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是什么让“说假话”在中国根深叶茂生机盎然？

于成玉：是什么让“说假话”在中国根深叶茂生机盎然？

当代中国，从“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广西环江“放大卫星”，到十年文革时期的山西昔阳的“沒见过的大旱，沒见过的大干，沒见过的大丰收”的罕见奇迹，再到改革开放时代的“闻华南虎啸 品镇坪腊肉”的“正龙拍虎”和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林貌杨音”，乃至当下的“被小康”，“被就业”，“被增长”，“被代表”，“被幸福”等一系列“被”字的横空出世，说明“说假话”在中国根深叶茂生长何其旺盛啊！由此，笔者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一个问题，这就是，究竟是什么让“说假话”在中国生长根深叶茂呢？考虑好久，以为与下面这些因素不无关系。

其一，政治工作的道德沦丧。众所周知，社会生活中的各行各业都有职业道德，当然政治工作也不例外。政治家、政治工作者以及那些涉及或接触政治工作的人，都应讲政治道德。因此，政治道德是国家从政人员在政治生话中所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是从政人员内心的道德“立法”，是依靠行政人员的信念、习惯和社会舆论来评价是非曲直、調节人们之间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它在职业道德中起领头羊的作用，其状况好坏与否，直接影响整个社会道德风尚和精神面貌。而政治道德的基础就是“说真话”。俗话说：“冷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说假话”在中国之所以能生机盎然，茁壮成长，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注入了活力。因为从那时起，某些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就丧生了政治道德，唯权力马首是瞻，开始“说假话”了。
就以刘文彩水牢之说为例，据媒体披露，最早是由冷月英说出来的。据称，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 7夜。”而后，也就是1954年的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就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就按设想“布景”。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就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而冷月英也开始到处现身说法声讨刘文彩让自已坐水牢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就刘文彩水牢一说找到冷月英核实有无，冷月英则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考阅2005年4月19日《福州晚报》报道）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大邑县在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时，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的人员、认可的“主管部门”成员、还是大邑县委成员、接触政治生活的冷月英以及按“设想”制造“布景”的人，均丧生了作为政治道德中的核心元素的“实事求是”不说假话的原则，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瞪眼讲瞎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从中得到了种种好外。当“说假话”被揭露后，“说假话”者已获得的利益毫发无损，故从不忏悔反思。如此这般，“说假话”在中国怎能不疯长呢？

其二，舆论控制的推波助澜。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政治正确”始终掌控媒体，形成“舆论一律”的大一统局面，绝不允许有悖于每个时期现行时的“政治正确”的宗旨和指示的各种“杂音”出现，对“说假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 1958年当广西环江放出了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时，报道这一新闻的单位就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乃至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也不甘寂寞，大显身手，参与其中，进行广泛报道和传播，可谓轰动全国，“扬名”世界。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广泛宣扬的氛围中，这条浮夸新闻不啻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趾高气扬，押有一股炙手可热的激行，在神州大地到处都留下了它的足迹和身影，可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而这，倘若没有舆论控制的推波助澜，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

其三，残酷暴力的保驾护航。其实，在中国，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和“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古训大有人在。因此，每当“说假话”春风得意马蹄疾横空出世时，总有人站出来立在潮头进行抵制。如，彭德怀当年曾对“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使劲地泼出几盆冷水，结果非但未能奏效，自己反倒被残酷暴力，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弄个可悲的下场。且不说在庐山会议上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的帽子而遭受严厉批判，仅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到的长期迫害，就足令闻者毛骨悚然。1966年12月北大造反派韩爱晶派红卫兵到四川成都把彭德怀押回北京，至1971年底彭德怀前后受审讯居然达到二百多次。其中，在1967年7月9日的批斗会上竟被“打翻在地”7次，前额被殴，头破血流，第五、十肋骨骨折。1974年11月29日离世，12月17日遗体进行火化，骨灰盒上的纸条上居然写著“王川、男”三个字。

又如，十年浩劫期间，前山西昔阳县委负责人自1973年至1977年的五年间，共虚报粮食产量二亿七千万斤。当时就有人出来揭露，但都被扣上“反大寨”、“反红旗”的帽子，其下场可想而知。

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政治正确”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而张志新对此略有微词，就被判处死刑，且在行刑前，不打麻药就被割断喉管。

上 述事实显示，大抵“说假话”者，迎合“政治正确”的口味需要，往往被褒为拥护圣明，以致名利双收。而“说真话”者，出自人的良知公心，却往往被贬为攻击当道，不免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于是，人们面对残酷暴力，出自生存的考虑，便普遍滋生出 “凡事看破别说破，说破要祸”的消极心理，反过来，这种消极心理又为“说假话”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人类的文明进步史显示，说真话是人类的美德。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地域，任何族群的文明进步，须臾不可离开“说真话”。否则，再好的制度法规，再好的承诺契约，再好的合同规划，都将成为一纸空文。不说“说真话”，社会道德将会受到严重侵蚀，社会公平将会受到严重践踏，社会正义将不复存在，社会稳定将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各种罪恶将会随时发生，整个社会必然会充斥着林林总总的虚假，形形色色的欺诈，密密麻麻的丑陋。

其实，对于一个“说假话”相沿成习的民族来说，真正的革命就是要赢得“说真话”的权力。因为文明的没落总是从“说假话”开始的，要想文明进步也只有从“说真话” 开始。正如列宁所说:“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列宁全集》第9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页)。“说真话”，不仅是政治家、政治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以及其他一切工作者应有的品质,也是一般人作人的底线，更是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忠诚的表现,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表现。
2009年8月21日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