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维山的起落看毛泽东的“保”与“不保” 【ZT】
“保”
1967年1月，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和司令员杨勇相继被抓走，郑维山被指定为代理司令员，并任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在一个不适当的时机当了一个不适当的一把手。
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来，罪名之一是杨成武搞“华北山头主义”，没有指明的“山头”后台是聂荣臻。而郑维山在历史上也属“华北山头”，一时间成为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的共同攻击目标。林、江有矛盾不假，但在对付郑维山方面立场是一致的。当然，林彪集团的目的是要拿下北京军区这个阵地，而江青则诬蔑郑维山为镇压造反派而向中央文革要“扫荡权和开枪权”，他们的共同目标则是通过搞掉郑维山进一步整聂荣臻。
看来，郑维山的政治生命已经岌岌可危，北京军区为批判郑维山和“华北山头主义”的第十二次党委会竟然开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结束，林彪也已经物色了郑的后任。但是，毛泽东却出面“保”郑维山了。
1968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责问：“为什么北京军区的会开得这么长？为什么抓住郑维山不放？”（《一代名将郑维山》 董保存 范占英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280页）
文革中，毛泽东不时会发出口头或书面的“最高指示”，保护一些干部。但是在保护郑维山过关的事情上，毛却一反高屋建瓴，大而化之的常态，变得格外精心格外细致。
毛泽东的“五一”表态使郑维山没有被马上打倒，但检讨是少不了的，他被派到军区各个部队去做检查，听取批评和批判。1968年6月，毛泽东先后两次接见了军队驻京干部，郑维山都没有能参加。第三次接见原定6月10日，但毛泽东指示：“一定要等维山同志回来。”（同上，282页）
为等一个正在到处检查错误的干部而改变自己的日程，不能不说毛泽东是另有深意的。按说在林彪、江青的合力打压下，十个郑维山也倒台了，但恰恰是这个原因，反而使毛泽东觉得应当保留这个“山头”。旁证是当聂荣臻在“杨余傅”事件后因自己被攻击为杨成武的“黑后台”而向毛泽东讨说法，亲自决定打倒杨成武的毛泽东却说，杨成武的第一个后台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清一色”是毛泽东很忌讳的局面，即使当时他还对林彪没有什么负面的印象。与其说毛当时在防范谁，不如说这是他一贯的用人之道。这一点，林彪远不如毛泽东。
第三次接见真的是在郑维山回京后安排的。接见之前，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里，毛泽东要黄永胜出去看一下郑维山到了没有。
黄永胜出去看到了郑维山，回去报告毛主席：“郑维山到了。”
毛泽东不放心，对谢富治说：“再去看看郑维山，并且要同他握个手，看他到了没有。”
谢富治同郑维山打了招呼并握了手，回去跟毛泽东说：“到了。”
毛泽东仍不罢休，再叫来汪东兴去看，汪东兴第三次报告：“主席，郑维山确实到了。”
接见过程中，毛泽东又特意从人群中拉出郑维山与他单独合影，这真使郑维山受宠若惊，感激不尽。毛泽东还握着郑维山的手说：
“上两次接见你没有参加，就出了不少谣言，这一次你再不到，人家就要打倒你了。”（同上，283页）
郑维山肯定知道，毛泽东这样的出格举动是为了保自己过关，他还坚信伟大领袖绝对信任自己的忠诚。但实际上，毛泽东那样做，是给别人看的，他另待郑维山，也决不是因为他特别信任郑维山。
“不保”
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郑维山是华北组三位副组长之一（另两位是吴德和解学恭），这是该着倒霉。华北组在陈伯达和汪东兴的煽动下成为拥护林彪讲话最积极，“抓坏人”最卖力的一个组，该组的会议“第六号简报”成为最重要的“反党罪证”。郑维山与华北组的大多数所有成员都陷了进去。
毛泽东当时的策略是，先打陈伯达，再及林彪。打陈伯达的突破口在哪里呢？当然不能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开始，那会“干扰”“伟大战略部署”。于是从陈伯达与北京军区的关系开始。
1968年到1969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内蒙古都处于严重的派性冲突之中，其根源是接管地方党政大权的军队内部有矛盾，野战军与省军区观点不同，支持不同派别的造反组织，郑维山以军区司令的身份多次开会协调，都无功而返。郑维山在1967年毛泽东南巡的列车上还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了这种情况，毛对此也很忧虑，但并没有怪罪郑维山，而是表示河北那些被打倒的地方干部将来要“大翻身”。（同上，304—305页）
但是，现在需要一个突破口，需要把陈伯达与林彪联系起来，就要先把陈伯达与军队联系起来。于是，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一份署名北京军区下辖的三十八军的报告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长会、大会讨论“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把北京军区，也就把郑维山当“石头”甩了出来。
1968年，毛泽东曾责难北京军区党委会开得太长了，这次，毛泽东却明确表示北京军区党委要开长会、大会，要讨论陈伯达为什么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也就是说，谁擅自将军权交给陈伯达。这是一个天大的帽子，而要戴这个大帽子的第一人，就是他两年多前费尽心思保护的郑维山。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那段时间受命解决华北问题。他到河北、到内蒙处理这些事情，不和军队打交道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带上郑维山是完全必要的，郑维山也是不能不跟着走的。这一切，毛泽东其实很明白，如同他明白聂荣臻那个“华北山头”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样。正如文革结束后为郑维山平反的正式文件中指出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组长，分管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并要北京军区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向他请示，这是历史事实，不存在北京军区和郑维山同志把他‘捧为太上皇’的问题。至于两次陪陈伯达‘周游’华北问题，郑维山同志是奉命行事的，而且事后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根本不存在‘背着中央’的问题。”（同上，385—386页）
简单的逻辑和事实，在复杂的特殊环境下会被忽略，或视而不见。后来，1971年1月，原定要开的北京军区党委会变成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华北会议。会议只要一沾上“华北”两个字，郑维山就要倒霉了，虽然他在战争年代为华北的解放尽心尽力，履立战功。奇怪的是，毛泽东为了彻底搬掉郑维山，还责备说：由于郑维山等人的干扰，“林副主席对我（毛泽东）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同上，346页）
毛泽东三年前为了与林彪山头搞平衡，保了郑维山。现在，为了最终平掉林彪山头，他要先牺牲郑维山了。把陈伯达、郑维山一起拿下，北京军区却并不给林彪人马，而是调来李德生。后来为了在江青势力与邓小平之间搞新的平衡，毛又遣走刚当了两年多北京军区司令、与江青不对符的李德生，连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都一起免掉，这是后话了。
从1971年5月起，郑维山被剥夺权力靠边受审，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这位毛泽东认定搞得林彪“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的郑维山竟又成了“林彪死党”。
因为与林彪案的牵连，郑维山的平反迟到1978年，正式发文彻底平反是在1980年10月。这份专门为郑维山平反的总政治部文件传达到北京军区全体干部和党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如下：
“所谓‘紧跟陈伯达在庐山反党问题’。1970年8月24日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煽风点火，汪东兴同志随后做了言辞更为激烈的发言，并代表八三四一部队要求新宪法写上设国家主席一章。在这种情况下，郑维山同志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是错误的，但27日郑就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做了检讨，并如实反映了陈、汪在华北组发言的情况，此信现存中央办公厅。郑当时的表态，是属于上当受骗。”（同上，386页）
很明显，根据这份平反文件看，汪东兴是和陈伯达一样的施骗者，但九届二中全会后汪东兴却安然无恙，继续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而郑维山等许多认定汪东兴“是主席身边的人”的上当者却被打倒。
可见，毛泽东保谁，不保谁，是从“革命大局”的需要出发的，绝不是从与谁有什么交情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