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陈国君的死亡只是一个国企改革过程中极端典型的案例。在陈国君死亡背后显示的是，在地方政府强力推进下，一个老牌国企改制遇到与其习性截然不同的民企时，产生的激烈冲突与不适，对于吉林省、通钢、建龙，以及通钢的工人来说，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局。
事发当日在厂区聚集的人群。
聚集人群就是用这块暖气片撞开陈国君藏身的房间大门。
2009年7月26日，吉林通化，人们聚集在通钢办公区内
2009年7月27日，吉林通化，谈判的办公室一片狼籍。
2009年7月27日，吉林通化，通钢总经理被殴现场已用沙土覆盖。
2009年7月26日，吉林通化，人们聚集在通钢办公区内。（以上图片来源齐鲁晚报）
中国经营报8月1日讯 7月26日的深夜，通化这个北方的边陲小城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雾。在浓厚的雾气中，“通钢”的广告牌在路边若隐若现，在深夜冷清的街头彰显着自己的存在。
而就在两天前的夜晚，整个城市却因为一场悲剧，集体陷入了不眠之夜。7月24日，从早上开始，数以万计抗议建龙重组的工人聚集到通化钢铁公司门前，一度造成了通钢所在的二道江区交通堵塞。
面对着官方对通化钢铁未来命运以及个人命运模棱两可的答复，示威的人群开始愤怒，悲剧在当晚 18时发生，丧失理性的工人将建龙的代表、公司总经理陈国君围殴致死，死状惨烈。而后吉林国资委紧急通过电视台宣布，“建龙永不再参与通钢重组”，聚集的人群才渐渐散去。然而，“7·24”事件却已经给这个拥有半个世纪历史的老钢铁公司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陈国君之死，似乎是个必然。在建龙与通钢合作4年来，无数矛盾已经积聚，而这些矛盾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就可以引爆。
在这起震惊全国的因国企改制而爆发的“极端典型”悲剧事件背后，建龙与通钢，这两个昔日曾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7·24”的一句话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让你们全部下岗。”7月24日，晚上6时许，当愤怒的工人将躲藏在通钢股份公司一间办公室铁柜中的陈国君拉出来时，他衣服已被撕烂、头发蓬乱，双目紧张而无神。
据现场的多位目击者对《中国经营报》记者称，他们均听到了陈的这句话，面对着在愤怒情绪驱使下已失去控制的工人，陈国君说出了这句看上去多少有些气急败坏的“气话”，这句“狠话”也成为了陈的最后遗言，片刻之后，陈国君命丧工人们的拳头之下。
一位曾经历现场的工人对记者回忆，在工人们将办公室的防盗门拆开进入之前，陈国君还在不断地用手机与外界联系呼救，此时，一个消防云梯已经架到陈所在的窗前，但云梯很快被楼下数以万计的工人围住，武警被人群隔开，陈望着云梯，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
“后来想想，他如果好好说话，不说下岗什么之类，估计就没事，一说下岗大家都急红了眼。”一位参与此事件的通钢工人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那句话让破门而入的工人们失去了理智。
7月27清晨，当记者来到现场时，一切似乎已经回归平静。在通化钢铁办公大楼门前的广场，下了班的工人在下棋、打牌。一位老者给记者指出了陈国君生前曾经住过的房间，那是在广场一侧的一座近20层的高楼。陈生前的居所在17楼，工人们说，这只是陈到通化工作期间的落脚之地，平常的大多数时间里，陈居住在长春，那里是通钢集团的总部所在地。
一位熟悉陈国君的人士告诉记者，陈是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的心腹，俩人相识多年，且是发小。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吉林省工商局查到的工商资料显示，陈国君现年40岁，家住河北遵化市遵化镇2987号，而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同样是河北遵化市遵化镇人，住所地址为1211号，两人相距颇近。
“陈国君是张志祥坚定的追随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实际上，他没有多大的权力，只是一个传声筒。”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张志祥极其信任同乡陈国君，每次来吉林，总是要与陈密谈很久。一位通钢的前任管理层如此评价陈国君，“业务能力一般，但性格倔强，对建龙忠心耿耿。”
7月27日，记者来到17楼陈国君此前的住所外，发现大门紧闭，门把手上一朵不知被谁别上的小白花随风而动。
7月23日的总经理任命
陈国君悲剧的直接导火索，是7月23日从长春通钢集团总部传来的建龙二次入驻通钢，并将持有通钢集团65%股份的消息。
这一天上午，吉林省国资委部分领导、建龙集团部分高管到通化钢铁为此召开重组大会。此前，建龙集团曾于2005年入股通钢，并被当成吉林国企重组的样板。然而，2009年年初，建龙因经营不善等种种原因于2009年年初退出重组。
“23日那天的重组大会现场气氛特别不好，多数通化管理层人士强烈反对曾经退出的建龙重新入驻，并且取得控股地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者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7月23日，这个由吉林省国资委领导、建龙领导出席的会议上，通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凤成和三位副总经理当场宣布辞职以示不满。他告诉记者，当日会上约见的通钢集团管理层为7人，4人辞职后只剩下三人。
而另一位与安凤成关系密切的人士告诉记者，为了建龙重新入驻通钢集团之事，吉林省国资委曾经在7月份与安凤成进行过三次对话，让他接受这个事情，但安表现的颇为不配合，“他个人很反对建龙的再次进入。这也让国资委大为光火，即便安凤成不主动辞职，他的位置也要被更听话的人代替。”
安凤成等高管集体辞职的举动并没有动摇吉林省国资委坚持建龙入股的决定。这时，曾经在建龙退出通钢之前担任过通钢集团董事、副总经理的陈国君被宣布任命为通钢集团旗下的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也正是7月23日的这一任命，使得陈国君在一天后悲惨身亡。
23日会议的内容——建龙即将重新入股并将控股集团公司、4个管理层人士已经辞职的消息—— 开始在通化这个小县城扩散。7月24日上午8时左右，在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办公大楼下，已经有3000多名工人聚集，一位目击者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起先工人们还保持理智，在队伍的最前排多数是70岁以上的退休工人，示威人群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的标语。
然而，随着更多工人的加入，场面开始失控。9时左右，聚集的人群开始向冶金区进发，工人们对 1、2、3号高炉铁路运输线进行了封堵，随后，这三个高炉先后停产；而后，工人继续向工厂深处推进，致使4、5、6号高炉停产。到下午，7号高炉也被迫停产，至此，通化钢铁的7个高炉全部停产。
在事态进一步扩大之时，建龙集团部分高管到场调解。7月24日上午11时左右，陈国君来到位于通化二道江区的通钢机械厂、炼铁厂视察，并与工厂的管理层进行了对话，随后，陈国君来到焦化厂，他的行踪很快被游行的工人得知，随后，大批工人包围了陈藏身的焦化厂办公大楼。
一位已经从通钢辞职的管理层人士告诉记者，陈国君在建龙退出重组之前，就主要抓通钢股份公司的生产，建龙进入通钢之后产生的一系列裁员、减薪，陈均是当时的具体执行者，工人也因此与其矛盾颇深，把账都记在了陈的身上。
而在建龙2005年入股通化钢铁之后，陈国君先后把诸多的建龙系人士安排在了通钢的各个重要部门，原先的管理层大多被清洗出局，这也成为后来矛盾激化的一个因素。
上述人士对记者回忆了一个细节。“在食堂开饭以前，就座的工人都要先齐声高喊“陈国君滚出通钢”、“陈国君××”等，久而久之，这种举动竟成为饭前的一个固定流程。”该人士说，这足以见得陈国君与工人们矛盾已深。
“陈也不是一无所知，不过他很不屑这种叫骂，也不把它当回事，他曾对属下私下表示，‘他们除了骂街，难不成还能把我搞死’？”
7月23日，被任命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国君，在重返通化的一天后，一语成谶。
四年恩怨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四年前的2005年12月30日，建龙集团宣布正式收购原通钢集团部分股权，由此组建了吉林省省属最大企业新通钢集团，注册资本38.81亿元。在新组建的通钢集团中，吉林省国资委持有46.64%的股权，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14.6%的股权，建龙持有36.19%的股权，通钢集团管理层持有 2.57%的股权，从而实现了国有、民营、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
“实际上，在引进建龙之前，首钢、鞍钢也对通钢表示出浓厚兴趣，而且，同是国企背景的这两个企业也比建龙更适合重组通钢，但最后这两家钢铁公司提出的方案都被当时的省国资委拒绝了，省国资委更看好民企出身的建龙。”前述已经离职的通钢管理层人士对记者回忆。
而此时，建龙实际控制者张志祥已经先后控股了新抚钢、明城钢铁等东北多处老钢铁厂。然而，这桩在吉林省国资委大力促成的姻缘从一开始就隐藏着重重危机。
一位已经退休的通钢老干部告诉记者，在新通钢集团成立之初，双方在评估环节就存在问题。“通化钢铁当时是按照账面资产评估的，这样就会造成通钢资产被‘低估’，而且进行评估的公司也在北京，是建龙找的，个中关系耐人寻味。”
据记者了解，负责此次评估的是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在记者获得的2005年9月30日的“通化钢铁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显示，通钢总资产为38亿元，负债为10亿元左右，其中生产设备仅价值900万元，无形资产与土地使用权价值均为零。
“几个高炉加起来也不止900万元，实际上这种按照账面资产评估是不科学的，现在已经很少使用。比如当时有几个高炉就在评估中因为考虑折旧的情况，被估值为零，但这些高炉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大修，并更换大批零件，尽管使用年代久远，但由于维护和更新，依然保持了七八成新的样子，具有生产能力，但在评估中，它却价值为零，这实在让人想不通。”上述离职人员告诉记者。
而在通钢被贱卖的怀疑之外，还有人士对记者表示，建龙当初承诺的资金也从未到位。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辗转获得的一份“通钢集团公司整体重组方案”显示，吉林省国资委将以资产形式入股，金额为18.1亿元；华融公司出资为5.67亿元；而建龙集团将出资14.04亿元；管理层出资1亿元。然而，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建龙集团2005年入驻之后，资金并未到位。
一位曾参与审计工作的通钢人士对记者透露，在组建新通钢集团之后，建龙集团仅拿出了一笔6亿多元的资金，而这笔钱还是建龙在新通钢集团获得的利润提留。
对此，记者分别赶到位于吉林通化市的通钢股份公司和位于长春市的通钢集团进行采访，均被拒绝。7月30日，一位通钢集团办公室的人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明确表示，“这个时候不可能接受记者采访，对所有的问题都不能回答。”
随后，记者在新通钢集团的工商资料中发现，“6亿元”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在工商资料中显示，没有建龙资金进入新通钢集团的数据。在一份资料上显示，2006年，通钢的净利润为3.65亿元，可向股东分配的利润为6.34亿元，“但为支持公司发展，不向股东分配。”
前述退休通钢老干部告诉记者，他曾就上述问题给相关部门寄出检举信，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半点反馈。
而让通钢人心生更多不满的是，在资产评估中是否存在贱卖、建龙注资不到位的种种猜疑之中，通钢的经营也开始走下坡路。
据记者了解，在与建龙合作的三个月后，新通钢集团的负债就由原先的10亿元迅速变成了20亿元。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到了2007年，情况进一步恶化，据记者查得的通钢工商局年检显示，2007年，通钢集团的资产为267亿元，但其负债已经达到惊人的186亿元。
在通钢集团负债急剧升高的同时，工人们开始发现，自己的收入锐减。一位一线工人告诉记者，2005年时，他的收入能达到2500元一个月，从建龙入主开始，在效益还没有减少时，工资就开始下降，到现在已经只有千元左右。“2008年9月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工厂当月的亏损就有30多亿元，我们开始轮流放假，放假期间的工资只有300元。”
而该工人告诉记者，在原通钢工人收入急剧下降期间，陈国君还从上海招了一批工人过来，给出的薪水高出本地工人，这直接激怒了老通钢人。“陈还说，要把在吉林扩建导致的失地农民也招到通钢来，后来我们坚决反对，还游行过，陈才没有那么做。”该工人依然难掩对刚刚死去的陈国君的不满。
而记者发现，在建龙入驻通钢的几年间，通钢工人已经迅速由原来的36000多人锐减到如今的12000人，“从2006年开始，我们的下岗工人去北京上访，小范围的游行经常发生。”一位工人告诉记者。
显然，在通化这个没有更多就业机会的老钢铁城市，陈国君成为了剥夺工人们工作机会的“坏人”。
当陈国君将代表建龙重回通钢时，他遭遇到了最激烈的反对，悲剧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