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節錄回放）：西藏军区成立与取缔伪人民会议（《曙光》28）

zt ：（節錄回放）：西藏军区成立与取缔伪人民会议（《曙光》28）
(2008-06-15 09:29:59)

“把五星红旗插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这是挂在当年进藏的十八军将士们嘴边的一句话。解放军以昌都为战略支撑点，进入拉萨，于１９５２年底前进到各边防点，就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光荣使命。

为巩固西南国防，保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全部实现，195２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西藏军区。张国华为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措绕杰(即饶噶厦) 为第二副司令员，昌炳桂为第三副司令员，谭冠三为政治委员，范明、王其梅为副政治委员，李觉为参谋长，刘振国为政治部主任，陈明义为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月11日，西藏军区成立庆祝大会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数万人参加了这一盛会。解放军打着“八一”军旗进入会场，而2000 多藏军是打着“雪山狮子旗”入场的。就在这个会议的主席台上，人们

见到了阿沛和饶噶厦，这两位噶伦也穿上了解放军的黄绿色军装，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五角星在解放帽上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阿沛和饶噶厦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中间还颇费了一番周折。中共西藏工委认为，阿沛和拉鲁是藏族副司令员较为合适的人选，西南局和中央原则同意这两位人选，但要求征求噶厦的意见。张经武曾就此事与达赖交谈，达赖称年纪尚轻，不多管政治，而把责任推到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位司曹身上。他们二人回答：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只设一名就够了。后来又说：藏军数量少，副司令职务不重要，不用从噶伦中选任，在官衔低一级的扎萨或台吉中挑选即可。

1951年12月21日和26日，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先后两次参与噶厦的司曹与噶伦联席会议，讨论两个人选问题。两司曹老调重弹，众噶伦态度暧昧。经张经武反复做工作，大家同意从噶伦中挑选一人，具体人选由达赖喇嘛确定。

12月28日，张经武和张国华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同意阿沛出任副司令，而不同意拉鲁。张经武随即提出：由噶伦饶噶厦担任如何?达赖称：我尚未考虑。不久，圆滑的司曹洛桑扎西向我方透露，说饶噶厦出任最合适，他当过藏军司令，在士兵中有威望，就是年纪大些，已经４９岁。

张经武、张国华随即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８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西藏军区领导人员的任命，包括阿沛和饶噶厦两位藏族副司令员。

西藏军区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干部管理部。大部下面有的设有二级部，有的设处。部、处工作人员３—５人，最多的１０余人。作为一个边防二级军区是相当精干的。军区成立后，第十八军番号即行撤销。十八军后方部队以后改称西藏军区后方部队。

达赖喇嘛为祝贺西藏军区成立，特地赠送了锦旗。

军区成立后，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大幅度调整了布防：军区直属队和５２师１５５团３营驻拉萨一带；５２师指挥部驻日喀则，司令部和１５４团９连驻江孜，１５４团驻亚东一带；军区骑兵２团驻黑河；５４师和工兵５团驻昌都一带；５３师和工兵８团驻龚垭一带；后方司令部和汽车１６团驻甘孜，等等。另外，云南军区１２６团驻察隅，新疆军区独立骑兵一团进驻阿里。到１９５２年底，人民解放军在西藏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网络，控制了整个西藏，在边境线上筑起一条“钢铁长城”。

　　拉萨的春天，乍暖还寒。１９５２年的春天似乎更为寒冷，拉萨街头刮着一股股阴风。

　　刚刚进驻拉萨的解放军个个热血沸腾。他们耳闻目睹着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残酷，感到走进了一座人间地狱。他们想马上救藏胞于水火之中，但又不能马上改变和废除这一制度，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藏族人民称解放军为“菩萨兵”，菩萨眼里容不下一点苦难啊，解放军默默地为藏胞做着好事，他们的言行，成为促使旧制度裂变的启动力量。

　　世界上的事最怕比较，从解放军身上，藏胞们看到新社会美好的第一缕曙光，但这种曙光却让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势力胆战心惊，恨之入骨。进步与落后两种力量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认识，西藏上层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农奴之上的，是愚昧落后的一种制度，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的是让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人。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势必要产生矛盾和对抗。如果说，昌都战役是我军与噶厦进行的第一次军事较量的话，那么，取缔伪人民会议则是我方与西藏反动势力进行的第一次政治斗争。我方同样大获全胜。

　　伪人民会议本是一股污泥浊水，因得到噶厦内部个别要员的支持，才得以恶性膨胀。昌都解放后，达赖喇嘛出走亚东。拉萨的暴发户阿乐群则和巨商桑多仓·洛桑根顿为抵制解放，组织私人卫队，以保卫达赖为名，赶到亚东。在达赖返回拉萨之前，阿乐群则等人先行潜回拉萨，鼓动恩珠仓等７０多家商人，向亚东噶厦提出申请，要求率众出迎达赖。亚东噶厦准予其迎到拉萨远郊，并将他们作为“人民代表”编入迎接达赖喇嘛的仪仗行列。一时间，这伙人名声大噪，他们趁机打出“人民会议”的旗号，蛊惑人心，反对“十七条协议”。他们还趁解放军初到高原，立足未稳，派因嫖娼被开除的色拉寺管家丹曲索纳等３人到大昭寺打卦，诡称神谕示要组织起来。接着，这３个人通过达赖的经师赤江活佛等引荐，晋见达赖。达赖在布达拉宫的卧室面谕：现在没有赶走共产党的一点可能与机会，此间需要组织更多的人民卷入对共产党的仇恨中，因此今天你们来我处事，对任何人都不要讲。

　　此后，僧官洛桑云丹和丹曲索纳起草请愿书，提出６项条款，虽言辞漂亮，但其根本用意在于让解放军撤出西藏。其大意有：一、解放军进藏后，保持达赖的固有地位和权力不变，人民表示感谢；二、中央承允保护寺庙，寺庙收入不变更，希望实行到底；三、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十九年，西藏政府没有负起发展的责任，发展西藏政府政治很重要，如何发展随后呈文；四、靠达赖的恩典，过去西藏人民生活自由自在，从铁兔年（即１９５１年）起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但掌握支配利益的首脑们对大众利益不关心，使寺庙供养减少，人民生活穷迫，坏人行劫杀人，请考虑改革时首先注意到这种情况；五、如果改革西藏自己军队（指藏军）的制度，会引起人民的灰心，一个大国的制度不能相容于小地方，除依旧例保持少量兵力（指驻藏人民解放军）外，其余希望迅速撤退；六、借口汉藏和睦，封闭商路（指对外出口），使西藏羊毛销售不出，商业倒闭。希望迅速商讨，准予依照原来方法经商。

　　１９５１年底，伪人民会议在德吉林卡开会，订立誓约，讨论请愿书。出席会议的有四五十人。降央达瓦、丹曲索纳等人是会议发起人。会上，对为什么请愿，降央达瓦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协议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是解除人民痛苦的，故可请愿。为坚定其成员闹事的决心，会议订立的誓约称：为了“宗教和众生的幸福，而矢志不移”，“粉身碎骨在所不计，永不反悔，我们像亲兄弟一样，生死同当，并向神宣誓，内部的事，不向外泄露。”

　　为使“十七条协议”成为一纸空文，鲁康娃等人正绞尽脑汁，伪人民会议的出现让他们喜出望外。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３日，鲁康娃召集噶厦官员在原“外交局” 二楼开会，作出“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走”的决定，为伪人民会议撑腰打气。两股浊流汇合到了一起。３月２１日，伪人民会议１００多人在甲热林卡开会，通过请愿书，决定请愿日期。丹曲索纳宣布：“我们要在藏历二月六

日（３月３１日）向汉藏官员呈６个条件的呈文，那天大家在拉萨聚集。呈文生效时最好，如不生效，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次集会还发出“给哲蚌等寺庙的邀请书和给各界人士信”。３月３０日，

伪人民代表５人将请愿书送到布达拉宫，受到噶厦官员接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表示，此举对西藏人民有好处，是开西藏史无先例的创举，并煽动他们去见张经武。

　　刚到拉萨时，张经武住在宇妥大院，由藏军守卫，后来他搬到了桑多仓驻。面对拉萨掀起的这股逆流，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张经武进行了有力还击。

　　３月３１日，噶厦派秘书要求张经武接见伪人民会议代表。一伙舞刀弄枪的人围着桑多仓又闹又叫，３名所谓“代表”强行闯入院内。此刻，我军一方面将参加开荒生产的机关部队人员调回加强防御，令１５５团一营来拉萨作军事行动准备；另一方面本着团结爱国的精神，争取上层出面制止事态的发展。张经武向达赖发了紧急通知：一、这两天以来在拉萨市，我们亲眼看见，有很多色拉寺和哲蚌寺等的不正当的喇嘛，化装成老百姓，携带枪支，并纠集一部分藏军和流氓开会宣誓，进行反动活动，企图向人民解放军骚动并抢劫群众，以致造成拉萨市混乱的现象。二、今天我正式接到噶厦派来的秘书的通知，说有什么所谓“人民代表”向人民解放军和西藏政府请愿，要求我去参加。经我们调查了解，这些所谓人民代表是借假民意的假人民代表，是有幕后人物支持的，他们企图用请愿和骚动的办法，达到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民族团结的阴谋。请您即刻下命令，予以有效制止。

　　但血雨腥风仍一阵紧似一阵。４月１日，几个噶伦来向张经武转达伪人民会议的请愿书内容，张经武留下他们开会。与此同时，２０００多名喇嘛进入拉萨市，企图抢劫布达拉宫里的军火来武装自己。大批藏军将张经武驻地、银行、外事处、阿沛住宅秘密包围。夜晚，一些藏军开枪袭击了阿沛住宅。

　　张经武第二次向达赖和噶厦发出通知，请他们迅速有效地下达命令，解决以下问题：一、即刻命令西藏所有地方军队，从即日起各归各营，严加约束。二、立即命令三大寺（包括其他寺庙）在拉萨的所有喇嘛和化装喇嘛，即日各回各寺，并责令各寺堪布严加约束。三、立即命令解散所谓“人民会议”，所有参加人员，各回各家，安分守己，不予追究。但所谓“人民代表”可由噶厦负责留在拉萨听候接见，并拟与全体噶伦听取一切意见，加以讨论，并予以正式答复。四、请立即命令噶厦向西藏军区榷商，联合负责，发出联合公告，禁止一切破坏民族团结与和平协议的非法活动，并保证维持拉萨治安，保护商人等，恢复正常营业，以安人心。

　　４月１日下午３时，全体噶伦和伪人民会议代表到工委向张经武转达伪人民会议请愿书内容，张经武会同全体噶伦一起接见了伪人民会议的３名代表，他们声称代表全体僧俗人民，不承认有骚乱行为。张经武让其等候通知，听取答复他们的意见。就在此时，工委驻地被包围。据称，反动分子约定晚上１１时动手，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当我方将这一情况告知噶伦后，他们都很惊慌，只有索康不以为然。因噶厦对治安不能完全保障，且天色已晚，噶伦们提出与张经武一起住在工委。我方怕坏分子借口扣留噶伦寻衅，故请其他噶伦回家，只留下索康、拉鲁和阿沛３人，以便共同处理晚间可能出现的骚乱。是夜，索康喝酒拉胡琴，故作镇静。拉鲁则一个劲地念佛，坐卧不安。这漫长的一夜，什么也没发生。

　　４月４日，张经武第三次通知达赖，请他于４日或者５日亲自召集司曹、噶伦全体官员会议，共同商讨有效制止骚乱的具体办法。同日，张经武接到中央指示：你们应对达赖采取坚决支持爱护的态度，帮助他处理骚乱事件，最好由张经武设法亲自同他商谈处理方法，使他觉得我们是信任他的。

　　按照中央指示，张经武于６日约请达赖喇嘛面谈，达赖答复于８日在布达拉宫见面。

　　此时的拉萨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而幕后策划者是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在这两个司曹和伪人民会议煽动下，不断出现割断电话线、袭击解放军营地和人员、偷盗解放军的物资、侮辱解放军人格的事件。不取缔伪人民会议，解放军就在拉萨站不稳脚根，张经武下定决心，一定要亲自上布达拉宫面见达赖，痛陈利弊，并要求达赖解除两司曹的职务。

　　形势充满变数，布达拉宫里布满了藏军和武装喇嘛，且两个司曹可能就在达赖身边，此时上去，危险异常，甚至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没有枪声，也没有硝烟，但这里同样是一个战场，张经武要亲自冲上去。张国华、谭冠三等西藏军区领导对张经武上布达拉宫一事进行了充分的分析研究，认为此行有３种可能：一是两司曹可能下毒手，将张代表杀害；二是会将张代表软禁在布达拉宫，同时向驻拉萨的解放军发动进攻；三是撤销两司曹职务，取缔伪人民会议。据分析，出现第一、三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出现第二种情况。

　　虽这样分析，张国华和谭冠三仍心跳如鼓，为张经武担心。张经武对大家说：“这次进布达拉宫，我有牺牲的可能。即使牺牲，也是为了革命，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为了换得西藏政局的长久稳定，我想也值得，也光荣。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尽往坏处想。根据西藏历史记载，清代驻藏大臣有７８任，被杀害的只有一任。那是清乾隆十五年的事。当时藏王谋反，企图割据西藏，驻藏大臣设计将藏王杀了。只因当时清朝在西藏没有驻军，驻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才同时遇难。从此以后，清朝在西藏派驻了军队，就再没有发生过谋杀驻藏大臣的事件。现在我们有解放军驻在拉萨，我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去向达赖喇嘛表明中央的态度，量他们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杀害；再说，谅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胆量。我估计软禁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我一时回不来，我将在布达拉宫宫顶，与达赖一同观看同志们自卫反击的情景，我预祝同志反击作战的胜利；而同志们反击作战的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

　　张经武笑声朗朗，把大家都感染了。为防止意外，张国华当即为张经武选派了几个参谋当警卫员，并增加了一个警卫员。

　　４月８日下午，是一个大睛天。张经武从桑多仓来到布达拉宫脚下，留下警卫班，只带着一名藏文翻译和两个保卫干部，登上布达拉宫。

　　在西藏军区作战室里，张国华、谭冠三等严阵以待。电话铃响起，比往日刺耳了许多。得知张经武已离开桑多仓，李觉把作战参谋杨一真叫来，吩咐道：

　　“现在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马上带上一个望远镜和一支信号手枪，到琉璃桥边的小河旁守候，如果张代表在布达拉宫发生意外，山顶打出红旗或信号弹，你也要立即发出３颗信号弹，事关重大，

千万不可疏忽大意。”

　　杨一真在小河边注目着布达拉宫。历史的一幕如此真切地发生在眼前。沿着一级级石阶张经武一行攀上山去。荷枪实弹的藏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刺刀寒光闪闪。气氛压抑而紧张，张经武却很从容，他从入宫的正门——东门走进了布达拉宫。杨一真久久地凝视着，眼睛有些酸涩。

　　而军区作战室里，张国华、谭冠三焦急地踱来踱去。浓密的烟雾呛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布达拉宫由白宫和红宫两部分组成。白宫主体为达赖寝宫和理政的地方，顶部是东、西日光殿，东日光殿是达赖的寝宫。在这里，张经武见到达赖，请他考虑出布告解散非法组织。

　　达赖说：“汉藏团结是一致的，武装骚乱是不好的，我已令司曹禁止，但对代表所提意见，请用和平办法，将问题讲清楚适当安慰，研究妥善办法再解散，以免引起民愤，发生事故。”

“中央决心本着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既定方针，决不让事态扩大。”张经武说。他还表示：只要不再骚乱，除少数亲帝特分子外，一律不予追究。

　　达赖问：“如何调查追究？”

　　张经武回答：“这是地方发生的事件，调查责任要由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解放军亦可协助进行调查。”

　张经武在同达赖协商后，平安返回。

　　４月１５日，张经武又给达赖写信：请您即日下达命令，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撤职查办。２７日，达赖宣布：撤销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５月１日，噶厦贴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一场潜在的大动乱被化解了。我方在与反动势力的第一次政治较量中取得胜利。这一时期，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按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极为适当的策略，表面上采取攻势，而实际上采取守势，在稳定局势的前提下，对达赖做出让步。即使对于两个司曹也只是给予撤职的处理，而未予深究。



　　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西藏的三大领主却坚持有神论和唯心主义，坚持全民信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双方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并给西藏留下充足的时间，转化这一矛盾。以使旧西藏的躯壳内产生新的活力，孕育出一种新的制度。

　　张经武所做的一切，构成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西藏战略的一个部分。

　　就在我方与伪人民会议展开斗争期间，４月６日，中共中央给西南局和西藏工委发电，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它科学分析了西藏的局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应变意外的策略，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

　　据说这一电文是毛泽东亲自起草下发的。

　　电文指出：“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

并以此来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进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需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电文还指出：“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照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 ”“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未好罢，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待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解放军初进拉萨所做的工作，就是毛泽东这一电文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治理西藏的思想从解放军进藏开始，一直贯穿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