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参加民革回眸
李 海
全国军民浴血抗战八年，苦难深重，胜利后，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由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代表，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协议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建设国家。但是签字的墨汁未干，蒋介石就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与此同时，还由国民党中央派人到各省市吹风，向国民党高层人士传达蒋介石的旨意。
派到安徽执行这项特殊使命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干将魏寿永。他于1945年11月中旬到合肥和李品仙(原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及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委，抗战胜利后专任省政府主席)在省党部会议室密谈。作为李品仙机要秘书，谈话时我在座。魏寿永说：“‘双十协定’是假的，因为我们调动部队需要时间，不得不做个假象。总裁(指蒋介石)决心趁早把共产党消灭掉，以免后患。”魏寿永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国民党自孙总理领导革命以来，奋斗数十年得来的江山，今天让他们共产党人来同我们组织联合政府，平起平坐，哪有这样便宜的事!”魏寿永建议李品仙根据安徽情况，进行必要的准备与部署，迎接全面“剿共”。在听完魏寿永的传达后，李品仙显得有些激动的样子，他提高嗓门说：“我看共产党的目的是要赤化整个中国，并不满足于参加联合政府。共产党一向不守信义，如国军遵令停战，反而使共产党得以趁机扩张。因此我完全赞同和拥护总裁的决策，趁早把共产党消灭掉。”李品仙还表示将以实际行动贯彻总裁的指示。
从这次密谈中，我知道全面内战必将爆发，同时进一步认识了李品仙的反共决心，因而引起我思想上的不安。我认为国共合作抗日取得了胜利，理应继续合作建设国家。我投笔从戎是为了抗日救国，现在刚把敌人赶走，就来同室操戈，实在不应该。想到我的广西学生军同学和省动员委员会同事大多数人在共产党那边，我怎么能仍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去打他们呢?再说，我所认识的大多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精英都在共产党那边，看来国民党政权终将垮台，于是我开始萌发了投奔解放区，另找政治出路的想法，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我和其他许多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一样，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寻找政治出路的思想越来越迫切。
机会终于来了。1947年6月，省保安司令部情报所长钟其元送来一份要我转呈李品仙密阅的“内部参考”，里边说国民党民主派领袖李济深在香港邀请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朱学范、朱蕴山、李章达等人集会，酝酿实现“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民主派其他人士大联合，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反蒋。看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认为这是参加民主革命的好机会。于是我立刻去柳木巷找知心朋友王汉昭密谈。王系广西人，时任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少将处长，他也对内战不满，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认为这是参加革命的好机会。并说：“丘清英系19路军旧部，向来对蒋不满，现在19路军负责人蔡廷锴和李济深一道站出来领导反蒋，他想必乐意参加。”丘系广东人，原任立煌警备司令，抗战胜利后，改任第八绥靖区司令部中将高参。我和他也很熟识。他也住在柳木巷，和王汉昭家不远。我和王汉昭来到他家，他听我讲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在香港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联共反蒋时，立刻表示愿意参加。根据丘清英的建议，次日我们三人在丘家共饮鸡血酒，宣誓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内战，投身革命，永不反悔，如遇患难，决不出卖同志。大家推派我去香港联系，并代表他们两人申请参加革命组织。
我原籍广西防城，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广西学生军出来，已经离开家乡十年，请假回去看看，完全合情合理。我以回原籍探亲为由，向李品仙请假两个月。李不仅批准了我的假期，还批给部分路费，并亲自书写了一个条幅连同他的戎装全身照一张交给我带给父亲。当时按规定，海陆空交通对现役军人均有优待。我为节约旅费，特从省保安司令部张湘泽副司令那里搞到一套美式军装和上校督导员胸章，打扮成一个军官于1947年7月中旬秘密坐火车到上海后，转乘飞机直奔香港。但我的差假证却注明由合肥经武汉到广州转防城。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目的在于遮盖“中统”、“军统”特务们的耳目，并避免李品仙的疑心。
路经上海时我住在郑昭明牙医诊所里。郑系四川人，曾任李品仙私人医师，他在香港有个朋友叫林焕民。他叫我到香港找人时可请林带路，因此我一到香港首先去看林焕民。林系广东人，时在香港某大学任教，对人非常热情。他带我去大厦企业公司看望陈树渠和冯伯恒。陈系“西南王”陈济堂的胞侄，我在广州上学时和他认识。冯系广东人，建国后曾任广州市民革副主委。从他们那里，我得悉朱蕴山住在七姐妹道继园陈树渠家里。我在大厦企业公司稍坐片刻，陈树渠就带我去他家看望朱蕴山。朱蕴山是我在省动委会工作时的老领导，他见我来自他的家乡，同时还代表另外颇有影响的两个人来参加革命组织，非常高兴，第二天就带我去看望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李济深对人慈祥和蔼，何香凝住在山上，她拿出自己在屋后种植的炒花生来招待我们，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陈树渠在他的公司里设宴为我洗尘。李济深、朱蕴山、冯伯恒等举杯对我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港参加革命组织，表示欢迎的情景，使我十分感动。随后我又和李、何、朱、蔡等人多次会谈，决定由我和丘清英、王汉昭三人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直属安徽小组(简称“民联”小组，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后，改称“民革”小组)，规定“民联”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反内战、反独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民起义，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吸收国民党民主派参加组织，积极吸收具有声望的民主派人士成立豫鄂皖边区领导机构。同时决定“民联”小组由朱蕴山同我单线联系。朱化名汶山，我化名李海(原名李荣康)，约定联系地点在香港德辅道中国民行108号大厦企业公司，合肥柳木巷12号(这是省保安司令部情报所长钟其元的住宅，可以万无一失)。我根据会谈决定事项，整理为备忘录五条，写在我的笔记本里，请李济深签字，作为我们的行动纲领。
我在香港逗留了将近一个月，除了和朱蕴山及其他有关人士叙谈外，其余时间多数是在旅馆或书店贪婪地阅读国民党统治区不容易看到的各种进步书刊。李济深和朱蕴山听说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三代长辈都健在，劝我顺便回家乡探望亲人。陈树渠他们在东兴置有宽敞的别墅，他写信给管家叫我回到东兴时可住在他们的别墅里。但我通过看书学习以及同许多领导人的谈话，思想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有所提高，急于返回安徽开展革命活动。我把李品仙给我父亲的条幅和相片等邮寄回去，虽然假期未满，我于8月底就提前返回安徽了。以后我的三代长辈先后辞世，我也未能回去奔丧，深为遗憾!真是所谓“忠孝不能两全”。
为了进一步掩护这次到香港的秘密活动，路过广州时，我曾去访问广东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学习他们的机要秘书工作经验，并索取有关资料带回来，为此，李品仙还表扬我善于利用探亲机会向别人取经。但他哪里知道，我从此已经背叛他、背叛桂系倒向人民了。这叫做政治原则高于私人感情。
回到合肥，我立刻向丘清英、王汉昭传达香港会谈的精神，并把“民联”小组成立起来，随后通过地下党员郑汉(建国后曾任安徽省委统战部主任秘书)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长方向明(上海工作组后来改为芜湖工作组，解放后方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取得联系，从而在地下党和民革中央的领导下，我先后以李品仙和李宗仁(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机要秘书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从此走上民主革命之路，开始了新的人生。
摘自：《文史春秋》2004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