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退席後的當代倫理討論，仍然樂觀嗎？

腕有一塊表，你以為知道準確時間；手拿兩表，反未必清楚；如對著三四個，就更犯糊塗了。當代倫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尤其硬把道德簡化為語言形式、生存方式、生物活動，真假是非善惡全成遊談無根。有論者提出普遍指令、超越與愛、公度與定向，圖扭轉偏差，然跟定然命令、神聖律法、天道人道這些非懷疑傳統，仍有間隔。能夠回溯道德之本，可以坦率為實踐作出規範，指明行為何以是正確，當代亦非沒有。像公教之自然法，新教之境遇愛，這些未離信仰立場的理性論證，毋必立刻亮起聖言，但于實踐作出肯否絕不成問題。然規範倫理非由宗教的立場，仍可以有理有據批判反省行之有效的道德必然根由。如舍勒現象學價值論，在人格由美到善之逐層追求過程裡，揭開愛的秩序；羅爾斯自由派正義論，提出自由平等與道義分配的二重原則，顯示公眾空間中，義務所含攝的道德規範。

舍勒和羅爾斯乃非宗教立場能講規範倫理學的成功例子，是繼康德後又一次對那些欲拿宗教直接為道德說事者的最好回答。不過大凡非信仰的思想探討，先天含味著問題意識，肯認之同時不能無疑惑。舍勒終身感困擾的是，何以並非愛的秩序反而是恨的失序更加普遍？可惜他五十三歲早逝，不夠時間找到至少讓自己足以滿意的答案。羅氏活到八十一，在其正義論出版之後有逾卅年從容處理他人的批評和自己的困惑。我們知道，二人本都是基督徒，舍勒公教，羅氏新教，但同都自宗教抽身而出站到非宗教立場，提出規範倫理。早年的宗教經驗，可有對其後來的學術產生影響？無論是正面或負面？起碼在他們大套能肯定為倫理設下規範的理性論述中，讀者很容易感受到背後存在若干執著：舍氏對人格之愛的渴望，羅氏對正義之感的信念，雖不直接在研究內被觀察，卻時或閃爍字裡行間，要我們跟他們一樣，不好拒絕。愛心與公義，皆信仰之正理，宗教之常道，念茲在茲的二人，後雖不再從屬任何具體教會組織為宗教徒，然而無疑終身仍是某種意義的宗教精神之奉行者。

舍勒的父親是路得宗，母為正統猶太教，少年時期傾慕天主教教導的愛，到四十多後才正式皈依公教。他出色的演講及為人的風采，吸引他與胡塞爾一位共同的猶裔優秀學生，亦是海德格的同工，由無神論者改信公教，她後來做修女，納粹集中營殉道，被教廷封聖。身為成名的哲學教授，他在教會圈子內，自然受歡迎。只是他年近五十，竟與助手熱戀，不惜離婚再與新人行世俗婚禮。觸犯教會婚姻法，使他開始疏離教會，但其哲學影響維持至身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哲學博士論文，便是據舍勒現象學探討建構基督徒倫理之作。晚年舍勒的信仰，接近泛神論，哲學關注的課題，轉向道德與政治。是他最早先知先覺到納粹运動與馬克思主義的極權性質，發出警告，同時又敏銳觀察出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更屬自保焦慮之下的計量操控，將為全球化心態，貶抑個體價值，有必要防範。舍勒的現象學，放眼人格，別于胡塞爾的意識與海德格的生存，可視作由意識過渡到生存的中介。人格是價值體驗的中心，當個人意欲關心愛的先天價值秩序，求美求真求善求聖，在此人格呈現，而為一切行為之源。不過伴隨這愛的秩序，卻有價值的迷亂，愛的失序，恨帶來連串否定價值，與愛作對，打亂愛的秩序。晚年他針砭時弊，乃出于這一擔憂，現代社會逾來逾耽溺于感觀、功利與生存價值，忘記精神與神聖價值。然而最不幸的，是愛的錯亂，竟發生在自己身上，宗、哲雙全的他仍不得免。兩回失敗的婚姻，初次還可以說是第一任妻子橫蠻無理，但續娶的夫人賢淑，與他同甘共苦渡過患難歲月，但他卻背著深愛的人又移情別戀迎娶第三者。為甚麼愛總遭到顛覆？恨的突擊卻常常得逞？這些舍勒眼見又身受，但他只有困惑，未見答案。

舍勒困惑，羅爾斯亦然，只不過他有較充裕的時間咀嚼消化並解答。和晚年的舍勒一樣，羅氏特別關心倫理的政治意義。經幾番檢討，他再強調，制度倫理中，正義是首要又普遍之善，須藉政治的自由內核予以實現。維持正義毋需任何信仰體系作基底，政治是公眾彼此交換意見尋找多元社會共識的論壇，民主法治下寬容、中立的廣場。各方認同的程序和基本信念，並不先直接訴諸背景文化中任何的完備價值體系，無論宗教的或非宗教的。但同時應當尊重那些維護崇高價值的信仰，並保證民間多元信仰得以穩定自由發揮，因那才是政治共識裡的基本信念能以忠诚服膺的老根。換言之，民主政治中政教分離為當然之義，任何信仰都無絕對優勢可對眾人之事指手劃腳。這不等于要反宗教或抗拒宗教信仰，在公眾範圍還另有非政治制度所約束之公民社會的文化生活，那裡種種宗教種種信仰都須自由，維持自己之真理宣稱與踐證。簡言之，政治公共理性與宗教終極信仰並存：政治的公共論壇講理性而非信仰；然而文化的公民社會則須包括信仰，尤其宗教信仰。政治之自由，需要文化深根，否則民主制度難盡正義的倫理義務。質言之，信仰才講真理，政治只講正義；落實行動，信仰會先談目的，但政治唯問公共理性，討公道，申道義。

公眾範圍分為公議的政治與公民的社會，嚴政教分離原則于前者，保障宗教自由于後者，這是羅氏之高明。不過問題是，政治非信仰化，公眾獨靠理性，理性畢竟是當作工具，還需基于人人自由平等合作關懷的信念，才會相互理解交叉協商，取得深思熟慮後直接了當的公共認識。人與人的差異，何以不是由敵我矛盾解決？而信當經自由平等達致？羅氏說，公共理性取得的共識，所以是民主信念，乃因信仰。信念非同信仰，不具完整價值的基底，但有促進協議協商的可行性。維持信念活力的本根，扎于信仰，所以政治的公共廣場與文化的公民社會不得隔絕。這與支持他的新實用主義者Rorty和羅氏支持的新馬克思主義Habermas不同，二人的政教分離反對宗教託詞介入公權力領域，故只許以私人空間的地位。但羅爾斯在公眾範圍，嚴分又共融政治的公共廣場與文化的公民社會，宗教的根深信仰當以其自身的方式于公開範圍行使，維護在公民社會內，毋必跟從政治的公共理性或溝通理性。

羅爾斯由正義論再到晚年講政治自由主義的公共理性，確為民主信念的實現，提出藍圖，給政治生活的倫理規範，寫下願景。政治上民主不是空的口號或虛的架子，如想假借信仰吶喊助威或裝潢門面，非僅無效反削弱其多元性，破壞民主的基本。毋需沉重的信仰，民主只要公共理性凝聚共識的信念，就能順滑開動，產生倫理的軌約。政治不必再是污濁的，清者要自清只好龜縮私人空間。「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最終須于政治實現，應非古人的白日夢，當代的倫理學可以指出一步一步靠近的路線。民主政治所需，是基本信念，不是完備信仰。民主政治的公共理性，必然取得信念，但與信仰獨斷格格不入。不過信念有其功用也有其限制，方便簡易卻乏深根，欲其行之有效歷久不衰，仍待向文化承傳中的信仰汲取活力，這是羅氏晚年慎思明辨的成果。他話雖至此，然隨人去，不無仍留困惑。公共理性抵達的共識，終極目的處還該開放，方法上或取得一致，並不意味結果必一致，初有規範之餘，多少乏確切性。單單憑信念，是否足夠承擔偌大的民主體制？此問題一。問題二，公共理性循水平引生的基本信念，雖可建構自洽的民主政治體，唯留在政治現實的同一層面，如何超越目下固有的成見，高瞻遠矚，必保清醒的批判？基本的信念，真已夠用嗎？堅定的信仰，可以不是政治倫理的禁忌，而更具積極的意義嗎？

問題的一與二，分別關于他信念與信仰的看法：政治中的信念，拒談道德之真理；文化中的信仰，肯定更高層次興趣的訴求。但兩個問題並不是孤立的，信念既要與信仰嚴分際又要相兼容，具體的可能性如何？在他逝世前兩年文章註腳下再表示：公共理性的精神，願接受更多討論促進更多理解，故宗教談真理亦非絕對不容許，只要合于公共理性，歡迎參與公共論壇。他舉例馬丁路德金反種族隔離，講人製定正義的法律須與上帝的法律一致，引證多瑪斯以不正義是缺少永恒法和自然法根基的人類法律，扭曲靈魂，傷害人格，故人為設法以種族為由把人類隔離便是惡法，這樣的論證，不乖理性，適合在公共範圍运作，不好執著表面宗教用詞概要排除。他終看信仰與信念並存，且為之作補充，此議已涉宗教觀，可惜這課題他生前一直緘默不表。去世後在他個人電腦檔案中，赫然發現一篇未發表短文《我的宗教》，屬最後遺作。不久在普林斯頓圖書館又尋獲一份本科論文《罪惡與信仰意義略探：從團體觀念進一解》，由這一早一晚新資料並配合他生平經歷，可略窺其信仰轉變的蛛絲馬跡。童年一次感染病，招致兩位弟弟死亡，他痊癒幸存但留下了畢生口吃的殘障。大戰同袍陣亡、廣島原爆加猶太人遭屠殺，使一度感召他的基督教教理，愈不適合自己。參軍前大學末期他宗教熱情一度高漲，那篇作業論文的主旨，是講對付罪惡，須靠「團體」。此團體的意義在于獨立個體之間合理的互相關係，這與他後來的公共理性概念一脈相承。不同在那時仍未覺理性的人與人存在不可避免的價值衝突，又人與人關係外還肯定人與神之一維。然一人不幸，人神之事尚可找神個別解決，今集體災難，連上帝似也袖手，他想大家就要自己來！此或其思路轉捩所在。羅氏信他的主意行嗎？看他最後自註又像說：宗教要來，該沒說不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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