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了，山西煤老板 煤老板现象如同一场瘟疫(组图) 南都周刊 煤企重组正在按时间表进行，无数山西煤矿主面临“被转型”，他们有的已另谋出路，有的还在苦苦挣扎。未来一年内，这些一直处于社会舆论风口浪尖的富翁们将告别煤老板身份。
悍马车队、豪华婚礼、包机买楼、豪赌、二奶、矿难、带血GDP……一说起山西煤老板，这些关键词俨然成了他们的代名词。“煤老板”缘何从一个职业身份，演变成为公众眼中一个语义复杂的称呼？ 如今，山西正在加速推进史上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行动，涉及国有、民营、私人煤炭企业超过2200家，至2010年底，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目前的2200个锐减至100个左右。小煤矿的彻底终结，也使得山西煤老板行将谢幕。 作为富甲一方的隐秘群体，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他们建立起来的“黑金帝国”将会如何演变？在这数千个“黑口子”兴衰的背后，是什么造就了煤老板们的宿命？无论煤老板们是提前上岸，还是如今被迫重组，手握巨资的煤老板们如何转型、成百上千亿资金去往哪里，它们是新的洪水猛兽还是会成为一股新的经济力量？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煤老板们的利益，更有那些众多普通个体的命运。 煤老板最后的挣扎
在一个转型的煤老板的公司院内停放着数辆高级轿车，而据工作人员说这只是公司的一部分轿车。
一名交班的煤矿工人。 张利华认识不少圈中老板，有些煤老板是多年前买的煤矿，钱已赚足，即便这次重组补偿低了，“无非多赚少赚而已”，没有太大意见；倒霉的是那些通过融资、贷款来投资的煤老板，刚刚建成矿井就被叫停、参与重组。 南都周刊记者·齐介仑 王宏宇 山西报道 摄影·刘浚 两排低矮的淡绿色平房已坍塌了大半，一面未倒的砖墙上，可以大略辨识的斑驳字体写着“梭峪技咨煤矿”。 陡峭的山坡上，随处可见丢弃的安全帽、工作服。约半米宽的铁轨，残破为几段，从矿井入口处一直伸向1000米外的储煤场；直径2米的矿井口已经封存多时，铁栅栏门上，锁头锈迹斑斑；斜斜的巷道上，煤渣散落了一地。 这里是梭峪，太原地区古交市的一个山村。县级市的古交，曾经汇集了一大批规模不一、类型各异的煤矿，现在，它们先后被叫停。 十几年来，在这个农业与轻工业极其羸弱但小煤窑遍地即是的区域，那些敢吃螃蟹的当地村民以及外来客商，正是借由这样一个个并不显眼的井口，创造了一个个颇具争议的资本传奇。 风云突变，形势不再如煤老板们设想的那般。新一轮的煤炭行业整合重组大幕在山西已然徐徐拉开，与古交梭峪技咨煤矿一样，大量山西小煤窑在本轮“国进民退”之后，将彻底淡出历史舞台，煤老板日进斗金的创富故事也难再现。 大限将至，曾经饱受诟病的煤老板们在努力尝试着做最后的挣扎。各种反对意见的背后，各怀心事，各有所指，几家欢乐，几家离愁。 首富的黄昏 “古交首富”闫林则损失惨重。 虽然在2007年因“雇凶杀人”案被判刑15年，但由于身患重病，57岁的闫林则得到了监外执行的机会。一年多来，除非必要的应酬，他很少出门。 心脏病、胃癌、尿毒症，多种疾患在这些年里相互交织，使得富甲一方、声名远播的闫林则在精神的世界里悲苦难当，他的结发妻子闫桂英直言不讳地当着他的面对南都周刊记者坦言，“他这样的人，不知道哪天就死掉了。” 位于古交城区中心地段的新世纪大酒店，与市政府、司法局分别一箭之遥。曾经车水马龙的古交大街，由于大量小煤窑的关停，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减少了大半，酒店的生意也一落千丈。 在群山环抱的古交，新世纪大酒店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财富地标，而这座大楼，连同位于山西太原大南门的豪华写字楼——景峰国际大厦，均属闫林则独资所有。古交境内总计62家煤矿，其中有3家是闫林则的私产——会立二矿、黄达矿、梭峪技咨煤矿。而且，1997年，闫林则早走一步，在古交投资兴建了当地颇为知名的裕龙焦化厂。 这些煤矿、工厂、酒店、写字楼，都是闫林则在各个时期创富的砝码和凭借。 街头市民讲述，闫林则虽然低调，却是实打实的“古交首富”。传言称，煤老板闫林则个人资产在20个亿左右。闫坦承，20个亿说不上，8到9个亿倒是有的。 新世纪大酒店三楼，穿过两道厚重的铁门再向前走，在身后传出“哐当、哐当”两声自动锁门声之后，周围安静下来。在楼道尽头一间明亮开阔的办公室，闫林则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精神依旧饱满。只是，蜷缩在长约四五米的宽大豪华的办公桌背后，个头不高、原本瘦削的他显得更为干枯、矮小。寒暄过后，闫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这次煤炭资源整合，不现实。” 闫说，一刀切的整合，会浪费大量资源，很多小煤矿之间由于采空区的存在，无法连成片，形不成规模；整合以后，关掉的煤矿，资源白白浪费了；不关掉的，和原来一样，还是“你挖你的，我挖我的”；而且由于储量还是原来那么大，不是每个矿都能够提高产能。 鸭舌帽，白衬衣，灰色西装，加之浑厚的嗓音，如果没有看到他脚上那双与周身装扮极不协调的白袜子与塑胶拖鞋，那么，闫林则完全是一个旧式海派大佬的形象。 由于一周要做两次透析，心脏又安装了起搏器，胃与胆囊也做了全部切除，出行不便的闫林则专门购入了透析机，并雇佣了数名护士为他服务。 面色暗灰的闫林则很是不满地说，有人说煤老板都是黑心老板，他不能接受。他的财富，挣得不容易，而且这些年里担惊受怕无数。 点燃一根“黄鹤楼”，猛吸上一口，闫林则望着窗外叹口气说，一旦矿上开工，这一天24小时是绝对不敢关机的，电池总是充得满满的。晚上，电话铃声一响就会惊出一身冷汗；而且各种关节需要打点，各种敲诈、勒索不计其数，他的院子里先后多次被扔进炸药包，窗户玻璃不知道被砸烂过多少次。 闫林则说，当煤老板的日子，他过得颇为辛苦，与在太原、北京遥控指挥的那些煤老板不同，他总是坐镇一线。 “到现在，我在银行没有一分贷款，都是拿自己的钱来投资。你信不信？”闫林则的第一桶金源于他对一个村办砖厂的承包，而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累积，则要追溯到后来他对梭峪村集体煤矿的承包和买断，就是后来的技咨煤矿。 1992年，入党12年的闫林则通过走街串巷卖爆米花，已积攒了几万块钱，与老婆闫桂英商量后，从村委会承包了这座煤矿。1996年，由于生意不错，在煤矿承包期尚未结束时，他将煤矿全额买断。从1992年到2005年，率先迈出步伐的闫林则，最终赚得个盆满钵满。 “1993年正式开采时，一吨煤17块钱，后来一路猛涨，最后涨到1000多块钱一吨。但2005年以后，煤炭价格上去了，产量却不高。煤炭政策开始不稳定，关停整顿越来越多，基本上我就不挣钱了。”闫林则说。 从2003年起，大量小煤窑在古交扎堆出现，煤矿转手价格被盲目炒高，闫林则耐不住寂寞，出手购入了汾河边上的两个煤矿——会立二矿和黄达矿，转让费用总计4000多万。未曾料想，这个原本可以赚钱的营生，因为政策性变动，闫林则几近血本无归。 两座煤矿刚刚投产，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大浪汹涌而来。2009年5月，进入重组准备阶段的古交煤管局，率先将汾河边上污染较重的煤矿关了三家，其中就有闫林则的上述两个煤矿。 “政府除了退回当时我上交的资源价款，每个矿只赔了500万，所有机械设备不准撤出，煤管局没有通知就提前断电，我所有的设备全泡在水里了。这两个矿的损失，加上技咨煤矿被大同煤炭集团低价重组，我净亏两个亿。”
虽然亏了很多，“心里不开心”，但想到煤矿被整体收编后，自己也就此退出这一行，闫林则觉得倒也是件好事。 与闫林则的看得开比起来，张利华现在处于焦头烂额之中。这段时间，张利华和他的伙伴们不断走访，打探整合重组的消息，每天很晚才回家。每每回到家中，老婆孩子不断地追问，尤其是看到被娇惯的小儿子一点点懂事，他的压力陡然加大。 18岁涉足煤炭行业，39岁的张利华已经与煤打了22年的交道。从统计到会计，再到副矿长、矿长，他从未离开过煤矿。他对吕梁地区的煤炭行业了解甚深，也曾在煤矿经营上多次出手，均收获颇丰，但无可奈何的是，这一次，他开始遇到“麻烦”了。 早在1994年，已经在矿上做了好几年财务的张利华，深感知识的匮乏，曾在孝义市乡镇企业专修学院上了两年半的学，专门进修了企业管理知识，并希望以财务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张利华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是，财务不能只是核算一下企业成本、给工人发一下工资就完了，而应真正地介入到企业管理之中去，用财务的杠杆来指挥生产。比如，这个月为什么花多了，那个月为什么花少了，要从财务上去分析，然后对症下药，进行管理科目上的调整，这样一来，财务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实践过程中，张利华深感捉襟见肘：矿工素质提不上去，不成系统，他们也不配合，想要的相关资料收集不上来。“所以，我的这个实践失败了。” 碰壁之后的张利华于1996年第一次转行，开始在一个私营煤矿做副矿长，四年后当上了矿长。 2003年，张利华第二次转型，在私营煤矿专事外部沟通，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不再直接管理生产。“比如人家来检查了，矿上得配合，需要提供什么资料，这些都由我来做。” 2005年初，思忖再三的张利华不甘心，再度出手与朋友合资2.8亿元在孝义市郊买下一座煤矿——南尾沟煤矿。其中，他个人出资高达40%，出任矿长。但从北京奥运会前的2008年6月停工迄今，这座煤矿歇业已经一年半了。 怎料想，屋漏偏逢连夜雨。 等待复工的消息中，南尾沟煤矿与山西大大小小几千家煤矿一道，随即再度被裹挟进资源整合大潮之中。张利华和他的朋友也将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 最近，有关南尾沟煤矿的资产评估及重组方案即将落定，该矿最终将被红旗矿务局整合收编，张利华对此牢骚满腹。 中等身材的他，一席深蓝色中山装，黑皮鞋，白袜子，说起话来干脆直爽，握手结实有力，走起路来步履匆匆，不经意间展露出来的戒指硕大而夺目??一副典型的山西煤老板形象。 虽然也理解政府对小煤窑调整的苦衷与无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煤老板实在是太亏了：一是前期的设备投入被官方严重低估了；二是对于资源价款的偿付额度，他始终认为需要“再乘以一个利润的系数”；三是南尾沟煤矿即将被整合收编到红旗矿务局，失去控股权、决定权后，自己的未来显得那么渺茫。 南都周刊记者曾在孝义地区的新阳煤矿调查采访。这家员工超过5000人、年产600万吨的国有大矿，隶属于汾西矿业集团，此次煤炭行业调整对新阳矿并未波及。只是，最近一段时间，矿里陆续抽调了不少技术和管理人员外出，就汾西矿业集团整合收编的周边小矿提出技术性改造建议。 9月9日上午10点，新阳煤矿办公楼。矿长赵有生急匆匆下楼准备外出开会，会议的内容恰与整合重组有关。赵有生说，他能够理解煤老板的抱怨和不合作，新阳煤矿也在为之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根据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架构设计，国有企业收编单井产能低于90万吨的小煤矿后，在新组建的企业中，国有股比例应不少于51%，而煤老板持股应小于49%。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煤矿是由七个煤老板来投资的话，那么，平均下来，每个煤老板的股份只有7%。 “你说，这还有啥意思？”张利华仰面慨叹。“红旗矿务局运作40年了，我就没有见它盈利过。国进民退、资源重组，我看是国家不喜欢我们民营经济了，把我们付了资源价款的煤、把我们的设备都入了股。到最后人家股权一稀释，一切就都交公了。” “你收走了我的企业，我到你新公司挖走我的煤，为什么不可以？我不要你那49%的股份。这是我的想法，也能代表大多数煤老板的意见，但是，人家不同意。”张利华说，如果政府不给煤老板更多可选项，而是一刀切地重组，那么孝义的煤老板100%反对，方案注定要流产。 张利华认识不少圈中老板，有些人是多年前买到的煤矿，钱已赚足，即便这次重组补偿低了，“无非多赚少赚而已”，没有太大意见。真正“赔掉脑袋的”，是那些通过贷款、融资，刚刚建成矿井就被叫停、参与重组的煤老板。“刚把房子建成，就要被拆掉。” 矿难频发的山西小煤窑，总是引得媒体关注，但每次事故出现后，在责任认定环节，几乎总会将地方官员拖下水。对此，张利华觉得，如果仅从安全角度来说，小煤窑重组是合理的，他也理解。 “说老实话，人家大领导见都没见过我们一次，连根烟都没抽上咱的，这个黑锅你为什么让人家背？人家辛辛苦苦也不容易，你一个不小心，把人家一辈子的前途都毁了。” 
“我们是待嫁的老姑娘” 与众多行将退幕的煤老板相比，山西金晖万峰煤矿董事长李生贵，是相对幸运的一个。 孝义唯一存留的两家民营煤矿，金晖万峰即为其中的一家。本轮“国进民退”，对李生贵这座储量8000万吨、设计年产能120万吨的煤矿来讲，没有带来实质性冲击。 2003年，李生贵与兖州矿业集团达成合作意向，按照当时政策标准，兖矿占股51%，李生贵占49%，随后进入实施环节。但到了2004年，山西出台一个文件解释：省外国企退出，兖矿回归山东，金晖万峰私有化。 47岁的田士云，从他的父辈开始即以煤为生，来孝义之前的30年间，他从矿工做起，在兖矿一直做到副总。现在的田士云是金晖万峰煤矿的总经理。 以“花园式矿井”标准兴建的金晖万峰煤矿尚未投产，直到现在还处于建设之中，但井下和地面建筑已经完成了90%，待基建内容全部落定后，可获批开工。“老实说，如果这个矿粗放一点操作，早就出煤了，李生贵比较谨慎。”田士云说。 李生贵的煤矿貌似波澜不惊，但山西大多数煤老板则不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像闫林则、张利华一样——被动式重组。 福建商人李春林便是如此。 李春林的煤矿位于孝义市郊的杜村，即将被汾西矿业集团整合收编。 从2001年进入孝义，李春林的事业可谓风生水起。几年来，煤炭行业几次政策性调整虽曾让他付出些许成本，但均未伤及重大利益。 怎奈何，深度调整接连不断，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在灾难性事故不断发生的大背景下，这一次的资源整合，力度更为大刀阔斧：依照文件精神，要想留下来，要么将单井产能提高到90万吨以上，要么同意重组方案，被国有大矿收编。 李春林认为，摆明的是两条路，其实只有一条，提升产能是不现实的：产能与储量直接挂钩，储量不够，投入再多成本，也达不到要求，“只有一桶水，你换上一个直径一米的龙头也没用”。目前，在这唯一的路径上，有关资源价款的退缴比率，煤老板与政府存在不同想法。 “我们就是待嫁的老姑娘，人家只给这么多嫁妆，不嫁也得嫁”。孝义市新建路261号、能源大酒店五楼的一个包厢里，李春林丧气地说。 资源重组，他早就听说了，没想到的是，最终被国有大矿收购。当初觉得，资源整合无非几个相邻私营煤矿之间相互购并。“这一招来得很突然。” 最近半年，朱继忠也颇为焦灼。作为孝义市煤管局工会主席，他深知改革之难。“孝义是全国百强县，在山西更居百强县之首，但你可知道，孝义到底是靠什么‘强’起来的？” 朱继忠介绍，山西全省的煤炭资源整合，在数量上，要从2500座减少到1000座，吕梁地区要从350座压缩到100座，而吕梁地区孝义市，则由100座调整到12座。日前，孝义的重组方案已上报山西省政府并获得批准，大致架构已经清晰：留下来的12座煤矿，10座为国有控股，2座为民营主体。 记者了解到，山西诸多县市已将意向性协议签了，却留下一条尾巴，即补充协议，在具体细节上，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9月14日，宁武县煤矿工业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宁武共有煤矿63个，整合的目标是24个，截至当日签约的煤矿只有可怜的两个。 同吕梁等晋南地区不同，宁武目前的煤老板大多是2007年后接手的外地投资者。据了解，其中来自浙江的大概占七成，福建人占一成，资金多数来自集资，有些煤矿一共只有1亿投资，股东却是来自几个村的2000多人。 “从春节到现在，我一天好觉都没睡过。”上述负责人说，“很多人从拿到许可证到现在，一天工都没开过。整个山西省，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卖掉煤矿的煤老板拿到过一分现钱。据我所知，号称已经全部签约的大同某县，据说都属于‘强按手印’，煤老板根本不认。我现在天天求着这些煤老板，但还是没法达成协议。” 煤老板们还在就补充协议的细节讨价还价。陈春林的资源价款是2005年上交的，当时市价为1.8元/吨，现在涨到了7.6元/吨。于是，李春林坚持认为，政府在做资源价款补偿时，如果按照四年前的1.8元/吨来退付，他是不能接受的。 略有不同的是，同样身为煤老板的闫林则虽有意见，但最终还是摆出了一个无所谓的姿态。“我和其他煤老板想的不一样，这样一来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从此我不用再这么操心了。” 新世纪大酒店，目送记者走出办公室时，略显老态的闫林则说，煤炭价格翻了三番，资源价款补偿理应也翻三番，但现在只按1.5倍标准走，没得选择。闫林则直言，煤老板不团结，反对意见再多，也成不了气候。 据讲述，古交乃至太原地区有关重组问题开会无数，闫林则曾代表煤老板几次在会上发言，最终发现“作用不大”，也便不再继续主张。 “有些煤老板身后并不干净，偷税漏税什么都有，背地里各种意见滔滔不绝，一到有领导在场的大会上，大气都不敢喘。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万一领导一动怒，你重组评估得的那些钱，还不够你追缴罚款的。”闫林则说。 尴尬万端的，不止这些煤老板。 古交煤管局局长冯跃宇的感受是有代表性的。冯说，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煤矿重组进度，应对上级压力;一方面还要面对上百号煤老板各种各样的批评与责难。“这段时间，伤透了脑筋。” 煤企重组大事记 1999年底山西全省办理了采矿登记的各类煤矿共有5831座，其中，43.2%为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而那些未统计到的星罗棋布的“黑煤窑”，规模多在年产万吨以下。 2004年“煤炭产权改革”成为山西煤炭生产历史上产业调整的分水岭。这一年，山西全省同时关闭了4000多座非法煤矿，并将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彻底淘汰，试图通过资源整合遏制频发的矿难。从此，山西开始了煤矿资源整合的“持久战”。 2006 年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淘汰关闭核定生产能力9万吨/年以下的煤矿。据业内人士回忆，这次是山西“煤老板”们经历的第一次具有强制意味的整合，整合的主体是规模达到30万吨以上的煤矿。同时，整合后的煤矿从此需要交纳“采矿权价款”，焦煤3.80元/吨，动力煤1.50元 /吨。 2008年山西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10年全省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2009 年4月上述《意见》刚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山西省再度提高目标门槛。《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全力推进山西煤炭产业整合：到2011年，山西全省煤炭矿井总数由2598座减少到1000座，到2015年减到800座，原则上企业规模不得低于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不低于 90万吨，保留矿井要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2009年8月国家安监总局等14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申力争到“十一五”期末（2010年）把全国小煤矿数量控制在1万座以内。 煤老板辞典 
“悍马车队”、“豪华婚礼”、“买群楼”、“豪赌”、“二奶”......在与煤老板相关的报道中，这些负面的关键词随处可见。“煤老板”缘何会演变为公众眼中的一个语义复杂的称呼？让我们集合与煤老板相关的词汇，来看看社会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大众化解读。文·牛思远 陈小向 kuàng nàn 矿 难 释义：指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发生的各类灾难，包括瓦斯爆炸、透水事故、矿井塌方等。因私人小煤矿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并未进行系统的安全监管，导致近年矿难事故频发，尤以山西为甚。 案例：2008年9月8日，山西襄汾发生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造成265人遇难，1000多人受灾。事故直接原因是非法矿主违法生产、尾矿库超储导致溃坝。该事故直接导致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今年2月22日的山西屯兰煤矿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政府对全国煤矿进行安全大检查，山西省开始全面治理小煤矿。 点评：有些煤老板的心比采出来的煤炭还黑。
记者争先恐后赶往出事煤矿，不过不是为了去采访真相，而是去领取“封口费” fēng kǒu fèi 封 口费 释义：当事人通过给知情人以现金或物品等好处，以换取其对某些已经知晓的事情不做声张或闭口，给知情人的这个好处就是封口费。 案例：2008年9月20日，山西干河煤矿发生一名矿工死亡事故。记者争先恐后赶往出事煤矿，不过不是为了去采访真相，而是去领取“封口费”，少则上千，多则几万。煤矿方面称,领取“封口费”的记者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不乏“假记者”，而且发放持续了数日。直到被《西部时报》戴骁军揭发，公众才真正确证煤矿事故中的封口费现象的存在。 点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耻辱，也是顽疾。 hàn mǎ 悍 马 释义：悍马（Hummer）是世界上性能最优秀的越野车品牌，由于功率强大，其油耗和开支也非一般民众所能承受，在中国一辆悍马价值超过百万，是奢侈品的代名词之一。 案例：山西煤老板座驾以奔驰、宝马为多，为了方便跑山路一般煤老板还同时配有越野车。豪华车在山西的具体分布是太原以奔驰、宝马居多；大同以宝马、凯迪拉克为多；吕梁、孝义流行悍马；灵石、临汾一带则以宾利为主。而类似煤老板为子女举办的豪华婚礼场中，悍马、林肯、奔驰、法拉利等豪车聚会场景，更是平常事。 点评：开自己的豪车，让别人呼吸尾气去吧。 bào fā hù 暴 发 户 释义：多指本身欠缺文化，依靠运气和各种投机手段，通过便捷的途径获取巨额意外所得，从而迅速致富的一类富人。 新闻：早在2005年，《南方周末》一篇“山西煤老板发家史”就为我们展现了山西煤炭大亨张新明家族的暴富历程。这个此前20多年都住在窑洞里的农民家族，在2002年煤炭需求剧增之后一夜暴富。2004年，他们以13亿元身家位列《新财富》的内地富豪榜第112名，到了2005年，张氏家族资产已经是 29.9亿元，名次迅速攀升至第37 位。 点评：倒卖稀有资源永远是快速致富的途径，中国老被几大铁矿商欺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hēi sè GDP 黑色GDP 释义：现在提倡绿色GDP、循环经济，黑色GDP恰好与之对立，指过分追求经济数据和经济利益而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把对环境的破坏、对公众健康的损害等置之不顾。 案例：8月25日媒体报道山西GDP负增长，反而受到了国家统计局的褒奖。在负增长的背后，人们看到的不是山西省经济的停滞不前，而是包括整顿煤矿、关闭重污染企业、降低能耗的大动作，而这恰恰应该是经济未来发展的真实动力。 点评：唯有对黑说不，才有矿工的安宁，才有碧水蓝天。 háo dǔ 豪 赌 释义：把巨资当成小赌注进行赌博，准入门槛高，参与者基本都是家底雄厚的各式老板或身握大权的官场败类。 案例：今年3月15日，云南曲靖煤老板程长伟因“一局麻将豪赌400万元”而被判入狱3年。在程开设的赌场内，参赌人员都是身家不菲的煤（矿）老板。警方调查后认定的涉案金额是3000万元。程长伟开赌场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赌博获取某些公司的股权，从而达到控制这些企业的目的；二是在赌桌上与个别握有实权的公务员“联络感情”。 点评：没有书本文化，不代表不懂官场文化、厚黑文化。 gòu fáng tuán 购房 团 释义：团购在房地产行业的另一种体现，并没有明显的组织色彩，成员之间多为相互熟悉的朋友。温州炒房团，煤老板购房团一定程度上都推动了大城市房价上涨。 案例：2005年9月到11月，建外SOHO销售额接近10亿元，这其中一半是山西煤老板买单，他们当中最多的一位一次性买房12套，耗资6600万。 2006年2月，一支由约30名身家号称5000万元的山西煤老板组成的购房团，高调进入上海看房。《房地产时报》一则“山西购房团寻找上海中环线内每平方米8000元以上新楼盘”的头版广告颇为醒目。今年上半年，SOHO中国四成以上的项目被煤矿主买走。 点评：钱多也烦恼：存银行不划算，买股票不靠谱，也只有买房玩票了。 
féi jī 肥鸡 释义：味道肥美的鸡，引申为被忽悠被轻易宰一刀的主，类似有钱的“菜鸟”。如今特指山西省外尤其是港台古玩交易商对部分山西煤老板收藏家的称谓。 案例：6月23日，没多做宣传的首届太原国际古玩艺术博览会火爆异常，就连此前只在北京、上海露过面的全球最大拍卖行苏富比也破例出席。不过，吸引他们不是山西老收藏家，而是财力雄厚的煤老板。这些刚入门者迷信古董买卖充满暴利，却又缺乏眼光，成了最好忽悠的“肥鸡”。 点评：人傻、钱多、速来。 wén máng 文盲 释义：本意为不识字的人，现在对文盲的定义已超越识字的基础，而是看一个人有没有思想和修养、能否很好地理解文化等。 案例：2009年2月4日，媒体报道陕北府谷聘请7位民营企业家从政担任县长助理，其中六名为“煤老板”。公示材料显示，四人中两人为高中文化，一人为初中文化，另一人的文化程度没有描述。而据神木县政府机关一名工作人员说，每年年终到他那里填报表的“煤老板”中，能顺利把报表填完的为极少数，“文盲半文盲”占了多数。 点评： “煤文化” ，“没文化”，很贴切。 
má dài nǚ 麻袋女 释义：今年四五月份，一个山西煤矿主之女手提一麻袋现金逛上海车展炫耀而爆红网络。如今，与“晕机女”、“烧钱女”等一起成为喜欢炫富的“富二代”代表之一。 案例：这位90后女生在上海车展请一位参观者帮忙拍照，拍完后女子打开装满了100元大钞的麻袋，随便掏出一把钞票作为酬谢。此女视频随后被好事者上传网络，迅速走红。人肉搜索之后，网友发现她是山西煤老板之女。“麻袋女”在博客上如此炫耀自己的举动：这是我尊重别人的服务，人家帮忙，付点钱怎么了？你们不舍得我不管，我有钱我大方我就付了。 点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无德儿混蛋？ bāo èr nǎi 包二奶 释义：19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港台人士来内地投资，他们带来资本的同时，也带来了“金屋藏娇”的新生活方式，很多商人在内地都包养一个小老婆，俗称“二奶”。发展到今天，新富的煤老板成了更有名的继任者。 案例：近几年来，人们谈起山西的煤老板，无不想到他们挥金如土，腰缠万贯，开悍马，买群楼，包“二奶”。去年12月有煤老板二奶出来自述被包养的生活，诉说煤老板没有文化没有良心，同甘共苦多年的原妻离婚不成的情况下，仍明目张胆地包养二奶。瞬间暴富的煤老板大多都有自己的“小蜜”或“二奶”，有的甚至明的暗的四五个。
张子玉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事煤矿生意，到如今转型开加油站和开发房地产，并计划在今年开发一家生态酒店。
从事多年煤焦生意的李秋娥，三年前开始转型投资菌类食品加工，成为远近闻名的“蘑菇大王”。 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领域，煤老板注定只能是一个历史过客，转型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只是这一次山西下定了决心要加速这一进程。离开这块熟悉的“黑金”后，煤老板们该何去何从，他们所携带的巨资又会在哪里重新找到燃烧点？转型是个痛苦的抉择，更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从这个月开始，张子玉就要和煤老板的身份彻底说再见了。 在山西吕梁离石区8月开的政府协调会上，当着在座30多个离石煤老板的面，张子玉第一个站起来明确表态：不干了。他的煤矿将作为实物股份，并入离石的另一家民营煤企——东江煤业集团，合伙经营后的新企业里，张子玉的股份占49%。 在此之前，张子玉手里一共有四家煤矿，三个在离石，一个在临县，鼎盛时员工超过2000人。在过去几个月，张子玉把它们全部卖掉了。其中一个卖给了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两个卖给了山西大土河焦化，最后的一个则入股了东江煤业。 毫无疑问，张子玉是此次兼并重组中表现最积极的煤老板之一。尽管根据《山西省煤炭企业重组规划》，8月底,山西各地市应全部完成兼并重组的协议签订工作，但截至9月4日，离石总共37座煤矿中只有16家签字画押，相当多的煤老板还在观望。 “去年春天我就预测到（整合）这件事了，这是政策，是无条件的，顶是顶不住的。不管想卖还是不想卖，最后结果是都要卖。”张子玉这样解释着他的决定：国家这次下了决心，以后没有煤老板这个词了。 手中有粮 心不慌 主动永远好过被动。张子玉转型的轻松自如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很早就正确地预判了形势，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适时将业务“分流”到其他行业，“鸡蛋”没有只放在煤炭这一个篮子里。 张子玉现在的身份是吕梁泰化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公司很好找，在离石几乎人人皆知，就在离石城南一家同样在他名下的加油站后面。这里也是他传奇发家史的起点。16年前，当时的糖烟酒公司司机张子玉下海经商，盘下了这家加油站，后来又进入煤矿开采业，最终成为离石数得上号的有钱人，连续几年都是山西省政协委员。 穿过加油站旁泥泞的小巷，就是泰化公司的大院，里面停了十几辆奔驰级的豪车，院子另一侧的铁栏后，则拴着几条高大的狼狗。这场景，多少还遗留着煤矿企业的影子。 记者见到张子玉的这一天，恰好是9月10日教师节，他很忙，要到自己租赁办学的泰化学校去给教师们讲话，要去教育局开会，还要接受当地电视台的采访。 泰化学校占地40亩,自2004年创办以来，张子玉已经前后投资了4000多万，解决了周边数个村子的义务教育问题，直到现在泰化公司每年还拿出30万元用来资助贫困生。在学校的演讲稿上，张子玉照例对教学提出了很多期望。 除了泰化学校，张子玉现在的资产还包括位于离石的8个加油站、一个油库，两个典当行，以及一个房地产公司。张子玉说，除了加油站和学校，其他的这些基本都是去年8月煤矿停工以后搞的。 最先搞的是典当行。张子玉说，煤矿关闭后，他意识到要开始转型了，考虑到很多煤老板急需典当资源盘活资金，于是当时“也没有经过什么慎重考虑”，只在电视上做了个广告，从20个应聘者里选了一个，便投资了典当行，好在经营还不错，不到一年，典当行现在已经有了两家，“账面资金已有4000万。” 接下来是建批发市场。先是搞了个建材市场，市场还没有建好，商铺就已经租售一空。于是张子玉又趁热打铁筹备针织品批发市场和家具市场，两个项目同样进展顺利，均将在年底开业。 有了建市场的经验，张子玉开始考虑进军房地产。因为自知风险很大，2008年10月，张子玉出去转了一圈，去山东考察那里煤老板转型的情况，去了五六个地方，回来后才下了决心。 人好找。张子玉招人有自己的考核标准，一是看人品，二是看技术。考察人品很简单，首先一条是招离石本地人，“离石不大，背景很容易了解清楚”，考察技术这一条则相对次要，所有新进人员都必须从底层干起，半年后再根据能力提拔。从吕梁建筑公司的下岗职工里招了两个经理、四个技术员后，泰化旗下的房地产项目“泰安小区”就这样开始立项了。 泰化从初创到现在，从没有过一分钱的贷款和负债，这是张子玉的商业理念：有多大做多大，有100万，就只做80万的事情。再说，房地产是预售，也不需要那么多启动资金。 在这个理念之下，张子玉把泰安小区的销售策略定位在主打性价比。这个地段同类房屋的售价是1550元/平方米，他就把售价定在了1350元，只便宜两百元却极大拉动了项目销售，项目刚刚封顶，8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就已销售一空。 有了底气的张子玉开始挑战更高的难度，这次他要挑战酒店。“离石的酒店高档的太贵，低档的太便宜，好多高档酒店比太原、北京都贵，低档的却只有十几块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有新的市场空间。”经过一圈考察后，张子玉决定在离石生态公园旁建一座“能代表吕梁形象”的生态酒店。 政府部门办事的速度很快。张子玉的案头摆着一份市政府关于建设生态酒店的批示，市委书记亲自关注了这个项目，认可他“建设吕梁形象”的理念，地已经批了，就在生态公园旁边，20亩。现在只等设计院的设计图纸讨论通过，酒店就可以开工。 生态酒店和商品房不同，张子玉估计，前期投入5000万元可能不够。不过他并不担心，因为如果卖煤矿的资金到账，自己手头就会有1亿元的活钱，因而这次他仍将坚持全部自己投入。至于记者提到金融危机带来的酒店业寒冬，张子玉根本不担心，“我们这里不是北京、上海，情况不一样。” 让张子玉有信心的还有他在离石的影响力。首先是人品。“我太太早年得了青光眼，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等于瞎了，但我结婚25年来从没找过二奶”。其次是他多年来积累的商业口碑，除了办学校，赞助学生，“离石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是我赞助的”，他觉得，有了这些，酒店不愁没有客源。 张子玉并不是离石最有钱的煤老板。他说，离石煤老板很多身家都有几个亿，但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一心向外——不是去了外地，就是去了外国，他很讨厌这样的做法，说自己虽然是平遥人，但“生是离石的人，死是离石的鬼”。他甚至为子女也规划了这样的未来，24岁的儿子已经从山西财大毕业，尽管想做公务员，但张子玉还是希望他来接自己的班。 张子玉下一步的打算是再开几家加油站，但都不出离石的范围。房地产公司如果做得顺利，也有可能会扩展到吕梁其他县市，但不会走出吕梁。之所以这样，除了恋家，也包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风险会很大”。
三年前就开始转型的李秋娥仍处于痛苦的磨合之中，她的转型之痛，一是被动的抉择，别无退路；二是跨度太大，原有的煤炭圈子灰飞烟灭，资金也就自然成了最头疼的问题。 同样有1亿的身家，同样在吕梁开过煤矿的李秋娥的转型，却远没有张子玉这样轻松自如。她不仅需要借钱，而且还借不到钱。同煤老板动辄宝马、悍马、宾利等豪车数辆相比，她的公司里最好的两辆车，也只不过是本田CR－V和别克。 早在2006年，李秋娥的煤焦厂就被吕梁下辖的汾阳市政府关闭，之后她转型成立了山宝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在自己老家的阳城村，当起了蘑菇大王。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对于推车卖东北小菜和开小饭馆出身的李秋娥夫妇来说，尽管这点苦算不了什么，钱却是个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煤焦厂的补助款还没完全到账，蘑菇厂前后投入就开支了近一亿，回报却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第一年不懂，种出的好蘑菇只卖10元一斤，品种差的只能卖两三块，一年下来，抛去开支，只挣了2000块。第二年，虽然情况好转，但也不尽如人意。 今年初，李秋娥下了决心，买专利上了一条蘑菇加工的生产线，可以生产蘑菇的罐头、速食小食品和营养品，设计年产量3500吨，自己的企业也成了华北地区食用菌加工的最大企业，自己的蘑菇不卖了，还收购别人的蘑菇，以备在秋交会上全面启动销售，不过此时流动资金却成了大问题。 眼看中秋节就要到了，这是小食品一年中销售最旺的季节，紧接着就是秋交会，李秋娥又希望公司产品一推出就能一炮打响，但这些都需要钱，只能看着干着急。 记者在一份李秋娥8月30日给汾阳政府的《发展情况汇报》上看到，山宝公司两条生产线的流动资金和生产基地扩展还需要4350万元，希望政府协助落实银行贷款和关闭煤焦厂的补助款。而据山宝公司总经理刘北鹏透露，真正的资金缺口可能有8000万元。 “资金是最大的问题。我不是没想过找煤老板融资。我在煤焦行业混了这么多年，认识的煤老板里有钱人多了，他们困难时我也帮过他们，可现在需要帮助时就一个也找不到了——他们看不上种蘑菇，觉得回报太慢，都不愿意投资。”李秋娥抱怨道。 煤老板朋友帮忙没指望，想向银行贷款也碰了一鼻子灰。“按理说我们有500亩的大棚，一个亿的固定资产，拿来做抵押还贷不到款？可实际上就是贷不到，银行就不贷给我们。”刘北鹏语气中很无奈。 李秋娥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小额贷款公司，但是她没有融过资，对小额贷款也是一窍不通。“我现在对采访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你们的宣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接受采访，不然就算了。”从记者联系采访开始，她一直都在和记者“讨价还价”。 作为一个名声在外的转型煤老板，李秋娥几乎每天都要应付记者和各种评比，去年底一个记者做完采访，要求她给报销1万元的差旅费，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老老实实地给了，但那人转头又来要更多，李秋娥只好说，公司真的没钱。 烦恼远不止这些。8月24日晚上，汾阳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尽管有防洪堤，公司上下所有人也都到了抢险第一线，但大部分的大棚还是被淹了，损失了几百万元，虽然上了保险，但李秋娥并没抱指望：“估计赔偿数额也就是杯水车薪。” 办销售许可证的过程也远比想象中复杂。质监部门的人几次说来验收，却一直未来，“据说是主管的两个部门的处长闹别扭”。记者采访的那天是李秋娥的心理最后界限——如果第二天再不来验收，就赶不上秋交会上的销售了。当天，李秋娥一大早就坐车去了太原公关，下午人还没回来，就传来两个坏消息：一是质监部门的人明天还来不了，估计要下周；二是李秋娥在回来的路上老胃病又犯了，人被直接送去了医院。 李秋娥第二次坐到记者面前时，脸还是黄的。不过，这次她身边多了一位贵宾——汾阳分管新农村建设的市领导，领导验过记者身份后，用地方话对她说“反正不要钱，就聊聊吧”，她这才开始放心讲述。 “种蘑菇太复杂，就像养小孩。”李秋娥说公司花费了10万元提供免费培训，带动了周边1000多户农民一起种蘑菇，但产品还是供不上。公司150多个员工几乎都来自本村和附近的村子，因为条件差，“外地人来了留不住”，而同样无奈的是，即便是本地工人也难办——他们大多原本是煤焦工人，对种蘑菇既不感兴趣，也不开窍，“外地人来了拼命学，学会就走人，本地人是白学还不想学，学也学不会”。 这就让原料供应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李秋娥一直叮嘱记者一定要帮忙发布一个消息：“山宝愿意无偿提供大棚，并以优惠价收购种出来的蘑菇。”李秋娥在汾阳市区的黄金地段还有一块70多亩的地，但她并不打算做房地产，而是想在那里建设一个蘑菇交易市场，部分解决原料供应的问题。除此之外，她在南通看到好多加工蘑菇剩下的边角料，觉得也可以买回来用。 李秋娥的困境，并不是煤老板转型农业过程中的特例。吕梁新闻办副主任彭斌对记者说，柳林县做红枣精华素的车安奎情况更糟糕，产品研发上好像出了些问题，公司从2006年挂牌到现在，都还没有量产。而在汾阳南边的孝义市，煤老板郭连生投巨资打造的田源阳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曾被视为当地经济转型的典范，却在两起两落后，去年不得不关门歇业。? 李秋娥办公室书架的角落里放着一幅“奋斗”字样的条幅，但已落满灰尘，废弃不用。现在，她的桌前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天道酬勤”。 最好的时光已经远去 当第一批煤老板赚得盆满钵丰、风光抽身时，煤老板的黄金时期也早已随之远去——随着国家对煤炭行业监管、整顿力度更甚，政策收紧之下，迟到的接盘者还没来得及收回成本，谢幕的大帘就已经拉开——游戏结束，请离场。 但无论是张子玉还是李秋娥考虑的问题，对于忻州市宁武县的众多煤老板们来说，都还为时过早：巨额投资的煤矿甚至还没过一天工，就被宣告要清场。 来自宁武市郊的李老板就是众多一天工都没开的倒霉鬼之一。老家在温州的他手里拿了村里500多人的集资来到宁武，刚办完手续，却听说自己的矿由于不足0.8公里，属于被炸掉之列。 李老板一下子毛了，“我们的矿属于斜井，算起来面积1.5平方公里都不止！”好说歹说，终于不用炸了，但矿井仍然不能生产，每天还要花钱维护，每天净亏1万元。现在又赶上了这次兼并重组。他说，国家提出的兼并重组价格，等于是1块钱买了个茶杯，一天都没用过，现在就要7毛钱收走。 “这是逼着我们自杀啊！”据他介绍，忻州有一个开报喜鸟连锁店的老板同时也经营煤矿，整天愁眉苦脸，结果前两天吃饭突然钻到桌子底下不行了，没等送到太原就死了。而另一位因煤矿面积不足0.8公里矿井被炸的同乡，每天就是蹲在矿井那里哭。 在宁武县经营煤炭贸易多年的小关告诉记者，2007年前那一拨在山西挣到钱的煤老板早就走了，有些去了甘肃、内蒙、宁夏继续搞矿，其中相当一部分老板来自温州水头镇，他们转型后大多去做皮具，要不就是去上海搞房地产了。现在的煤老板跟原来买悍马炫富的那些人早就不是一回事了。 远在2000公里的温州，此次感受到的冲击似乎比山西本地还大。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从2003年起，温州资本就开始进入山西煤矿，温州煤老板最高峰时曾占到山西的60%，2007年有一部分资本抽身退出，但至少还有一半留在山西。这一轮兼并重组开始后，很多资本开始回流到温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1-3月，温州的存款从2000亿暴涨到4000亿，而这些钱，最后很多都流向了地产和股市。 在中国煤炭市场研究专家李朝林看来，这次兼并重组的性质和手段都与当年的“公私合营”相差无几，民营煤企不愿入股的原因还是因为利润没有保障。 他认为，现在煤老板们不愿签协议的原因，一是价格，二是担心那是空头支票。至于煤老板转型影响股市、楼市的担忧，则完全是杞人忧天，“满打满算就几千亿资金，就算全部投入到北京，以北京现在的楼价，能买多少楼？” 李朝林认为，现在山西的煤老板已经与当年那批不同，他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参股煤矿也经过深思熟虑，这一轮兼并整合后，更多的煤老板可能会选择从生产型转向贸易型，也可能会有些做电子商务和期货，甚至有煤企会走出国门，去澳大利亚、蒙古、俄罗斯拿矿，参与国际竞争，真正会离开煤炭行业的资本，并不一定很多。 记者来到山西省发改委和煤炭工业厅，希望了解煤老板转型的情况，均被拒绝。但在政府方面看来，价格不公的问题并不存在。9月12日，山西省煤炭厅官员就小煤矿“贱卖”一事表态说，“赔本卖矿”是煤矿主间多次私下倒卖所致，让国家以市场价去收购小煤矿，并不合理。 据银行业人士估计，目前山西省民间煤炭老板手中至少有4000亿游资在寻找投资出路。在山西省政府上月出台的《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中，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公路、铁路、桥梁、城建、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公交、燃气等市政公用设施领域，这些会是煤老板的新出路吗？ 至少从目前看来，煤老板惜别的衣袖，还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黑金帝国的子民们 数千个煤矿关闭停工，将使得栖身其间谋生的数以万计的煤矿职工与外来民工的命运面临选择；不但当地财政会失去一块肥沃养料、当地民众的经济生活也要进行一次艰难的转型。偏僻的双池镇只是一个缩影。
此前，小店一天平均能卖出四五百元的商品，但现在一个月也仅能赚出个房租来。一年4000块钱的房租，对于现在惨淡的营业状况而言，已是一种压力。他给自己排了时间表：再观望半年，如果生意还没有起色，他就回到老家去。 双池镇主干大街，长约两公里，路面齐整，行人不多。大街两侧，店面林立，但大多数已经停业，不少门脸外，赫然挂上了转让的标牌，或者直接贴了张打印的告示在玻璃窗上，上面粗粗写上了租金要求和店主的联络。 曾经人流如织、人声嘈杂的双池大酒店，一年来，生意冷清，现在每天的营收不到一年前的五分之一，在这里，服务员的数量，比客人还要多。因为没有生意，酒店门外原本密密麻麻停靠的黑出租，现在也仅有几辆还在百无聊赖地等客。蒙蒙细雨中，他们挤进一辆车子，一边吸烟，一边耍起纸牌来。 幽怨的村民 双池镇距吕梁市交口县城，直线距离不过60公里，由于交口深居吕梁山区，这60公里的路程，大巴车往往会艰难行进近2个小时。交口的支柱产业是煤炭，而煤炭的主产区在双池，双池镇最大、最集中的煤矿则在蔡家沟。 在“黑口子”遍地的交口县，蔡家沟煤矿是双池镇最大的“明口子”，六证齐全。此前该矿隶属于蔡家沟村委会，后被煤老板陈勇相中。陈勇从村委会承包下了这个集体煤矿后，将旧有的集体矿井关停，重新选址并投资兴建目前这个新井，现在新井已经运行了七八年。 蔡家沟有七百多口人，大多数倚赖煤矿获得收入，他们或在井上做后勤，或在井下做管理，还有一些则从事与煤矿相关的衍生生意，比如煤炭运输和出租车。在双池镇，尤其在蔡家沟，运输也是养家的一个手段。 在承包协议里，村委会与煤老板明确了补偿款的发放细节，即便在蔡家沟煤矿停业的这一年多里，每个村民每年2500元的补偿款已得到落实，但村民们还是十分担心，尤其是煤矿在奥运会前停工一年多后，又迎来重组改制的风浪，如果煤矿通过买断的方式，煤老板拍拍屁股走人了，“我们的未来怎么办？”现在，村里赋闲的村民比往常更多了，而且每有村民聚集聊天，话题总会被延展至煤矿关停这一政策上来。 据村民介绍，大大小小的煤矿，在蔡家沟地下毫无规则地私采滥挖，两家煤矿之间甚至打通，矿工在井下互相偷对方的镐头、设备。而且小煤窑越界掏到了村子下面，已造成地面塌陷，村民的房子裂了，田地塌了，到现在，还没一个煤老板肯认账。村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煤老板一走，村民不但没工作做，资源也没了，地也不能种，靠什么生活？ 有人告知，以前村民在地下打个二十来米的井就有水，现在挖煤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煤老板投资百万给村上打了个深井，这才喝上水，“可煤老板一走，这么昂贵的设备，随便一个水泵坏掉，就是几十万，谁负担得起？” 焦虑游走的外来工 刘继成在蔡家沟煤矿工作了四五年时间，直到现在，挖煤虽然不能展开，但井下照明和其他用电却不能停，尤其是排水和鼓风，否则瓦斯积聚，后果不堪设想。正因此，作为电工，虽然现在收入打了八折，但他依旧能够维持工作。可类似刘继成这样的维护工人，在这个原本上千号矿工的蔡家沟煤矿上，现在总共需要的，不过四五十人而已。 赵继成说，一年前，租住在村里的外来工起码得100多号人，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了，“停工一年，该走的，都走了。” 以前村上的小卖部、理发店、诊所生意红火，现在很多收入都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一。 47岁的薛保朝现在已是半个蔡家沟村民了，早在1988年他就来到蔡家沟村。他从河南孟津县马屯乡和贯坡村到交口县“扣砖坯子”、“烧砖”，经过多次择业，最后落定在蔡家沟煤矿。 在最近十几年里，薛保朝的工作性质从未变动过，他是挖煤工。黑口子、明口子都干过。但现在，为了糊口，又不想离开蔡家沟，他不得不为村上打些零工，比如倒垃圾、装运土石之类。薛保朝说，在老家挣钱不好挣，也知道挖煤辛苦、危险，但自己没有别的手艺，挖煤比干别的来钱快，尤其这两年，在井下挖一平车煤，矿工可以得14块钱。“早上下井吃得饱饱的，中午舍不得上来，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多再上来吃饭，这么一来，每天都能有200多块钱的收入。” “现在所有的煤矿都停了，想挖煤也挖不了了。我搞不清楚，煤矿改制以后，矿上是不是全部要上正规军了？还要不要我们农民工了？”薛保朝十分忐忑。 这种忐忑有迹可循。据记者了解，国有大矿对矿工的吸纳，遵循严格标准，对招工时间、采集地点、人群特征等都有相关苛刻条款。另外，新员工入职后不但要有岗前培训，还要经过多重考核、实习达标后，方可下井。这也意味着，缺乏职业技能和安全防范培训的农民工，是很难进入正规大矿的。 尽管如此，与大多数村民和薛保朝一样，来自甘肃武都县石门乡上沟村的农民宋俊成还是一直心存侥幸地盼望附近煤矿能够快点开工。49岁的宋俊成来到蔡家沟村已经8年了，而最开始通过老乡引荐下井挖煤则是在1999年的朱家岭煤矿，后来他来到了蔡家沟，并乐此不疲。“山西这地方，钱好挣，像我们老家，你干上一天，最多十来块钱，在这里，只要能吃苦，一天一百多块钱，还算是少的。” 通过挖煤，宋俊成每年都能攒些收入拿回家去。他仅有的一个女儿正在老家上高中，妻子偶尔出来在理发店打打工，大部分时间在家务农。 蔡家沟煤矿的停业和重组，已经让大量如宋俊成、薛保朝这类的农民工返乡或奔赴内蒙古等地继续挖煤，而宋俊成和薛保朝却依旧滞留在村庄里，他们内心怀有热望。 尴尬的村支书 交口县煤炭行业重组的消息，蔡何是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作为蔡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一度搞不清楚一个问题：“煤矿重组，我们村委会有没有权利知道，有没有权利去了解更多？” 蔡何说，蔡家沟煤矿是属于村集体的煤矿，牵涉到七八百号村民的切身利益，如果煤矿发生兼并重组，村长和村支书不掌握详情，那么，村民会立刻有意见。但煤矿已经承包给了煤老板，他们不主动过来解释，补偿款在停工的一年里也并没有停发，一切都做得中规中矩，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是问还是不问？问多了怕对方厌烦，不问，没法向村民交代。 在依山而建的蔡家沟小学，蔡何对记者说，他的担心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蔡家沟小学的命运。蔡家沟小学是一个漂亮的山村学校，落成时间不过短短几年，蔡家沟煤矿老板全额资助，每年资助二十万，这所小学的所有民办老师、勤杂工包括村干部的工资都是矿上来负责解决的。 “如果煤老板走了，这个小学就要倒闭了。”说此话时，蔡何颇为焦灼。村长李福根补充说，村民已经开始对村干部不满了，现在大家都在观望，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的情绪也开始不稳。 虽然煤矿停业，但蔡家沟煤矿财务总监薛小红一直在矿上做统筹管理。 9月9日，在蔡家沟煤矿，薛小红对记者直言，现在像他这样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了虚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之所以没有像矿工一样拎包走人，只是为了善始善终，给煤老板一个交代，因为这几年，煤老板对自己不薄。 蔡家沟煤矿已经鲜少有人走动，大部分矿工都在一年内先后离开了，上下三层的整个蔡矿家属楼，一片寂静萧条，阴雨的天气格外清冷，映衬得这里更为落寞。 蔡家沟煤矿办公楼旁边时而有看护院落的大狗狂吠。办公室外墙壁的小黑板上，新近就重组情况写出一则通知，提示最后一批尚未离开蔡家沟的矿工，如果已经“找下合适工作，处理好各自的往来事务，打个招呼，即可离矿”。 9月12日清晨7点，蔡家沟村炊烟袅袅，新的一天开始了。 71岁的老人周世昌早早地起床，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后，站在村口的山坡上呆呆地凝望。对面1000米的山下，除了高高低低的一些小房子、矿井设备外，整个蔡家沟煤矿不见有人进出，当初昼夜不停的大车来往以及人员频密的场景如在眼前，天壤之别。 世代居住在村上的周世昌，从小就在煤海里生活，眼下的他，满面愁容，内心矛盾：靠煤吃饭的蔡家沟，如果煤挖不成，老百姓怎么生活？如果煤都挖光了，以后的子孙怎么办？ 地处偏僻的蔡家沟是交口财政收入的晴雨表，也是资源性大省山西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一蹶不振的交口代表了一大批如许尴尬的县市。它们的未来到底该如何演进？ 问题抛给了山西。 
煤老板现象如同一场瘟疫 山西盛产煤老板，却鲜见企业家；煤老板为什么当不成企业家，因为煤老板一无商业文化内涵，二无信仰，三无创新精神，我们看待煤老板现象如同看待一场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蛮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如何在现代社会重演。最主要的原因是，拥有煤炭开采权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的结果。
他们不是企业家，而成为暴发户与血汗工厂的代名词。煤老板是三无产品，几乎成为无文化、无信仰、无创新能力的同义词。如此巨大的道德与能力指责不是煤老板能够承担的，而是催生煤老板的土壤必须承担的罪责。 煤老板一无商业文化内涵，与煤老板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诚信、不是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精神、不是初始之初的战战競競如履薄冰，而是一掷千金购买豪宅，是品位低下挥金如土令人咋舌。煤老板二无信仰，才有令人震惊的黑煤窑童奴现象，不仅违法使用童工，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满足，有基本道德信仰的人无法做出如此无底线的事。煤老板三无创新精神，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煤炭资源，用简陋的方法挖掘，通过煤炭的稀缺性换取大把现金，我们没有看到小煤矿出现组织结构与管理结构的创新，更没有看到技术的创新。 我们看待煤老板现象如同看待一场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蛮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如何在现代社会重演，而没有手段去禁止这样的经济组织复制蔓延。 在不经意间，煤老板正在以悲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继钢铁和航空上演了“国进民退”后，煤炭行业史无前例的大整合正在山西省热闹地进行着，山西省煤炭业正在进行一场“国进民退”的大整合。2009年初，山西省出台了《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到2011年，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 处，矿井单井生产规模达到90万吨/年以上。到2011年，形成三个亿吨级和四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按照山西省政府改革计划，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2012座煤矿要被兼并重组，其中，由山西省内五大煤矿集团兼并重组的煤矿共1161座，地方兼并重组的为693座，到2010年底，参与兼并重组的2000座矿井仅保留479座。最终整合的结果是要将山西省拥有企业主体的煤炭企业数量从现在的 2200个变成100个左右，矿井数将由2598个压缩到1000个。 驱逐了煤老板，山西就能迎来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就能复苏晋商传统？如果驱逐煤老板，迎来的是计划体制，山西最多回到1979年以前，而不能承接自由精神的商业文化。 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 煤老板为何无法成为企业家？ 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产品，拥有煤炭相当于拥有硬通货。也就是说，拥有煤炭开采权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的结果，是官煤勾结的结果，而不是自由商业精神竞争的结果。 山西严查官员入股煤矿一直是重点新闻。来看主流网络媒体新华网的报道，截至2005年10月12日，山西省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工作进展顺利，全省共清理出922人投资入股煤矿，涉及金额9257.74万元，其中已有836人撤出入股资金4077.33万元，对剩余的86人的撤股工作正在进行中；2006年6月5日，人民网报道，记者从山西省纪检委执法监察室了解到，山西省清理官员投资煤矿，到目前为止，已有1126人撤资 1.7亿元，平均每人撤资10多万元。截至目前，已经明确申报的1000多名投资入股人员已将投资入股资金按要求全部撤出，其中有140名投资入股人员上缴收益115万多元。 围绕煤炭行业生成的利益链条毒化了公平竞争的土壤，使法治精神与公共服务成为暴利树上结出的恶之花。 2009 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刊文披露毒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以治理超载为例，最早的拉煤车是三轴车，额定装载20吨，恶性竞争之后达到90吨。超载的一个秘密是，地方煤检站为了完成任务，往往开一张100吨的票，“没有找零”，这意味着车主如果不想赔本，必须超载。为了和煤检站斗法，车主们纷纷将车子从三轴改为四轴，还加上了挂车，这样一次性就可以拉180吨到190吨，这几乎相当于四至五节火车皮。 煤炭流通领域的怪胎——煤检站也最终默许超载，只要能罚到钱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临汾乡宁县的拉煤老板纷纷加高车辆挡板，甚至加到了1.5米的高度，最终由于高度已经达到了收费站顶棚的高度，这场煤老板和政府的超载斗法才得以停止。 “只要有一项关于煤炭的政策出台，各部门都能从中搜罗到可以发财的地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 政府检验与督查部门靠煤吃煤，煤老板在奉上灰色成本后不得不与煤检站等部门斗法，结果是双方成为利益的争夺者，而不是经营者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企业家精神的沦丧之缘 最重要的是，产权流失之忧加剧了短期行为。2006、2007年“温州炒煤团”最终都在山西栽了跟头。其中一方面是政策不稳定，另一方面就是小部分山西地方政府官员戏弄了这些财大气粗的炒煤团。一般操作手法是：县里利用政策上的先知权，知道煤矿很可能因政策原因被关掉，首先放出煤矿要出售的消息，温州人来到当地就买煤矿，结果买了之后就要被关停。 无论是低价获得煤矿的寻租者，还是有意无意受到蒙蔽进入煤矿行业的沿海企业主，他们要降低成本最好的办法是倒卖煤矿产权获得高额租金，而将政策风险转嫁给接手的下家。2008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载典型案例，山西省孝义市东风煤矿，从2006年3月开始，在短短不到3年时间里，这个核准年产9万吨煤的小煤矿，被3次非法倒卖，倒卖的背后，则是政府干部参股经营、甚至伪造政府文件骗取工商登记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 产权的不固定导致行为的短期化，没有煤矿主为环境负责，为工人的生存条件负责，作为经济理性人，他们惟一考虑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多的利润，使投资回报最大化。这是制度摩擦成本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煤老板退出煤炭市场后也未能在其他行业重整旗鼓。首先，在重要的资源性与主要重化工业领域，“国进民退”如火如荼，煤老板们会与其他企业主一样遭遇玻璃天花板。 其次，退出实体经济领域的私营业主的主要避险途径是进入楼市与股市，这已经给他们带来了不菲的回报，相比实体济领域，虚拟经济的产权关系更为明确。 第三，煤老板们并没有从这一轮“国进民退”中得到新的产权与法律关系的洗礼，相反，由于产权被低价剥夺，他们的预期更不稳定、行为将更加短期化。 无论是谴责或者同情煤老板，都不应遮蔽我们对产生煤老板土壤的制度性分析，这一分析将让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的沦丧之缘，摆脱对单一阶层的道德谴责，进入更深刻的制度层面分析，并对目前以驱逐煤老板的方式培养新产业抱持冷静而客观的态度 |
不忘中囯之232: 别了，山西煤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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