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起源略论
邢 烨
提及“忠义救国军”，在中国大陆，由于“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广泛深入的影响，在大众印象中留下了以胡传魁、刁德一为代表的反共和媚日军队的典型形象，成为土匪加汉奸的典型代表，直到现在仍难改变。几年前，在大陆现代样板戏《红灯记》在台湾得以公演的同时，《沙家浜》却被台湾当局禁演，关键即在这个被大陆人民蔑视的“忠义救国军”的历史定位问题没有解决。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宣传的影响，在台湾社会大众心目中，对于“忠义救国军”有着与大陆完全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曾参加过“忠救军”抗日斗争的老兵及其亲属在情感上也无法接受京剧《沙家浜》的演绎，即使这只是一场戏。
在这种情况下，审视《沙家浜》以外真实的“忠义救国军”，以这支曾在全民族抗战中扮演过特殊角色的队伍为研究对象，给予系统的剖析和客观的评价，以填补全民族抗战史及国民党敌后抗战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对于还原抗战历史的真实，消弭海峡两岸之间认识的差距、增进两岸的学术和情感交流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样的工作也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思想在抗战初期已初见端倪，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对敌后游击战的组织和策划，具体包括在敌后组建别动队、便衣队，以及相应的宣传、破坏活动有所考虑。①但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和重视敌后游击战的作用并开展工作。随着中日战事的扩大和我方战斗的失利，国民政府在敌后游击战方面做了许多的弥补和扩充工作。
从战争实际需要上来说，这些弥补和扩充工作来得还比较及时，就本文所探讨的“忠义救国军”———其前身“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而言，它在沪战之初就已经开始筹备，一经建成就成为当地成立时间最早、体系完备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并在淞沪会战中配合正规军作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经过了发展、整编之后，这支在军统组织控制下的特殊武装部队即活跃在苏浙皖敌后，承担了与正规军不同性质的作战任务，他们既对日伪设施及部队多加破坏、打击，也与共产党新四军发生过摩擦，因此这支武装的性质一直颇受争议。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研究这一问题，对于了解“忠义救国军”及其他国民党敌后武装，对于研究抗日战史，都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有关“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成立，过去只在一些当事人回忆录和一般论著中有过零散的描述，但都不完整，本文拟综合各方面材料，对忠义救国军的缘起做一个综合的论述。由于这一选题有关资料之不足，误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①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印行，第39-40页、第51页。
一、社会背景和客观现实条件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是忠义救国军的前身，长江三角洲地区独特的社会和地理环境给予了这个游击部队最有利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首先，国民政府发动抗日游击战是有一定游击战术思想基础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已有国民党领导的东北三省抗日义勇军利用游击战术作为抵御外侮的初步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蒋百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曾提出过一些可借鉴的游击战略设想，并进行过尝试。①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在指示军委会编订抗日战术时，就曾直接提到了“游击、侦查、反间”活动，“对于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以及社会壮丁青年之预先宣传组织，秘密散在民间，对于敌人之行动妨碍与欺谎，又于敌人交通与通信破坏方法，如剪断电线等，以及烧毁敌之各种仓库、物品、车辆、及其飞机场与假充敌之差役，亦均应编列为要”。②八一三战火中，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经过蒋介石核准“诞生”，它以黄埔、军统的人员为骨干，吸纳当地抗日热情高涨的工人和帮会的力量，以成建制的形式出现在淞沪战场，配合正规军作战。虽然别动队匆忙建成，其战斗力还不够完善，但从战略时机来看，无疑还是比较“超前”的。由此看来，在1938年1月8日汉口会议上蒋介石接受白崇禧提出“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的建议之前，他就已经有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考虑，但从全国范围内考察，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并未将敌后游击列入全盘作战计划。
其次，沪宁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组建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南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上海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金融和对外贸易中心，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战略上的地位。整个沪宁地区物资丰富、人口众多，拉起一支部队，以军统武装的名义在沪战时期配合正规军作战，以及在可预见的撤退之后，做好此一地区的敌后工作，对于保存实力、动员当地群众以及日后反攻，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就这支武装的组建者、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首脑戴笠而言，此举还有着重要的个人意图在内。戴笠建军的想法由来已久，也努力尝试，却一直未得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对戴笠虽然重用，但也怯惧戴笠的实力膨胀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对其建军的想法始终不予考虑。在抗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最终改变以往态度允许戴笠组建队伍，战争的需要超过了内争的防范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上海地区因产业经济发达，工人阶层力量壮大，学校集中，学生众多，相对来说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爱国热情高涨，对抗日救国态度坚决，民众投身抗战义无反顾。自九一八以来，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洗礼，上海广大的工人、学生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战热情，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行动中。八一三淞沪开战后，他们又以高昂的激情投身战场，组建上海别动队，③进行维护治安和锄奸的活动。这为以抗日名义组建部队奠定了良好的兵源基础。到9月20日，别动队大多数成员都改编进入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④
上海地区参加帮会的工人众多，为别动队的组建提供了人力资源。战前，上海地区的产业工人、失业的工人数量在全国来说都属于领先，参加帮会的工人也多，仅邮局方面入会的职工就占到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加上各行各业各单位职工自发组织的“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以及各地方帮口等等，全市职工总数中加入帮会的比例就更大。⑤帮会组织丛生，延伸到社会的最底层，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政府当局在上海地区的控制力，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缺乏在社会基层的影响力和宣传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在战争年代，利用帮会却也不失为一条组织动员群众省时省力的便捷途径。这也是杜月笙作为上海“地方领袖”、帮会势力的头目，成为国民党极力拉拢对象的最主要的原因。
①郭代习：《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第48-49页。
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第39-40页。
③上海别动队，成立于1937年8月18日，由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为司令，下辖两个纵队，其成员多为工人、学生和店员。
④王家树：《上海工人参战追忆》，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印：《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1985年6月，第462页。
⑤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和帮会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旧上海的帮会》，第54辑，第4页。
另外，由于长三角地区地形特殊，东临大海，北靠长江，沪宁铁路联通上海、南京两端，与滆湖、太湖、阳澄湖、淀山湖几大湖泊和京杭运河一起把长三角地区自然划成几大块；其间又有澄锡公路、苏常公路，沿公路又有河流，水网湖泊交错将大块地区又自然分为小块，整个地区都适宜中小型部队的隐蔽、运动和作战。在蒋介石对敌后抗战的认识逐渐转变的时刻，戴笠用他前瞻的眼光，看准了这块“肥肉”，则再也不愿放手。
综上所述几点原因，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成立的客观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二、戴笠的个人算盘和杜月笙的“共赴国难”
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成立，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创始人戴笠有着直接的关系。戴笠向来重视武力在政治中的作用，戴笠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①当他看到胡宗南、陈诚等武将都手握重兵，甚至另一特务系统的康泽也控制了别动总队和禁烟督察处缉私室巡缉团之后，这种愿望会更加强烈。在8月初淞沪会战之前，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在日军进犯北平之初，联系陈维藩和史岳山等部2000多人，枪枝700多支，组成一支便衣队。此事上报给戴笠后，戴笠即复电说：兄在数日内，能号召便衣队及枪枝数百，且有战区义勇军可以无条件为国效力，足证工作努力，无任佩慰！弟意当此我军退出平津，大战即将开始之时，此时最要者，是扰乱敌方之工作。如敌兵车之袭击，运兵铁道之破坏，敌兵步哨之袭击，敌军弹药粮秣之烧毁，汉奸之制裁，与夫在敌方民意之表现，如散发抗日救国传单，对敌士兵之宣传等等。目前急应在平津及附近一带，到处发动，使敌不安。同时在国际间表现我中华民族断非弱者，决不屈服也。最要者，是希望有真实动作之表现，与所报之人枪，确有把握也。此事系吾人对领袖信用攸关，务请吾兄切实考察，详确电示。如真有把握尚有实力，则每人每月十五元之生活维持费，弟所担保也。②
从电报中可以看到，戴笠对陈组织部队一事高兴异常，而且为其将来的敌后游击工作指示详尽。但高兴之余，他还是不免恩威并施，重申此事意义重大，希望看到“真实动作之表现”，可见戴笠对组建部队的谨慎。戴笠随后委任王天木和陈恭澍为滦榆游击司令和副司令，带领所部在天津附近进行敌后活动，“颇有成效”。这一实实在在的成就激励了戴笠。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成立后，这支部队并入北方支队，忠义救国军成立后，仍沿用其名。
正在此时，在上海有洪帮智松堂堂主向海潜（号松坡）通电“请缨抗敌”，号称有群众数十万等候点编指挥，戴笠认为可以大加利用，他即以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言设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别动队”，③一方面可以配合国军作战，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另一方面，万一上海失陷，也可据此队伍潜伏在京沪杭地区作敌后行动，进行情报搜集、突袭破坏、民众动员等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
沪战一开，戴笠便从南京赶到上海，指挥和开展工作。一方面，他派出余乐醒、罗国熙、文强、周迅予、刘戈青、王业鸿等前往川沙、南汇、奉贤等县进行战地调查勘测，了解地情和民情；另一方面，他又派王兆槐等人从日本三井、三菱洋行仓库里搞到一批新式轻武器，为即将组建起来的部队补给武器装备。④当他指定时间地点集中开始编制队伍，才发现向海潜所说的“请缨之士”人数其实不过数百，而且其中多半是一批长期吸食鸦片和海洛因等毒品而骨瘦如柴的“老枪”。⑤为了招兵买马，戴笠开始了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密切接触。落实到人枪之后，戴笠就向蒋介石报告，蒋随即于9月4日由南京发出支电，7日又发出阳电，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至此，戴笠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组建自己部队的权力。
①郭旭：《戴笠及军统和杜月笙的关系》，见陈楚君、俞兴贸编：《特工秘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②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六）》，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③恽逸群：《杜月笙论———从一个人看上海社会和中国政治》，《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原载1943年9-10月出版的上海《杂志》11卷6期、12卷1期。
④《抗日情报站（十）———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112页；最早见万墨林文，《中外杂志》20卷1期。
⑤恽逸群：《杜月笙论———从一个人看上海社会和中国政治》，《恽逸群文集》，第172页。另参见：《向松坡等电蒋宋请缨抗敌》，1937年7月24日《申报》。
戴笠在上海建军的依靠对象是“海上闻人”杜月笙。杜月笙其人早年崛起于上海帮会，到抗战爆发前已经是上海滩闻名人物，在社会基层黑帮中拥有相当势力，并插手政界，与国民党各路保持多方联系。从1927年“清党”到抗战爆发，上海帮会经过了“黄金十年”的发展阶段，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多方合作、互相利用、各得所需。①国民党利用杜的帮会势力控制上海，沟通内外，攫取钱财；而杜则借国民党声势，不断捞取政治资本，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最终淡化和漂白黑帮色彩。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大势形成之后，杜月笙在反抗日本侵略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热情和积极性，他组织抵制日货、援助抗日将士、救济难民和办理善后，博得了许多包括左倾进步力量和国民党上海当局在内的社会各方的赞扬。杜也一直有心结交掌握着国民党特务大权的戴笠。8月7日，朱学范曾向杜月笙提出的武装工人抗日的建议，杜当时考虑由筹募委员会出钱，他出枪枝。②巧合的是，几天后戴笠就为了组建部队的事情登门造访，两人一拍即合。
戴笠与杜月笙在抗战的问题上态度都是比较明确的。在国共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之际，戴笠就意识到今后的主要目标要转向抗战，而不是如过去集中力量反共了，他开始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在他平时的言语中，也可以看出戴笠对中日之战的看法和态度。
沪战之前，戴笠就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哀兵必胜”之类的话语，而“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③这句话更为直率，对当时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触动很大，以至后来成为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语言。而戴笠一早开始的情报搜集行动也在后来被证明是积极有效的行为，他也因此博得了英美等国情报机构的青睐。杜月笙对抗战也持有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在号召募捐和宣传抗战的时候曾经提出，抗战只能靠自己，而不能对国联“存着依赖心”。他认为，战争不在一时的胜败，而在持久的奋斗，在最后的胜利，“我们不但是求得一次的压服敌人就算胜利，最要紧的是能够持久地奋斗下去”，“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胜利”。④
戴、杜两人有着类似的抗日思想和相互依赖利用的打算，不仅为他们在沪战期间的武装合作确立了基础，也为他们以后在整个抗战时期里的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成立和训练
8月底，苏浙行动委员会在戴笠的指导下先在上海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杨虎、钱永铭、刘志陆、张啸林、贝祖贻、张治中、戴笠、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等10余人。⑤戴、杜、刘为常务委员，戴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组，由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等分任各组组长。
9月4日与9月7日南京给戴笠所发的支未、阳巳两侍参电⑥令，明确要求戴笠与杜月笙合作，在1个月之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活动。而戴笠以后便以奉到“支电”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和隶属于该会的别动队的成立纪念日。⑦收到支电后的一个月之内，委员会下属别动队随即成立，共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指挥刘志陆，参谋长杨仲华。第一支队，队长何行键，保定军校四期出身，脚跨青、洪两帮，也是军统的老特务；其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官兵大多都是帮会分子及上海劳工人士。第二支队队长陆京士和第三支队队长朱学范都是杜月笙门徒，其所部编组和第一支队相同，成员包括朱学范组织的勇进队队员400多人，⑧以及上海别动队的大部成员，他们大多都是上海工会分子。第四支队，队长张业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官兵多为京沪一带原有的情报和行动工作人员。
①参见刘才赋：《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②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③《戴笠自述》，引自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④《演词及抗战后援会告全国同胞书》，转引自刘才赋：《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第173页。
⑤参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70年4月出版，第8页。另有资料认为向松坡也参与其中，参见：《张执一自述》，《湖北文史资料》总第23辑，第97页；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郭旭：《戴笠及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特工密闻：军统活动纪实》，第397页。
⑥参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第7页。
⑦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2页。
⑧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84页。
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也是戴笠的老部下；该支队下辖五个大队及一个特务中队，成员多为受过国民军事训练的青年（也包括上海别动队部分成员），还有不少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干部多数具有良好的军事学经历；武器也很充足，是国军三十六师、八十七师换下来的枪枝。①因此，第五支队从兵力、素质及装备各方面来说都较其他各支队为优。特务大队长赵理君，也是戴笠的亲信，下辖三个中队，官兵基本也都是特务处在京沪地区原有的情报和工作人员。
别动队在匆忙中建成，又急于投入战场与强敌抗争，考虑到部队的成员庞杂，许多人既无战斗经验，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有的甚至是出钱雇佣而来，②入伍动机明显不纯，诸多因素叠加，必然影响到队伍的战斗力，戴笠遂又命文强在别动队中增派中下层干部，在一周之内，别动队即加入经过筛选的军校毕业同学尉、校级军官600多名，又从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100多名来沪报到，分批安置在各中队任政治指导员；为了补充中、高级军事政治干部，又从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抽调200多名中高级干部来沪听候分配；至于班长一级的人才，则是向负浦东防守之责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部商调而来。③至此，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部队建制基本完成。
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高级人事安排，表面上由戴、杜合作设定，实际重心却在黄埔系统。戴笠越过上海市长俞鸿钧而选推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另设书记长办公室，自己兼任书记长，总揽一切。支队长人选除了陆京士、朱学范是当时上海工会负责人之外，何天凤、张业、陶一珊都是黄埔二、三、六期学生；至于陆、朱两个支队下的大队长、中队长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同学。④杜月笙对此坦然接受了。
在组建新军的名册中，戴笠发现别动队成员中有不少是经过章乃器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介绍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中的大专学校出身的青年，他觉得让这些有一定受教程度的知识青年当一名普通战斗队员是浪费人才的举动，考虑到战争的需要和特务处组织机构的长远发展，苏浙行动委员会即设立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三个培训机构，培养训练别动队各支队中下级干部。戴笠对训练班非常重视，每班主任都由其自兼，另派副主任主持各班具体事务。
青浦技术训练班，由余乐醒任副主任负实际责任，班址设在青浦城内西溪小学，学员主要是别动队各支队的中下级干部，共408人，训练时间为期一个月，主要培养学员从事战斗、爆破、侦察等基本能力。在11月4日开学典礼的时候，戴笠特地从南京赶来主持了仪式，并作了长篇精神训话。⑤1937年11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青浦班学员向安徽撤退，途中戴笠下令把青训班直接挂在军事委员会下，取消了苏浙行动委员会这个中间环节。沿途很多学员都失散了，到祁门历口的时候人数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⑥这剩下的人中，一部分由别动军的剩余部队任命使用，另一部分由特务处派入上海做秘密工作。在忠救军的不断壮大过程中，大多青训班的成员都担任了连营级以上干部，成为了忠义救国军的骨干。⑦
松江特训班继青浦训练班后成立，由汪祖华副主任，谢力公为总教员，班址设在松江城内中山路西渡小学。学员成分和训练时间基本和青浦训练班基本相同。⑧
①乔家才：《抗日情报战（十一）》，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116页。
②向海潜向人诉苦时透露，说杜月笙以百元或50元作为“安家费”到各难民所去招兵，参见《张执一自述》，第97页。
③参见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7页。
④参见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6页。
⑤参见张选烈：《我所知道的军统青浦特训班》，《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181页；也有说培训时间为两周，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第29页。
⑥另一说剩300名左右，见张选烈：《我所知道的军统青浦特训班》，《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183页。
⑦参见张选烈：《我所知道的军统青浦特训班》，《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182页。
⑧也有一说松江班约200人，参见参见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1页。
这个班主要训练侦探专门技术，由于日军的一次突然轰炸，松江班遭受严重的打击，全班五百余人，幸存者不满五十人，惨状难言。①当时该班设在金山卫的学员大队的大队长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廖曙东，他在撤退时跃入一水潭，被日军包围，随即他用自己的配枪击毙逼近的十数名敌兵，口中高呼着“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下牺牲。②后因其英勇事迹被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上校。
青浦和松江班在与敌对抗中，除了伤亡，也有一部分溃散人员，当时戴笠命人一面收容一面潜伏。同时在佘山成立别动队教导团，自任团长，俞作柏为副团长，将青浦、松江两班并入教导团，并由各支队抽调部队入团训练，为长期抗战做准备，主要负责提高别动队中下级干部的指挥、侦察、行动和破坏等能力。
四、参加上海保卫战和历口改编
别动队组建后，未及整训完毕，即在炮火的催促下作为正规军的补充而投入战斗。他们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主要配合正规军作游击战：第一支队主要向浦东方面警戒，第二、第三支队则分散潜伏租界内，第四支队分布沪西，第五支队分布在闸北，担任中山路至真如间的游击作战。③
10月20日晚，第一支队三大队接到支队命令，连夜开赴华漕前线接替胡宗南部队的防线。到达华漕镇后，两个中队驻守华漕镇，一个中队越过磅北桥进入北岸阵地，与日军展开正面作战，虽然缺乏实战经验，但战士们英勇顽强，坚持两个昼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直到国民党五十四师来接防。而驻守华漕镇的两个中队却遭到日机袭击，队员牺牲惨重，仅50多人幸存。第三大队后又调防至真如南翔一带，所处环境相当严峻，铁路以北就是日军阵地，日军每天向三大队驻守地轰炸。在陷入险境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三大队被迫埋葬枪枝，就地解散，各自遣返上海。④一、二支队余部在正规军撤去后，在浦东扎根下来，建立游击基地，与敌周旋。⑤
三支队到11月基本上都是处于待命状态，只有驻防在真如江桥一带下属的第九大队曾经在国军撤退的情况下，在吴家库狙击日军，夺回了国军丢失的机枪阵地，其队员也牺牲惨重。⑥第七、第八大队与总指挥部特务大队有一部分缴械退至租界；另一部分去往佘山，由于佘山也不能立足，转由俞作柏率领向陈墓、木渎、无锡陆续撤退，辗转退到安徽祁门。⑦
当苏州河以北阵地失守、国军退守南岸时，第四支队由沪西挺进苏州河北岸，占领战场要点，掩护国军向苏州河南岸转进，但因深入敌腹，孤立无援，两千多人全部牺牲。⑧
敌军迫近南市时，第五支队、包括二、三支队各一部的别动队负责协助国军固守南市，戴笠派侦谍组长周伟龙送到面包两万个，国旗两百面，以示令其坚守阵地。别动队员英勇奋战，与如潮水般涌来的日军鏖战，“历时三天之久，誓死不退”。⑨而在南市陷落时，驻扎南市的一个大队仍有两个班的队员不愿退入租界，他们每人携带两杆盒子枪，浑身捆满手榴弹，埋伏在日晖港到西门一带袭击敌人，这群志士给予了敌人先头部队很大的威胁。○10在坚守南市的任务结束后，余部化整为零，在京沪地区潜伏下来。○11
①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8页；王家树：《上海工人参战追忆》，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第465页。另有一说幸存者为100余人，参见郭旭：《戴笠及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引自《特工密闻：军统活动纪实》，第397页。
②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8页。③参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第61页。
④参见陈丽凤、毛黎娟等著：《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430-431页。
⑤参见费云文：《戴笠与忠义救国军》，《戴笠传记资料》，第27页；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六）》，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260页；章君谷：《杜月笙传》第三册，第182页。
⑥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页；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87页；王家树：《上海工人参战追忆》，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第462页；胡训珉、贺建：《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73-174页。
⑦参见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六）》，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260页；章君谷：《杜月笙传》第三册，第182页；另参见：《戴笠致蒋介石报告》（5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七七三/733。
⑧参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第61页；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六）》，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260页；另参见章君谷：《杜月笙传》第三册，第182页。
⑨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六）》，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259页。
○10参见王家树：《上海工人参战追忆》，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第463页。
○11参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第61页；另见费云文：《戴笠与忠义救国军》，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27页。
淞沪战场的形势由于日军在金山卫的登陆，变得十分被动，中国军队溃退，在日海军的炮火射程内，已经没有后方可活动的余地，别动队本不担任正面作战，但事实上却部分代替了正规军的任务。①戴笠为激励士气，在前线督阵。他在南京的一个部属徐亮曾去电，劝戴笠不要为了一隅之战而长期停留前方，戴答复说：“别动队起自民间义从，草创伊始，而遽当大敌；无薪饷之奉，官爵之荣；所凭以牺牲奋斗者，忠义精神也。当以身先为倡，庶乎能稳固根基，发扬广大，岂可临危他去？”他令徐亮也到上海，共赴艰难，自己撑持到最后，才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返回南京。徐到上海时，上海已快沦陷。②戴笠在此所提出“忠义精神”这四个字也成为“忠义救国军”的最初来源。
总体来讲，这支军队虽然刚刚建成，尚未形成较强的战斗力，也缺乏实战经验，但面临强悍的敌人，他们丝毫不逊色于正规军。据文强回忆，他到前线视察慰问的时候，看到各大队坚持奋战，“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甚至自动去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敌人，许多基层队员的英勇事迹不胜枚举：“我在前线亲见一支队长李让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着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又见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自己的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高喊：‘为指导员报仇！’他的呼声，激励着战士个个奋战扬威，向敌阵冲去，压倒了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掩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里，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本人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③
到11月初全线撤退前夕，文强奉命率一批女工作人员代表苏浙行动委员会前往租界各医院慰问时，别动队的伤员就有500多名，而据人事科的调查统计，别动队阵亡官兵达到1500人以上。从淞沪战场上撤退后，文强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他派出的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仅收容得万人中的五分之一，其余大多数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当时别动队所有官兵，除作战伤亡及挺进浦东、潜伏上海和南京市区活动的队员外，还有官兵1700多名，这包括特务大队官兵，及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等全部官长学员生在内，他们由军事组组长俞作柏率领，经苏州、溧水、繁昌、九江，于12月转达安徽省祁门县属历口。为了整顿部队，戴笠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改编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第一团”。④而第一支队雷忠大队则由何行键率领，于1938年初经奉化撤至遂安，与戴笠部署毛森在江山办的一所游击干部训练班及东阳、巍山的浙东支队合编为教导第二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总指挥部同时也改为别动队教导团总团部，负责督导第一、第二教导团，就地实施训练。戴笠亲自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负实际责任。
1938年3月13日，戴笠奉到蒋介石元侍鄂代电：“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⑤戴笠当即派遣阮清源、鲍步超等人潜进敌区，配合留置敌区之干部及武装部队，积极开展收容扩编工作。对经点验人枪、能接受改编的部队，给予支队、总队或直属大队的名义，发给给养费用等。到4月底，流窜在浦东、太湖等地区的武装土匪如马柏生、丁锡三、张阿六等部都被加以收编，加上收容的国民党军一些散兵游勇，已编成5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北方支队和教导第一、二两团（后来改为第一、二支队），戴笠手下武装总人数已达一万余人。
①参见王家树：《上海工人参战追忆》，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第462页。
②费云文：《戴笠与忠义救国军》，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27页。
③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8页。
④费云文：《戴雨农与忠义救国军》，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27页；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第11页。
⑤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第11页；另参见费云文：《戴雨农与忠义救国军》，转引自《戴笠传记资料》，第28页。
由于别动队名称与康泽属下别动队重名，为避免混淆，蒋介石在1937年10月曾提议戴笠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名，因为沪战紧急，戴笠一直未及办理，到1938年5月，戴笠奉到一侍参鄂代电核准，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在汉口成立了总指挥部。从此，这支特殊的国民党敌后武装正式成立了。当时戴笠兼任总指挥，由徐光英任参谋长。总指挥部成立后，随即由汉口出发，经江西南昌、安徽屯溪，进驻浙江孝丰，接替前“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的指挥权责：一方面指挥所部，对敌进行战斗；另一方面，继续收编流散国军，号召地方武力，以此壮大抗敌实力。①
在淞沪战场建立起来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是后来“忠义救国军”的缘起与前身，这支部队的出现，源自戴笠“抗日”与“建军”的双重考虑，是国民党军统组织“利用抗战坐大”的重要方面。在整个抗战期间，戴笠能够创建军统组织这样规模庞大的机构，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对特务组织的需要依靠和戴笠对蒋介石个人权威的绝对依附和效忠。
在军统内部，戴笠能够运用传统“忠义观”，将军统纪律与对领袖的个人忠诚和崇拜结合起来，用充满封建色彩的“忠义”作为精神纽带，以取得属下的忠诚。他将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突出了对他本人和国家领袖的“忠诚”、“义勇”的要求，确实迎合了别动队内部大量帮会分子的“帮会情结”；在别动队解脱了淞沪战场作战任务之后，戴笠也得以继续维系这支队伍的存在，用“忠义”来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此外，“救国”也符合了时人对抗战卫国的责任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零散武装投入到他们的行列，更可以此取得沦陷区广大民众的支持。
“忠义救国军”组建后，几经整编训练，插入到沪宁杭敌后沦陷区，吸收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抗日民众，一度填补了地方有建制的武装部队的空白，造成了一定的抗日局面。但随着形势的转变，作为军统武装的“忠救军”也忠实执行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内外方针，除从事于敌后抗日行动外，也与当地共产党“新四军”等武装不断产生摩擦与争斗，使“忠义救国军”改变了其成立之初单一的抗日性质，有了质的改变。限于篇幅，有关忠救军后来的反共性质及其活动，笔者拟另文叙述，此处不再赘言。
[邢 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邮编：210097]
[责任编辑：蒋 梅]
①参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第14页。
原载《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