的越军，当时大部分正在阵地背后一个砖瓦厂的院子里看苏联电影，对战争爆发毫无准备。顺利占领越军阵地后，赵永刚发现，阵地上的重机枪和用来对付步兵的高射机枪都没用上，阵地前的陷阱里甚至没来得及插入致命的竹签。

两小时后，河口方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强渡红河。一个叫谢明的通信兵看着身边的战友一波一波地乘坐橡皮艇，高喊“同志们，为保卫祖国领土，冲啊！”，奋力向河对岸划去。对岸越军则对着口号声的方向猛烈射击。

约一小时后，中国炮兵开始压制越军阵地，炮火映红了夜空。中国军队终于抢滩渡河成功。

清晨，谢明渡过被中国军队鲜血染红的红河后，才发现自己配属的连队突然少了很多人。很快，大批陌生的面孔填充了刚刚空缺出的位置。

正准备起床洗漱的越南士兵阮文贵被中国军队总攻的震天的枪炮声吓坏了。此前，阮文贵和他的战友每天都在担心中国可能的进攻。此后的日子里，阮只知道到处都是中国的炮弹，到处都是源源不断进攻的中国军队。阮与所在的部队边打边撤。

2月17日凌晨，中国军队总攻的炮火也将老街市女中专生姜氏梅惊醒。周围是不断的爆炸声，附近的教堂被炮弹炸毁，姜氏梅的一户邻居家被炮弹击中，全部死去。

老街城一片混乱，人们只知道炮声是从北面传来的。姜的父母丢下了临街的大片木头房屋，只带着些衣服和钱，在黑暗中拉着7个孩子往南跑。

全家夹杂在难民潮中狂奔，终于逃到40公里外的柑塘。柑塘火车站挤满了逃难者。姜家幸运地挤上火车，逃到200公里外安沛省的亲戚家。列车的窗外，是挤不上车徒步往南的人流。

在逃到老街南面约20公里的地方，阮的部队被中国军队包围。他身边的战友一批批阵亡，尸体被活着的人遗弃。阮文贵被弹片击中了手臂，但侥幸冲出包围圈。不到一个月，阮文贵所在约100人的连队就阵亡了49人。阮的一个兄弟战斗单位则全部阵亡。

赵永刚所在的尖刀排在进入越南4天后遭到重创：被埋伏的越军前后堵在了一片山谷之中，激战中，一名机枪手死在了赵的怀里。赵所在的连队，在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时，包括抬走的伤员、牺牲者、被打散的人，160余人损失了100人。赵因勇敢荣立二等功。

谢明所在部队损失更大。“每一分钟都在死人”，谢回忆，即使在已被攻占的城市也是如此。谢被子弹击中了腹部。来到柑塘的第三天，谢明和战友们平时喝水的水塘里突然漂满了尸体。大家这才知道此前柑塘火车站发生过肉搏战，死去的军人都被丢进了水塘，在水底沉了2、3天后才浮了起来。

“兄弟之间”的战争

直到战争爆发后，才有一位战友告诉阮文贵，战争的原因是“中国和越南本来走同一条路，但越南背叛了中国想和俄国人走，于是中国要教训越南”。

很多年之后，阮文贵说服自己，这是一场兄弟之间的战争，与抗美、抗法战争完全不同，“亲兄弟还打架呢！”

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赵永刚也觉得自己对待越南人，应该像在国内作战对待老百姓一样。

2月17日上午，赵永刚第一次见到逃难的越南老百姓。他有些心疼地看着眼前惊恐的老年妇女和孩子，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呆在家里不要乱跑，并分给爱抽烟的老年妇女们烟抽。

赵有时会问村民：“中国好不好？毛主席好不好？解放军好不好？”得到的答案都是“好”。一些村民在解放军进村时就翻出早年的毛主席像，挂在家里。

一次包围越南村庄，并成功抓获大批战俘后，赵所在营经过请示上级，决定向村民们宣传中越友好。赵永刚所在连队手持冲锋枪包围了一块水田，其他连队则跳进田里，为越南村民插了两个小时的秧。

村民们好奇地围了上来，一些村民的脸上带着笑容。赵永刚觉得那是“皮笑肉不笑”，大家都知道这是表演。

谢明所在部队也曾试图建立与越南村民的“友好”。战争初期，谢的战友们被命令见到逃难的越南老弱病残，要背回来予以救治。但难民们并不领情，一些战友被背在背上的“难民”突然拔刀捅死。

谢的战友对此感到费解，抓获了一名这样的“难民”后，战友们审问她，为什么要杀死中国军人。装扮成老太婆的年轻越南女子称，“你们是侵略者”。

血的教训让谢明和他的战友只能放弃友好。

谢明在越南乡村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东西，包括捷克的摩托车、苏联的康拜因、法国的装卸车、日本的收录机。

在进入越南人家中搜查时，谢突然发现桌子上一个疑似定时炸弹的电子装置，战友们立即卧倒，但炸弹并未爆炸。一名战友壮着胆子按了一下按钮，“定时炸弹”开始播放音乐。此后谢明才知道，这原来是日本三洋牌收录机。而法国的装卸车则被误认为是新式坦克，被士兵们用火箭弹摧毁。

1979年3月28日，谢明的部队在柑塘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此时，谢明才知道，3月5日，北京已经宣布了撤军。

谢明的部队撤退时，同时完成炸毁当地主要建筑物的任务。柑塘政府大楼、百货大楼、老街市政府大楼、发电厂等建筑，以及一个磷矿、大批桥梁被全部炸毁。谢明记得，老街城里那些法式的漂亮小洋楼也都被炸毁，一些藏有武器或民兵的村舍则直接用燃烧弹烧毁。

赵永刚的部队同样边撤边炸。被炸毁的许多房屋和设施，都曾是中国援助建设的。中国军队撤退后，越南北部的老街、沙巴、同登、凉山、高平等众多城镇成为一片废墟。一位越南记者称，在高平，“中国人一所房子也没有留下”。

阮文贵突然听到中国人撤退的消息时，感到比战争的爆发更加难以理解。30年后，阮依然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一直被往南方赶的部队开始追在撤退的中国军队身后打。阮跟着部队打回老街，一直打到了红河岸边。
阮文贵看到的老街城已经是一片废墟，兄弟之情荡然无存，战友们只要见到中国人就立即杀死。那时候，阮一见到红河对岸清晰可见的中国人，就恨得咬牙切齿。

逃到安沛省后，姜氏梅一家很快花光了积蓄。他们没有回到家乡老街，越南政府不允许任何市民回到已成废墟的老街城。姜氏梅一家和其他从老街城逃出来的家庭一样，靠外出打工或是做小生意努力活下来。战后10年间，他们的家乡老街城，除了驻军，是一座只能长草的空城。

战火十年国境线

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阮文贵和赵永刚都在一年后退役。两年后，双方争夺重点集中在广西境内的法卡山、云南麻栗坡县境内的老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者阴山等地。北回归线以南不远的中越国境线上，再次成为炮火连天的战场。

麻栗坡县烈士陵园的《老山、八里河东山、扣林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概况》（下称《概况》）称：“自一九七九年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来，越南当局本性不改，不顾我国政府多次严重警告，继续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西侵柬埔寨，北犯我国边疆，先后派兵侵占了我国云南边境老山和扣林山地区十个高地。”

1981年5月、1984年4月，双方在此地展开激烈争夺。中国内地的各大军区轮番上阵，与越军厮杀。《概况》称，仅其中一次长达100天的战斗，中国军队就攻克了50多个高地。

战火在这一西南边陲小县燃烧了整整10年，距今天麻栗坡县中越天保口岸30公里的老山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战场。

959名解放军和支前民兵阵亡者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其他一些则被火化后运回原籍安葬。陵园中的阵亡者来自19个省市，最小的年仅16岁，他们当中有的阵亡时入伍仅3个月。

天保口岸不远处盘龙河畔的一个桥头曾经是遗体转运站，村民们记得，整卡车的遗体被堆放在这里，再转运走。当地的老太太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死去的年轻人，以及满地的遗书和遗物，一起跪在路边痛哭。

越军同样死伤惨重。据云南省边防部队记载，仅在1984年4、5月间连续100个昼夜的激战中，就击毙越军副团长以下官兵数千名。

一名越南汽车兵对越南记者回忆，早上载着满车的士兵上前线，晚上拉着满车的伤员和阵亡者回来。满车的伤员和尸体之间，一段香蕉树的树干上插着点着的香。汽车兵原本以为会有一些伤员能活下来，但在到达目的地后，经常发现一车人里只有他自己是活的。

在越南河江省临近中国一侧，遍布着众多烈士陵园。仅在渭川县烈士陵园，就埋葬着1600名死于中越战争的军人。

战争对地方的影响同样巨大。

2004年，曾有文山州官员告诉大陆媒体，整个战争期间文山州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9.8亿元，间接损失更无法计算，而从1949年到1991年的42年间，国家在该州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8.4亿元。

文山州政府的文章曾称，该州“是从1992年战后恢复建设才集中了全部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全国人民大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文山的各项工作都‘一切为了前线’，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支前是文山州最重要的工作。州里成立了支前办公室。谢明回忆，那时候“最新鲜的蔬菜都给我们吃，香烟要多少有多少”。

文山州的官方资料记载，1984年到1993年间，全州支前物资供应共计粮食11099.63万公斤、食油678.425万公斤、木柴煤炭19687万公斤、肉食2105.365万公斤、禽蛋及副食品1439.565万公斤、鲜（干）腌菜12844.95万公斤、香烟839.99万条。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供应前线部队生活日用品、马料、马草以及计划外供应及慰问品。

此间，全州文山、马关、富宁、麻栗坡、砚山、广南、西畴等各个县共组织民兵连108个共计10393人，民马连55个计4838人，3764匹马。

战争也带给当地一些好处。文山是中药三七的重要产地。轮战期间，大批军人过往导致三七销量猛增，居民常常只要挑到路边就能全部卖掉，干三七的价格也能在一夜之间每公斤上涨数十元。

另一好处是，战争令公路一直修到了老山顶上。

离天保口岸约1公里的壮族人梁久永，一家都是国营天保农场的职工。10年间，梁家经历了三次疏散。
1979年的战争爆发后，梁久永的母亲用壮族传统背带将4岁的他背在背上，全家疏散进猫耳洞，洞外，炮火整夜不停。

1981年，梁家再次被通知疏散，一些来不及疏散的村民死于炮火。梁的父亲是支前民兵，梁的母亲独自带着5个孩子疏散。3年后，小学二年级的梁久永刚刚开学，梁家遭遇第三次疏散，梁久永再次离开学校。

1986年，因为梁久永的表娘（爸爸的表妹）是对面的山里的越南人，梁家被要求调到其他县的农场。但梁家断然拒绝离开居住了数百年的山头。

梁家此后被停发工资和粮食。这一年，小学三年级的梁久永辍学回家，和家人一起喂猪为生。梁每天和军人们住在一起，并收集军人的剩饭喂猪。

梁久永在越南的表娘一家，同样因为在中国有亲戚而遭怀疑。猛烈的炮火中，表娘一家和村民们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以木薯、野菜为主食。村里一名少妇冒险出山洞背米，被炮弹炸死。惊吓和饥饿之中，表娘家亲友中的三位老人先后死在山洞里。

漫长的战争令供职于老山前线总指挥部的谢明备感煎熬，尽管是军官，他也不知道战争到底何时结束。

长年的轮战，令部队的纪律成为问题，当地也逐渐开始抱怨军人扰民。

1990年，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副总理武元甲应邀访问北京；越南体育代表团参加十一届亚运会，中越出现和好的迹象。营以上军官的政治学习，一度出现要求对战争总结和回顾的内容，前线军官预感到，战争或需要结束了。

垮掉的一代

1992年，中越战争彻底结束，老山的轮战部队陆续撤离。

此前一年，局势已经缓和。梁久永家和越南的表娘家相隔10年后终于在中国一侧再次见面。梁的母亲送给表娘家一小包大米。

表娘家从南方重返故园时，村庄已被炮火夷为平地。田园里满是巨大的弹坑和地雷。除了野草，长在田地里的树木也有一抱多粗。

生存成为双方共同的难题。1993年之后，中国政府要求战区人民“两费自理”（生产费、生活费）。梁久永的母亲于是背着清凉油、感冒药、针头线脑、衣服、壮族绣花等翻过山头，去越南出售。

一个瘸腿、姓田的越南人热情地接待了梁的母亲。田笑着说，他是越南的特工，战争时曾带着10个部下，背着100公斤TNT来中国炸桥。但在半路踩上地雷，失去一只脚。

田家的房子也被炮火摧毁，只得在山上用树木简单搭建一间。屋子里只有蚊帐和被子，屋外的几颗龙眼树用来养活4个孩子。

由于地里地雷太多，没有人敢种地。梁久永的表娘一家就靠捡炮弹皮、手榴弹，以及拆废弃的军事工事里的“工事钢”卖钱为生。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越南村民被地雷炸死。

中国一侧，天保农场也有人被地雷炸死炸伤，但集中扫雷之后，农场橡胶生产得以恢复。但生活依然贫困，如果想要现金，只有挖“工事钢”卖钱。

梁久永没能把初中读完，被战争打断多次之后，梁无法再沉下心读书。战争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烙印。他觉得自己的心理是畸形的。没有玩具，也不用上学，梁小时候曾经拆一箱手雷，往河里扔着玩，或是打枪来消磨时间。梁久永记得，1985年来的一些士兵入伍时间太短，还不熟悉武器，农场的孩子们就教他们使用武器。

梁如今依然习惯性地穿着从军用内裤到迷彩服、军靴的一整套军装。他热衷于寻找许多只有他一个人能找到的中越战争遗迹。

在网上，梁久永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驳斥那些对中越战争一无所知，却无限向往的年轻人。对战争和死亡的厌恶，又令他挣扎了很久后决定不去当兵。

战争结束后，梁久永到处打工。他走遍了大陆的众多大城市和云南的各个边境口岸。1994年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口岸，梁被当地的灯火辉煌震惊了。

“同样是国家级口岸，瑞丽人都开始盖别墅了，我们天保口岸还在解决温饱问题。”梁对此愤愤不平，他认为，天保口岸被战争耽搁了太久。梁后来又去了云南另一中缅边境城市畹町，发现比瑞丽更加繁华。1997年，梁离开冷冷清清的家乡，去广东打工。

战后，边境还经历了一段混乱期。1990年代中期以前，遍地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威胁着治安。外地商人来到此地都要保持谨慎。梁也曾借此欺行霸市，强行装卸货物。

如今，不论是文山州还是红河州，依然到处都可以见到“枪支弹药”、“枪支迷药”这样的小广告，和办假证的小广告一起涂在墙上。

就在2009年2月份，梁久永的妻子还在山上挖出了一箱曳光弹，交给附近驻军。梁对这种子弹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了如指掌，驻军的士兵们却反而从未见过。

在梁的印象中，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与周围崭新的楼房相比，梁久永多年前盖的家看上去更像是个厂房，略显寒酸。

文化程度不高，脾气极度暴躁成为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梁的一位同龄的发小因为冲动杀人而被处决，梁自己也曾经抄起铁棍殴打他人，仅仅因为对方朝他姐姐行走的方向吐了口水。

“翻脸比翻书还快。”身边更年轻的人无法理解梁久永这一代人奇特的脾气。梁说，他在突然翻脸时，常常想起小时候那些和他一起玩耍的士兵，转瞬间就变成烈士。

梁自己也险些被近在咫尺的炮弹炸死：幸好炮弹落在一个洼地，死角挡住了弹片。

1992年，姜氏梅一家也回到了老街。此前一年，越南政府才正式允许老街重建。姜家的木屋早已变成了长满荒草的废墟。幸运的是，姜家认出了当年的地皮，并在原地开始重新盖房子。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回当年的土地。越南政府鼓励外地人重建老街，土地完全免费。姜家的一户邻居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地皮已被别人占据。

越南南方的年轻人也被鼓励来老街工作：无需考试，就能直接获得公务员身份。于是，老街的市区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建者。如今，老街市已难以找到真正的本地人。

阮文贵也加入了重建大军。一个家在离河内不远的越池，来老街找工作的女子成了阮的妻子。阮幸存下来的战友，很多娶了外地来重建老街的女子。

姜氏梅如今在老街市一家农贸市场旁边开杂货店。战争令她离开了学校。但姜认为更可怜的是她在隔壁同样开杂货店的弟弟。弟弟甚至没能把小学读完。

3月7日，姜的弟弟在隔壁的店铺里拿着棍子打孩子，孩子哭喊着跑进了姜的店铺。姜用尽全力也没能拦住冲进来的弟弟，两个瓷盘摔碎在地上，破碎声与孩子的哭声混杂在一起。

姜的弟弟冲进店铺的深处一边继续用棍子教训10来岁的儿子，一边说，“我没读书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你还敢不上学去打游戏！”

国境线恢复建设的较量

1986年，越南步中国之后宣布“革新与开放”。

1991年，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这一年，美越关系也出现转机，华盛顿向河内提出关系逐步正常化蓝图。

从1991年至1995年的5年内，越南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高达8.2%，每年创造100多万个就业机会。通货膨胀率也从1991年的67.1 %降至1995年12.7%。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越南经济的“高速起飞期”。

1992年，国境线云南一侧开始了战区恢复建设。第二年2月，中越双方共同努力下，国务院批准恢复天保口岸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与此同时，越南方面对战后边境进行了大力扶植。扶植力度之大，甚至引起了文山州官员的紧张。文山州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详细列出了越南的具体政策：

扶植内容涉及口岸建设、扶贫、免税、贷款和教育等方面。战时被“净化”到内地居住的回迁居民得到特殊扶持，政府除向回迁农户无偿提供种籽、化肥和耕牛外，每户还补助建房费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此外，边民们5年内免征一切赋税，政府每月还免费向边民提供一斤煤油和一斤食盐。伤残（亡）人员及其家庭则由国家出资建房。

一份文山州向云南省和中央政府公开提交的一份《情况汇报》称：“越方优于我方的边境扶持政策，已在我方边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伤残人员抱怨：‘打战时国家要我们当民兵守哨卡，背弹药上前线，我们死的死、伤的伤，现在国家的照顾政策还不如越南的好，以后再打战，哪个还听政府的话上前线去送死？’”

一些边民受越方战后特殊扶持政策的影响，纷纷外迁。上述情况汇报称，数年来已有398户边民自动迁居，其中有198户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既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也危及了边防的巩固。”

梁久永也通过越南表娘一家的不断变化感到不平衡。90年代中期，表娘家开始经营洗车厂。此时，梁在越南当主治医师地一个亲戚，下班后还要靠卖酱油补贴家用。但是到90年代末期，梁家在越南的亲戚大多开上了汽车。越南由政府出资对民间买车的高额补助也令梁久永羡慕。

如今，战后的恢复建设重新成为一种较量，双方都在盯着对方的动作。

2000年，文山州一些县的边境村寨开始实施茅草屋改建项目，每家补助5000元人民币。当地公检法等单位，也各自挂钩一个村委会，帮助其建设小康示范村。2006年起，边境线上居民医保全部免费。但上述政策只有拥有国境线的村委会才能享受。

越南同样如此。一位匿名中国山区边境官员介绍，越南一方临近中国的房子靠中国的那面墙被粉刷得很漂亮，但中国的官员参观后发现，屋内同样简陋。

实际上，山区的贫困至今依然是两国共同的难题。2009年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个与广西、云南同时接壤的山伟乡共有908户，5112口人，其中未能解决温饱的占47.64%。河江省耸辣乡一个叫耸辣先的村庄，只有47户，90%多是贫困人口。

一些越南边防军人卖掉自己养的猪和羊，给村民们盖一种叫做“大团结屋”的房子。村民们哭着说，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匿名中国边防军官称，偷渡到中国来打工的越南人依然很多。2008年抓住的一名非法入境者，已经一个月没吃大米或是苞谷这样的主食。该越南人称，他来华打工的收入大约是10元人民币一天，外加吃饱饭。

贫困落后令一些越南山区少数民族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同期的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些人只能卖几百块，多的到3200元人民币。她们大多被卖到中国当妓女，包括一些5-7岁的女童。这些越南女童在中国养大后，不会说越南话，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而在中国一侧，贫困使得一些山民宁愿冒险进入政府划定的雷区，因为雷区去的人少，可以捡到更多的柴火。于是，时至今日依然偶尔有山民被地雷炸死炸伤。

2006年，云南省副省长李汉柏在云南省战区恢复建设工作总结表彰会上说，尽管通过10多年的恢复建设，战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遗留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战区22个县市有15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有贫困人口近170万人。

国境线两侧的公墓

1980年，赵永刚退伍后，被安排在昆明市活塞厂上班。此后的30年间，赵几乎每年都要去屏边县的烈士陵园，为团里的46位烈士扫墓。

赵每月从50余元工资中单独拿出5元，作为扫墓的路费。等凑够了大约一个月工资，赵就会请假，然后踏上去蒙自的火车，再转蒙自到屏边的汽车。第三天早上，赵就可以看到陵园里的战友们了。

赵在战友们的坟前点燃一支烟，洒上一杯酒，或是放个苹果，一边哭一边和他们说话。扫墓令赵沉浸在为国捐躯的荣耀感之中。数年之后，这种荣耀感逐渐褪去，赵永刚和战友们说的心里话也越来越多。

“大哥，我今天来扫墓，心里难过。我们打仗，保卫江山，到底为了什么？”赵对着墓碑说。年复一年，赵永刚在扫墓时唠叨着自己对退伍兵待遇太低、社会不公、腐败的不满。但赵永刚从不在墓园里提起的是，这场战争正在被遗忘，他怕战友们听了伤心。
　　
1995年，赵离开了难以按时发工资的活塞厂，开始为昆明各种行业的老板们跑业务。之后，赵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皮鞋和皮具保养。

2月17日，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对赵永刚和谢明都很重要。越战老兵，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身份。此前的数天里，两人所在部队老兵分别聚会予以纪念。

但这一天对阮文贵并不重要。越南的军人纪念日是7月27日，这一天，参加过抗法、抗日、抗美、中越战争等历次战争的越南军人都会庆祝。历次战争中，中越战争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阮从来不去老街城边3公里的军人公墓扫墓，因为许多战友的尸体早已不知去向。偶尔，阮也会思念死去的战友，这令他又回忆起对中国人的仇恨。只是面对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和忙着去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阮轻描淡写的仇恨显得无处安放。

即使是提到当年老街城的毁灭，阮文贵也觉得没什么必要。“如今的老街城比当初大十倍，又先进又漂亮。两国的关系也早已重归于好，还提那些事情干什么？”

老街城和对岸曾经令他恨得牙痒痒的河口县城几乎已经连成了同一座城市。河口的越南商贸街除了为来自中国内地的旅行者们服务，也在为越南人服务：越南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国内不能公开出售的东西，比如工艺刀具和成人用品。

并非每一个越南老兵都能轻易放下当年的战争。前述河江省汽车兵就在2月17日来到公墓祭奠死去的战友。汽车兵给每人点了一支香。30年前，这里是打得最火热的地方之一，但在现在，烈士们静静地躺着。汽车兵说，山顶太冷了，希望2月17日能有人来给死去的战友们点香，让他们温暖一些。

阮文贵不愿意去的老街省公墓，赵永刚反而去看过。去红河对岸的越南看看，是众多中国老兵的心愿。

2005年，赵永刚和老战友们去屏边扫墓。对长眠在屏边的战友们一番倾诉之后，活着的战友们决定去老街看看。因为赵没带身份证，两名越南人民军士兵帮助他们偷渡了过去，中国老兵们为此每人支付了60元人民币。

赵想去老街省的军人公墓看看那些被他们打死的越南军人，这样心里会稍稍好受一点。不过走到公墓门口，赵没敢进去，他怕自己的年龄引起公墓管理者的猜疑。但赵不知道，这座公墓里面并没有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