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变迁记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苏琦 2009-09-10
当下对煤老板们的收编颇有大快人心的感觉。
因为很久以来煤老板们不自由地就被贴上了许许多多的负面标签：他们腐败了官场，通过拉拢腐蚀官员获取非法开采国家矿产的资格；他们败坏了人心，大手笔购买悍马，歌厅大把撒钱，甚至一度把山西太原打造成了性产业之都，种种声色犬马的生活，强化了人们认为其财不义的观感；他们哄抬了物价，一掷万金整层购买的豪奢，令那些望楼兴叹的媒体愤青们至今仍将其锁定为房价飙升的罪魁祸首；此外，他们还是罔顾人命的“刽子手”和恶生态环境的“投毒”分子……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忘了这些煤老板们当初是怎么“混”进煤炭领域的。
事实上，在故事的初始阶段，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如果没有政策的允许和鼓励，仅仅靠“腐蚀拉拢”干部是无法进入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资源性行业的，况且经过那么多年的计划经济，当时也没有人手里会有足够的银子来发动所谓的“银弹攻势”。
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对山西煤炭能源发展的基本策略是 “有水快流”，鼓励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放开的政策导致从1981到1985年间山西乡镇企业年增长39.7%，村与村以下企业数目高于全国平均2至3个百分点。这几乎颠覆了人们所熟知的乡镇企业一律发端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固有认知。
在这波煤炭开发的热潮中，不少温州小老板的建筑队来到山西，参与了不少矿井的施工建设，这为他们后来大规模参与山西煤炭开发打下了伏笔。从1980年代起，煤老板们的命运就与“官”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并随着政经情势的流变而屡屡成为牺牲品。
经过近10年的高歌猛进之后，随着煤炭产量的节节提升，大约到1987年，山西煤炭产量开始超过火车的运量，第一波山西的煤炭行情开始回落。
当煤炭产能超过运能之后，压缩限产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在这个过程中，乡镇煤矿由于身份所限一直是压缩限产的首选对象。除去硬性的压缩限产之外，由于运力紧张，它们在运输方面也遭遇了歧视性待遇。此前国家虽然在煤炭开发上采取了鼓励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方针，但在运输上却实行先国统(国家统配煤矿)、后军矿，然后才考虑地方的政策。这导致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
令情形更为恶化的是，国有重点煤矿(即统配煤矿)可以形成产运销一体化管理，但山西全省地方国有与乡镇煤矿，只有依靠省煤运公司代表他们参加全国订货会议。大部分地方煤矿与全部乡镇煤矿都依靠铁路集运站装车外调煤炭，一个集运站辐射多少煤矿，一列车装谁的煤，装了多少，煤炭企业无从知道。在此等情形之下，各煤矿特别是乡镇小煤矿对多少煤能够运出去，什么时候能够运出去，并无基本概念，生产与销售实际上的脱节，加剧了地方煤炭的积压。这可谓山西煤老板们经历的第一个寒冬。
到6年后的1993年，煤炭价格开始放开，价格双轨制，计划外的煤炭市场初步形成。与此同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带动之下，中国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诞生于那个时节的民营企业多半要到计划外市场寻觅煤炭。煤老板们迎来了又一春。
好景不长，曾经制约煤老板们发展的瓶颈再次出现，运力不足再次成为晋煤外运的致命制约，而民营煤炭企业也再次顺理成章要为大局做牺牲“小我”。针对运力严重紧张的情境，山西当时的基本策略是以销以运定产，多生产则被罚款——山西省人民政府1995年9号文件规定要“严格控制(煤炭)生产总量”，规定指出，“对产销率低于98%的统配煤矿每超产1吨煤，省煤炭厅(局)扣减工资总额吨煤5元;地方煤矿以地市进行考核，对产销率低于98%的地市每超产1吨煤，省计委减少返还地市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吨煤5元。同时，对超合同计划生产的煤矿，有关银行不予安排流动资金贷款。”
在当时的情势下，能够拿到运输指标的人自然成为这个行当最有势力者，“跑车皮”成为最为牟利的行当。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少山西煤老板真正的第一桶金反而不是来自开采领域，而是来自流通领域。
接下来，由于受宏观调控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煤老板们也再次进入了一段蛰伏期。
面对静寂的煤炭行业，山西各级主政者们出于财政吃紧普遍陷入了焦虑之中，各项招徕民营资本进入煤炭领域的优惠措施相继出台。而作为激励措施的一种，当时也规定招商引资有所成的官员可以在相关煤矿中拥有若干股份，因此，后来广为世人所诟病的民煤官股的局面也并非完全是煤老板主动“报效”所致，而有着其历史的政经根源。
从2001年开始，随着煤炭价格由历史低谷逐渐走向复苏，煤炭资源大省山西的民间资本市场逐渐活跃起来。大量民资涌入煤炭行业，数以万计的投资客开始涉足政府煤炭市场，这其中来自温州的煤老板成为颇令人瞩目的一群人。一方面是过去就熟悉煤炭，此次前来属于轻车熟路，另一方面是随着沿海地区环保力度的加大，不少温州小老板所从事的行业成为整肃的对象，又挤出了不少资金前来投资。但不管个中具体缘由如何，由于温州人“炒”名在外，人们大多将其投资煤炭行业的举动定性为“炒”楼之余的“炒”煤，无形中赋予了其一层原罪色彩。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升温，煤炭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伴随而生的是身价过亿的煤老板群体。后面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桥段了。
7年后，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煤企整合被提上日程。按照山西省重组规划，重组完成后，山西省拥有企业主体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个，缩减成100个左右。对现有民营煤矿实行国有控股，将形成2—3个年生产能力达到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5个年生产能力在500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
煤老板们自然难以口服心服——“最初投资煤炭行业，也是看准了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无偿开采的政策优势才去做的。”；“煤炭有那么好搞吗，并不是只有煤管部门和安监部门是直接管我们的。其余的如电力、自来水、公路、国税、地税、煤运每一个部门都可以约束你，若想正常经营，这些部门必须都打通好关系，不然今天断电、明天停水，搞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生产。”；“整合到大集团之后，每生产一吨煤的成本会大大提高，原本30个人就可以经营的煤矿，一旦入了大集团管理，人手就会大大增加，无形中支出便会成倍提高。这样算下来，利润十分微薄，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投资开始赚钱？”
凡此种种，都是眼下煤老板们面对媒体时的经典台词。然而形格势禁，他们的退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煤老板”这个词注定将进入历史。接下来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煤老板们的陈年往事及其非完美谢幕，将怎样改写我们对中国改革历程的认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