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中的广济田家镇战役
周启先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坚持最久的一次战役，战场遍及皖中、皖西、赣北、豫南、鄂东广大地区。在整个武汉会战中，有重要战役数十次、大小战斗数百次，其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是8月30日至9月29日发生在鄂东的广济(指当时的广济县城，今梅川镇)田家镇战役。本文试对此战役作专门论述。
一、战前的形势和作战部署
地处中原的武汉素有“九省通衡”之称，其军事战略地位显而易见。自南京保卫战开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进行武汉作战，占领武汉，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霸占整个中国的重要一步。日本陆军早在1933年制订1935和1936年度的作战计划时，就考虑了如何实施武汉作战的间题。1938年4月和5月，即徐州会战前后，日本大本营先后制订和修改了作战计划，决定以主力部队沿长江两岸西进，“速战速决”，一举夺取武汉。七八月间，日本大本营又制订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决定在秋季实施武汉作战，作战的目的是“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①，消灭或击溃中国军队主力，压迫中国政府屈服，结束对华战争，实现对整个中国的统治，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集中了14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其中用于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华中派遣军下辖的第2军、第11军、直辖兵团、航空兵团及海军第2舰队，约35万人。具体部署是：第11军下辖的第6、9、27、101、106师团，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一部，在芜湖、庐山地区集结，攻占九江后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从东面和南面包围武汉，进行主攻作战；第2军下辖的第3、10、13、16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在合肥、正阳关地区集结，沿大别山北麓向武汉推进，从北面包围武汉，进行配合作战。
中国方面，武汉会战前国民党军同日军展开了华北会战、上海南京会战、徐州会战等，取得了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歼灭了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但终未能阻住日军的猖狂攻势，平津、上海、南京：徐州相继失陷，一片片大好河山沦入敌手。
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本对保卫武汉失去信心，打算放弃武汉，只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才被迫对保卫武汉进行了部署。1938年六七月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订了武汉保卫战的方针和计划，“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为目的②，将防御重点放在长江以南地区，以南昌、九江、黄梅至大别山一线为第一防御地带，以萍乡、瑞昌、广济、罗田、麻城、武胜关一线为第二防御地带。蒋介石亲自担任武汉保卫战的总指挥，由李宗仁(武汉会战期间由白崇禧代任司令长官)的第5战区和陈诚的第9战区以及海、空军各一部联合实施。武汉保卫战的作战方针是立足于在外线利用大山、丘陵、湖沼等天然屏障，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敌人的进攻。具体部署为：由第5战区下辖的第21、26、27集团军担任大别山东麓的的防守，由孙连仲第3兵团担任大别山北麓的防守，由李品仙第4兵团部署于黄梅、广济、淆水、黄破一带，担任长江北岸的防守；由第9战区所辖的薛岳第1兵团和张发奎第2兵团分别担任南昌至德安、德安至九江一线的防御；由武汉卫戍部队(总司令陈诚，9月20日由罗卓英接任)负责守卫武汉核心阵地。前后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中国军队有14个集团军129个师，共约110万人。
7月22日，日军波田支队及第106师团在海、空军配合下，在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直攻九江。7月26日，九江及其对岸黄梅境内的小池口均失陷。8月2日敌又攻陷宿松，并“进迫黄梅县城，与刘汝明军激战三日，黄梅被陷”③。接着，日军第11军以九江为中心重新集结和部署兵力，并决定先占领湖北广济至江西瑞昌、德安、永修一线，再向武汉推进。其具体部署是：以第6师团进攻广济、田家镇，沿长江北岸向武汉推进；第9师团、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九江以南第101、27师团分别向德安、永修推进，8月下旬，日军第11军向中国第9战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在长江南岸，日军波田支队按计划于8月21日进至位于田家镇下游约15公里处的武穴镇对面的码头镇。第2兵团的汤恩伯第31集团军进行了有力阻击，坚守20多天。9月14日，波田支队在前来支援的海军配合下，向码头镇发起猖狂进攻，中国军队退守位于码头镇与田家镇之间的江南要塞富池口。
在长江北岸，8月28、29日，刘汝明第68军和覃连芳第84军向黄梅县城及其以东反攻，试图夺回县城和失去的阵地，但因“敌据险顽抗”而未能成功，“唯予敌以重创”。中国军队“伤亡亦重，乃于是晚向广济西北高地转进”。④日军也向广济县境内推进，将进攻目标放在广济县城(今梅川镇)和广济县境内的田家镇。
广济县城位于大别山脉南麓，在黄梅县城西北约45公里、田家镇东北约40公里处，是保卫武汉的第二线阵地的重要据点，是田家镇右侧后的依托。敌军占领广济县城，一则可沿广(济)浠(水)大道向武汉推进、二则可渐次包围中国驻守江边的部队，给武汉造成严重威胁，防守广济县城的部署是：“以八四军两师、附近一七六师及刘军团所部担任广济正面，肖之楚两师任大金铺以西至田家镇以北之防守，廿九集团军则在苦竹口至二郎河之线”⑤。
田家镇座落于九江上游约60公里、广济县城西南约40公里的长江北岸江面狭隘处，与对岸半壁山和富池口互为椅角，是鄂、皖、赣的门户和入武汉之咽喉。其地势险要，以山锁江，湖泊连接，东边是黄泥湖，西边是马口湖，中间有宽三四里、长六七里的丘陵。丘陵北面是松山高地，为要塞北面的依托。田家镇的得失，直接影响武汉的安危。武汉会战前，国民党军统帅部即在田家镇设立了“田家镇要塞司令部”，驻有炮兵部队和一个步兵守备营。1938年3月21日，蒋介石向军令部负责人强调：“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防务特别重要，其工事与炮位以及部队防务，应由军令部特别督促布置勿误。” ⑥军令部进一步加强了田家镇要塞的防务，督促要塞司令部在沿江两岸构筑若干炮台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武汉会战开始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又增派第9战区李延年两个师防守田家镇，原要塞部队归李延年统一指挥。李延年令第2军主力郑作民师负责守卫要塞北面，其第26旅守卫松山高地，第25旅布置于丘陵地带；命施中诚师负责守卫要塞正面和东面，其第171旅旅长扬宗鼎兼任要塞司令，所辖第340、341、342团据守要塞核心，第169旅所辖第337、339团防守外围阵地⑦。两师官兵同原要塞部队一道抓紧战前时间加修防御工事。他们用水泥修造了几百个坚固的据点，在四望山附近高地到田家镇一带山岳区域环绕了几道铁丝网，该区域每个高地上都混合配置了20多门野炮和山炮。同时，加紧军事训练，严阵待敌。
1938年7月下旬，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视察了田家镇要塞，进行了检查和督促。8月5日制订的《第九战区关于武汉会战作战计划》强调指出，“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得线，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并要求“田家镇要塞须作固守两月以上”的准备。⑧8月6日，蒋介石又电令李延年等，指出“田、富(池)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军阵地之锁钥”，要“以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积极整备，长久固守，以利全局，以扬国威”。⑨
总之，战前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所不同的是，敌方是在主动积极的进攻战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方却是在消极被动的防御战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二、战役的经过
广济田家镇战役分为两个阶段；从8月30日至9月14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防守和争夺广济县城；从9月15日至9月29日为第二阶段，主要是防守和争夺田家镇要塞。参加第一阶段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第5战区的李品仙第4兵团与孙连仲第3兵团的部分部队。担任第二阶段作战的主要是第9战区的李延年第2军和原田家镇要塞部队，第5战区的部分军队进行了配合作战。
8月30日，日军第6师团向广济县城发动进攻，战役正式开始。敌军以猛烈炮火首先进攻广济的前沿阵地大河铺，31日拂晓大河铺失陷，接着，敌军沿黄(梅)广(济)大道左右并进，攻击蚂蚁河、双城释、英山嘴、车坊铺等地。中国军队逐次抵抗，“在破山口、塔儿寨、恶席寨、双城释、排子山、英山嘴各地，与敌血战，各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攻击者数次”，给敌以重创，但自己亦伤亡惨重，只得退守团山河、观音寨、蓝家境、大佛寨、田家寨、后湖寨、石门山、五峰山等第二线阵地。(10)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这些阵地亦先后失。9月5日，敌军又突破了荆竹铺、株树岭一线，并夺取了青篙铺这一重要阵地，进一步逼近广济县城。
中国军队鉴于广济县城的屏障已失，重新部署兵力，以一部集结于栗木桥一带，以主力集结于界岭高地，互相策应，既阻敌沿广谛大道西进，又防敌南下进攻田家镇要塞。9月6日，敌军乘中国军队调动之机，攻陷广济县城，并企图越过界岭，直趋汉口。7日，3千余日军进攻曹福林军松杨桥阵地，该军第29师之第86旅旅长陈德馨少将临阵指挥，左胸中弹，仍督战不退。肖之楚军第44师驰援，攻占松杨桥以南高地，将敌人压迫在松杨桥东北地区。9日晚，肖之楚率领全军，“分三路向广界公路中间之敌猛攻，经彻夜血战，十日拂晓，将松杨桥附近各要地……完全克复”，歼敌2千多人，“残敌向松杨桥东北小地溃退，正聚歼中，适由界岭回援之敌，及广济增来之敌赶至，多次反击，均被击退。……乃放大量窒息性毒气，致守兵三营死亡殆尽”。(11)敌军乘势向界岭猛攻，曹福林部抵敌不住，撤守薪春高山铺一线。在肖之楚、曹福林军与敌激战的同时，韦云淞第31军在县城以北与敌激战，亦重创日军。此后，敌我双方继续进行反复激烈的争夺，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许家铺、松杨桥、岳山、界岭等阵地，使日军越过界岭沿广稀公路西进的企图终未得逞。
日军转而将进攻的重点转向田家镇。其作战部署是：以第6师团和第3师团一部从广济县城南下，由北向南进攻田家镇侧后；以海军配合波田支队一部及陆战队先攻占武穴，然后沿江西上，攻击田家镇正面，对田家镇实行南北夹击，李延年调整了防御部署，以郑作民第9师一部守九牛山、乌龟山、沙子塘、鸭掌庙及马口湖南岸一线，派一部到铁石墩、田家墩担任警戒，师主力前往栗木桥、潘家山一线占领阵地。同时，第5战区令在广济县城附近的肖之楚第26军两个师、张义纯第48军和何知重第86军(辖第103、121师)侧击南进之敌，策应李延年军作战。
9月15日，日军第6师团和第3师团一部从广济县城出发，向田家镇推进。郑作民师一部与第86军在铁石墩附近给敌军以迎头痛击，当日傍晚，日军今村支队进至田家镇要塞前沿阵地松山口附近地带，中方顽强抗击，使敌不能前进。16日拂晓，日军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在数十门大炮火力的掩护下，向松山口阵地发动猛攻，中方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在要塞炮兵及军、师炮兵火力的支援下，血战两昼夜，使阵地失而复得，最后，因右翼阵地被敌突破，18日中午松山口前沿阵地落入敌手。
日军攻占田家镇外围阵地后，又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要塞主阵地松山高地发起波浪式进攻。中国守军官兵抱着与要塞共存亡的决心，奋勇杀敌，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师长郑作民和第26旅旅长杨宝压日夜在第一线指挥作战，肖之楚军、何知重军、张义纯军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击，支援郑作民师。日军今村支队在中国军队夹击下，死伤惨重。9月20日，日军第6师团派出山本大队增援，受到何知重军第103师的阻击，不能前进。21日，第6师团又急忙派遣池田混合大队增援，又遭到何知重军第121师的阻击。今村支队只好派出一支混合大队突围接应，增援日军才于24日至26日与今村支队会合。
在此之前，日军波田支队继攻陷码头镇后，于9月16日在海、空军配合下，猛攻码头镇对岸的武穴镇，中国守军与敌军激战一昼夜，17日武穴镇失陷，接着，日军沿江西上，进攻南岸的富池口。双方血战近10天，日军被多次击退，继而施放毒气，9月24日富池口失守。这样，位于田家镇下游、与田家镇互为特角的江南、江北两个重要据点均落入敌手，要塞的正面和东面完全失去依托。继而，日军向田家镇迅速推进，当天到达田家镇江面和对岸，力图从南面进攻田家镇，与从北面进攻的日军相配合，以实现南北夹击的计划。
9月26日，敌增援部队与今村支队会合后，在海、空军配合下，向田家镇发动强大攻势。中国守军顽强抗击各路敌军，与之展开白刃格斗，重创日军，但终未能阻住。9月28日，日军进入要塞核心，并出动飞机78架、大小炮百余门，对田家镇进行狂轰滥炸。守军施中诚第57师与敌血战，守卫核心阵地的龙子育团长不幸中弹殉国，全团伤亡惨重。田家镇周围的南山、象山、牛关庙、阳家山、演武山和最高峰玉屏山相继被敌占领，要塞防御工事全部被毁。29日，田家镇陷入敌手。整个广济田家镇战役至此结束。
三、战役失败的原因
广济田家镇战役给整个武汉会战以重大影响，又受整个武汉会战的制约。因此，其失败的原因必须联系整个武汉会战失败的原因来加以考察。
路线与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七七”事变后虽然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部队的作战上，不愿也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以实行人民战争。同时，在战略上又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并一味强调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故而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尽管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终不能改变全局上的不利趋势。国民党当局不发动和组织武汉地区人民投人战斗，甚至对已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加以限制，解散已建立的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组织。例如，武汉会战前田家镇要塞司令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成立了军民联谊社，它对发动和组织当地群众投身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可是，武汉会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却将它解散。(12)武汉会战前夕，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胜利，”(13)这显然是一种消极防御战略。武汉会战初期，蒋介石指示负责武汉以东江南防务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说：“日军企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结束战局。中国军队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战。”。(14)这更加明显地体现了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武汉保卫战正是根据这一战略思想部署和进行的。中国军队在总体上消极防御，且以阵地战为主，故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国民党当局主要人物缺乏保卫武汉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导致广济田家镇战役和整个武汉会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蒋介石等人一直不肯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幻想依靠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与日本达成妥协。日军攻占上海后，国民党当局无决心守卫南京，宣布迁都重庆。徐州失陷后，蒋介石又丧失了保卫武汉的决心和信心，打算放弃武汉。他于6月9日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是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作战要在山岳地带进行，并在同一天下令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向重庆、昆明转移。蒋的这种思想也必然传染给各级指挥员和士兵，所以在保卫黄梅、广济田家镇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打的基本上都是且战且退的应付战。这也就必然导致这些地方的失守。
在战术和指挥方面，日军实行的是机动灵活的进攻战战术和海、陆、空紧密配合的立体战，并且注意了战斗间隙的休整，以逸待劳；而中国军队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付战术和频繁调动部队的疲劳战法，这也是造成广济田家镇战役失败的一个原因。从《李品仙关于武汉会战广济附近作战经过电文》和《肖之楚报告广济附近及田家镇要塞战斗经过》中(15)，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军队调动频繁，消极应战，哪里出现危急，就将部队调往哪里，有的部队刚到达指定地点，又奉命调往其他阵地；有的部队行动迟缓，还没有到达指定阵地，阵地即已失守，这种打法使自己完全丧失主动权，大大耗损了军士的体力，使部队处于长期疲劳状态，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互相倾轧，有的指挥官临阵畏敌而逃，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如在对广济田家镇战役有直接影响的黄梅县城保卫战中，桂军连芳军的第1106团团长黄伯铭，畏敌如鼠，搜自将全团部队撤走，从而削弱了黄梅县城的防守能力，致使县城失陷。
四、战役的意义
广济田家镇战役虽然因种种原因失败了，但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作为武汉会战中的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首先，它是保卫武汉的关键性战役，对武汉的安危有直接的重大影响。这一战役阻击了日军向武汉的推进，延缓了其对武汉的占领。广济和田家镇是日军进攻武汉的必经之地。中国军队在广济、田家镇的阻击破日军推迟了一个多月才占领武汉，这就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夺取武汉的狂妄野心，并为挫败日方妄图通过攻占武汉以彻底击溃中国军队主力而在1938年底结束战局的阴谋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广济田家镇战役阻止了日军的进攻，推迟了日军夺取武汉的时间，因而掩护了武汉工业的内迁，从经济上保卫了中国的抗战力量。在战役进行期间，仅武汉三镇内迁的工厂有200多家，由外埠迁汉又西迁的厂矿100多家，从武汉拆运的物资达10万多吨，结果使原来工业十分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出现了不少新的工业区，对保存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粉碎日本妄图从经济上扼杀中国抗战力量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牵制了数十万日本陆海空军，使之迟迟不能进攻武汉市区，也不能脱身援助其他战场的日军。中国军队在数十次战斗中，共打死、打伤日军近万人。据日军第11军机密作战日志记载，在田家镇战斗中，仅参战的今村支队就伤亡一千多人。这次战役同武汉会战中的其他战役一起共毙伤日军20多万人，占其投入总兵力的一半以上；还击沉日舰100多艘，击毁日机100多架，消耗其物力总值至少在30亿日元以上，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军事实力，使之再也无力在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会战。自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陷入长期战争的深渊而不可自拔。
再次，广济田家镇战役还表现了一些爱国将士的强烈爱国热情和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如在保卫广济县城的战斗中，扼守县城东侧荆竹铺卓马寨阵地的84军凌压西师的一个团，与敌人血战一昼夜，毙敌数百，团长与全团官兵壮烈牺牲，(16)守卫灵山寨黄岩一带的刘汝明军的一个团与敌座战一天半，宁死不屈，全团将士为国捐躯。(17)在保卫田家镇的战斗中，第50团第1营第3连班长时克俊，在与敌肉搏时，手中枪被敌人拨掉，便徒手将敌人抱住，扭打撕斗，后被敌人咬掉左耳，仍不顾疼痛，奋力用双手将敌人卡死。第53团重机枪一连排长袁次荣，在全排士兵伤亡殆尽的情况下，一个人把阵地上的手榴弹都收集在一块，连连投向凶恶进攻的敌人，炸死炸伤敌人数十名。最后，当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时，他毫无惧色，用剩下的最后一顺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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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⑧(15)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61、466、477~478页。
②《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第462~465页。
③④《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长江北岸战斗经过概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第475页。
⑤⑩《李品仙关于武汉会战广济附近作战经过电文》，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第477页。
⑦(16)(18)《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185、171页。
⑨转引自贺全斋编《黄冈地区大事记》，第105页。
(11)《肖之楚报告广济附近及田家镇要塞战斗经过》，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第480~481页。
(12)参见《武穴文史资料》第1辑，第61页。
(13)转引自胡德坤著《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14)转引自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3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15)参见贺全斋编《黄冈地区大事记》，第106页。
原载：《黄冈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199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