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网 09-8-23
zt 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曾因三年经济困难延期[图]
【前言】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新中国激动人心的一页在山摇地动中掀开——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人昂首跨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
为了这一天，中国航天人付出了艰辛努力。东方红一号曾因三年经济困难暂停，经济形势好转后，赵九章上书周恩来，建议重新上马。之后连开42天论证会议，全面论证了东方红一号的方案。
发射成功后，新加坡《民报》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不但震荡了举世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
【导读】
我国第一颗卫星模型，在中国科学院诞生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我们党中央对此很重视，分管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副总理(以下简称聂总)向我交代，要科学院密切注意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院党组研究认为：这是关乎国防和人民和平安宁的头等大事，为此，抓紧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应前苏联科学院要求，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1958年发展到12处。按照吴有训副院长的要求，筹备电子所的陈芳允等几位科技人员自选课题，做了一个无线电信号接受装置，不但能够接收到卫星向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及频率变化，并能计算出它的轨道，从而推测出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内容。我多次召集有关科学家座谈。科学家们认为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任务带学科”考虑，可以带动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卫星可以民用，亦可以军用。利用科学院已有的基础加速研究，再加上国防部五院等兄弟部门的力量，用几年时间，我国也能卫星上天。他们还建议科学院应把卫星列为重点任务来抓。因此，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叫581任务。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聂总责成我和国防部五院(以下简称五院)王诤等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卫星规划。6月，科学院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科学家们积极主张研制人造卫星。7月，中国科学院向聂总报告，我国卫星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任务的分工是：火箭以五院为主，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要求苦战三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
二是，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为实现规划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581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卫一清，成员有杨刚毅、武汝扬、顾德欢、华寿俊等。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经常参加581组会议的有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吕保维、马大猷、孙湘、孙健、王正、吴几康、施履吉等。当时这项工作抓得十分紧，7、8、9三个月，581组每周开2到3次会，我和裴丽生、杜润生、王诤、王士光、罗沛霖、钱文极、蔡翘等多次出席他们的会议。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为便于与上海市合作，11月迁上海，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第二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分三个研究室，业务方向分别是姿态控制系统仿真，遥控遥测和运动物体控制；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赵九章、钱骥担任科技领导。
581组夜以继日，奋力拼搏，紧张工作两个多月，通过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在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展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包括载有科学探测仪器和小狗的两个探空火箭头部模型。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都来参观，影响很大。
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积极争取外援
卫星技术是尖端技术之一。如果掌握了它，可以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实现新的跨越。然而，要把卫星做出来，也很不容易。我觉得院党组应该做的：一是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二是积极争取外援。党组同意这个意见，形成共识。
人才问题，一方面是增加科技人员，另一方面是配备实验室和工厂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来源，我们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帮助科学院调配8000名年轻的复员技术兵；请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支援我们一批老工人，1959年分配到有关所和工厂。后来遇到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中央政策，复员兵大部分被精简还乡。因承担国防必保生产任务，经特批，才把一批业经培训，掌握了试制、生产技术的复员技术兵保留下来。科技人员设计的仪器、设备都需要工人师傅做出来，他们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我夸他们是金手艺，他们非常高兴。
科技人员当时只靠国家分配大学生远远不够。1958年初院党组就研究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办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校舍还没有着落，火烧眉睫。我让谷羽同志找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请求支持。杨尚昆同志将中央管辖的北京玉泉路一处军产批给科技大学作校址。我与郭沫若院长去看那个地方，一位少将已经迎候在大门口。他没有等我们开口，就说：“我已经明白了来意，我们立即行动，很快腾空。”学生宿舍不够，李富春副总理批给几万平米的教学楼和宿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以按时开学。我看到一个个稚嫩的面孔，背着被褥，或担着担子从北京火车站，步行到玉泉路报到的情景，心里无比的高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空间技术的课程，包括钱学森讲《星际航行概论》，赵九章讲《高空大气物理学》，陆元九讲《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等，后来这些学生成了我国航天科技的骨干。
积极争取外援，主要还是前苏联的援助。1958年10月中旬，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大气物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团长是赵九章，成员有卫一清、钱骥、潘厚任等。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到地球物理所，为了抢时间，我对赵所长说：“说走就走，今天是星期日，后天就走。”在苏联期间，他们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考察了一些天文、电离层、地面观测站等。1959年初代表团回国，在总结中认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我国尚未具备条件，应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先从火箭探空搞起。他们的这一建议正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
中央政治局拨巨款，支持科学院搞卫星
1958年，前苏联和美国相继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我们科学院的科学家郑重建议中国搞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1958年7月、9月，我先后两次向聂总并中央报告科学家们的建议，并提出有关科学院配合国防尖端研究工作情况以及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报告。
特别是1958年11月，我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参加武昌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科学家们对研制人造卫星的意见和计划，得到会议的赞同，中央政治局研究并决定拨2亿专款支持科学院搞卫星。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在各个方面用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如此巨款，谁都能够掂得出它那沉甸甸的分量。
这些钱怎样用，如何花到点子上？科学院党组经过认真征询科学家们的意见，慎重地研究确定：专款重点用来建设迫切需要的高能燃料、火箭发动机和上海机电设计院运载火箭两个研究设计试验基地，以及水声工作站，风洞，581实验室，109厂，上海、大连、长春高能燃料研究室和电子、自动化、高温金属、光学等4个配套工厂。我特请院新技术办公室主任(后改为新技术局)谷羽协调财政部文教司，经过李先念副总理批示，中央专款当年年底到位。
考虑到火箭推力对卫星发展的制约，钱学森主张科学院先行一步，研究高能燃料。1958年科学院召开了高能燃料会议，组织北京、上海、大连、长春四大化学所，戏称“四大家族”的精兵强将，开展液体、固体高能燃料的研制，并探索固液型、游离基及重氢燃料。有了专款，从1959年起，北京火箭发动机试车基地、力学所的风洞、上海机电设计院的火箭、北京581厂的遥控仪器、109厂的半导体元件研究设施，先后都建立起来了。
此时，我向聂总建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在五院利用前苏联资料和一般燃料研究火箭的同时，科学院发挥综合研究优势，完全靠自己探索创新，从高能燃料入手开发研制火箭，作为五院的补充，得到了聂总的赞同。
力学所二部由林鸿逊主持，在北京山区建成的两个同量级的液氧、液氢火箭发动机(星际航行运载动力)试车台上，对各化学所研制成功的若干种液体、固体燃料进行台架试验，据记录总共做了100多次发动机台架试验，取得了成功。经仪器测试记录的科学数据提供给设计单位。按国防科委要求，全部试验资料和数据转交给七机部，高能燃料有工业部门投产供应。
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卫星发射计划延期
卫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难的一件事，就是研制所有装在卫星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平台，模拟高空真空环境，仪器在这个地方运转先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北京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试验。再加上卫星本体，搞什么仪器等。例如热控：卫星在空中运行时，向阳面温度高达摄氏100度以上，背阴面低至摄氏零下100度以下，而仪器设备必须保持在摄氏零下5度至零上40度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力学所的后起之秀，后来担任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闵桂荣等通过大量的测量、试验、计算和理论分析，采用两个所研制的多种温控涂层，使仪器舱内温度达到总体设计要求。
中央专委决定，卫星任务要科学院承担，卫星本体主要由科学院研制。科学院也组织有关部门配合。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许多非标准设备。比如，地面模拟真空实验设备，要有关部门帮助做出来，我们在地面上才能试验，而且要在真空条件下试验。我们科学院在北京还建立了科学仪器厂，作为人造卫星的总装厂，而当时科学院的外汇有限，我们花外汇购买的好设备都放在科研仪厂，这个厂能做好多好东西。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两位中央常委、副总理陈云、邓小平分别对我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1959年1月21日，我在院党组会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
随后，院党组召开会议，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决定调整机构、停止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上来。这次调整不是任务下马，而是着重打基础，先从研制探空火箭开路，开展高空探测活动；同时开展人造卫星有关单项技术研究，以及测量、试验设备的研制，为发展中国航天器技术和地面测控技术做准备。
院党组提出的具体方针是“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试验室。”实际工作首先集中力量研制T—7型气象火箭，同时，与五院合作研制和平1号探空火箭。1959年5月4日，钱学森主持了和平1号火箭协作分工会议，就遥测系统、箭上仪器、结构设计、弹道测量、与靶场挂钩问题作了具体安排。参加会议的有五院刘秉彦、梁守槃等，科学院有谷羽、赵九章等。
集中力量研制探空火箭，为卫星开路
1961年4月前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由裴丽生副院长主持，每一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6月3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每次中心发言后，他们都请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人们得出一个共识，搞卫星，实际与导弹是互为表里，互为作用的，发射卫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加速是一回事。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火箭进行过不同意见的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信和测控、卫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科技问题。座谈会延续3年，共举办12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知识储备。
T—7型气象火箭是一种探测60—80公里以下的大气温度、气压、风向、风速空间探测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括运载火箭，飞行器、能源、天线，探测仪器，环境模拟试验，地面发射，遥测、跟踪测轨，时间统一和数据记录处理等各个分系统。
运载火箭在上海机电设计院杨南生、王希季主持下完成。试验飞行高度达9.8公里。1960年5月28日，毛主席、杨尚昆等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参观了T—7M火箭。当汇报这是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依靠自己的专家设计研制而成时，毛主席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可飞多高，回答能飞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1960年3月，为研制火箭，科学院建立了代号为603的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在那里成功进行了探空火箭和固体助推器串联起来的无控制火箭试验，第一枚火箭总长10米，直径0.45米，起飞重量1138公斤，可携带探测仪器25公斤，设计最大飞行高度60公里，1960年9月13日首次发射成功。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改进提高，最大飞行高度115公里，箭头、箭体分离后分别用降落伞回收，不但满足了气象探测，也为高空生物和地球物理探测创造了条件。
1960年—1965年在603基地，仅T—7型火箭就进行了9批次24发高空科学探测试验。其中成功的多，也经历过失败。一次我和钱学森在现场，就亲眼看到了失败的一幕，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但是经过试验我们不但获得了高空大气的风向风速资料，也开展了高空生物学和高空医学研究。箭上遥控和摄影系统正常，生物舱安全地回收，为我国宇宙生物学研究和生物保障工程设计开了先河。国防部五院为此致函中国科学院，祝贺生物火箭试验成功！
中国科学院围绕气象、物理、生物等高空火箭探测的攻关目标，组织全院数、理、化、天、地、生、技术科学等多学科通力合作，科研、设计、工艺、制造、试验等多兵种联合作战，这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院党组的统一领导下，经过七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三年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许多科技人员和工人身体浮肿，而他们忘我工作，出色地实现了集中力量研制探空火箭，为卫星上天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支我国自己的航天科学技术骨干，积累了从总体设计、组织计划、实验条件建设、分系统协调、质量分析、调度指挥等人造卫星科技工程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科学院新技术局按照院党组的要求，组织有关研究所为人造卫星开展了一系列准备和预研工作。实践证明这次调整是完全必要的。
本文导读：
共和国纪事系列文章：
1965年，中央批准了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代号“651工程”。之所以代称“651”，是因为1965年1月8日，钱学森建议我国暂停研制的人造卫星应该重新上马并列入国家任务的缘故。而在头年底的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赵九章就曾上书周总理，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是抓卫星工作的时候了。
随后，中科院进行了相关讨论。4月29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提出了1970年—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建议卫星工程总体及卫星本体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地面观测、跟踪、遥控系统以四机部为主，科学院配合。
5月6日，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该报告。由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正式启动。
5月3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以及卫星本体、地面设备、生物和轨道四个工作组，并讨论提出第一颗卫星的初步方案。
9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公开名称为“科学仪器设计院”，由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中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程正式起步。
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中科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即“651”会议)。会议确定这颗卫星为科学探索性质的试验卫星，并提出“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的总体要求。
在基地方面，为了保证“东方红一号”的发射，从1965年起，就开始重新建造可以发射多级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场。1966年底，基地接受了卫星地面跟踪观测台、场站的总体设计、设备安装、基建和机构组建等任务。就是在这个时候，“文革”风暴也越来越猛烈地刮了起来。
为了卫星研制、发射的顺利进行，1967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专门对东风基地下达了关于“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中科院卫星研制科研队伍、试验基地、科研设施以及工厂，一起转交给国防部门，类似实行军管。
1969年8月27日，第一枚进行预期飞行试验的两级火箭竖在发射架上。火箭竖起的当天，便惊动了美国和前苏联。它们关注的不仅是卫星，而且是火箭能打多远。如果火箭能使卫星脱离地球轨道并定点成功，就说明已具备了发射洲际导弹的能力。另一个特别关注中国的，就是日本，它也在准备发射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9月3日，两枚中远程火箭运抵东风基地。随即给火箭通电，开始进行垂直测试。
测试中，发现了二十多处技术故障。其中两个陀螺仪，尤其是水平陀螺仪的问题最为严重。当充气压力加大以后，陀螺仪出现振动并伴有异响，漂移量更超出了允许范围，只得带回北京的相关研究所进行改进。陀螺仪是提供导弹飞行基准的仪器，如果它出问题，飞行参数就不准了，通俗地说，就是偏离目标了。
送回北京某研究所的陀螺仪，经测试分析证实，在低温、低压条件下，轴承出现不正常的振动，导致输出漂移量明显增大，以致影响正常工作。
10月15日，改进后的陀螺仪，被运回东风基地，重新进行安装测试。
11月1日，东风基地下达“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指示，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紧张地开始了。
“东方红一号”正式发射之前，必须对新改进的中远程火箭进行飞行试验，以保证卫星发射的成功。
周恩来指示：“这次发射不同寻常，以往我们的试验不论成功或是失败，都是在自己境内搞的，而这一次射程很远，必须控制住，一定不能让导弹飞到国外去。”
试验刚一结束，有些单位就准备敲锣打鼓庆祝了。
可当时的跟踪测量技术不过关，并没有得到导弹打到预定落区的报告。发射一结束，钱学森和李福泽就回到了基地。头一件事就是向落区测量站询问任务执行情况。落区参谋长报告说：“到现在，全站没有一个人发现目标。”
李福泽的脸色一下阴沉下来。因为即使不能进行实时跟踪，如果火箭能够正常进入落区上空，观测人员凭肉眼也能发现目标。可四十多分钟过去了，那么多双眼睛竟没有发现目标，显然是出了问题。也就是说，火箭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是中途跌落在境内，还是飞出了国界？最坏的情况是落在前苏联境内，这将引起涉外事端，甚至引发战争。
李福泽初步了解情况后，一边迅速向北京报告，一边召集各参试单位到基地司令部紧急会商，希望尽快得到火箭的准确去向。可当时，主要依靠的是光学电影经纬仪来跟踪火箭飞行轨迹。这种光学仪器受天气的影响很大，同时火箭关机后光辐射消失，它也不能提供记录，且其记录媒体是胶片，要等胶片冲洗出来，才能判读、计算出结果。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两至三天的时间。如果这枚火箭真的飞出国境，即使出来结果也太晚了。
周恩来从北京接连打来问询电话，并安慰大家：“你们抓紧时间把火箭落点弄清楚。先别慌乱，不要太紧张，万一真打到国外了，我也已经做好了去莫斯科说明情况的准备。”
还好，不久就传来了一个农民在川南无人区发现火箭残骸的报告。虽然没有酿成国际争端，但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邻国日本获悉中国试验发射失败的消息后，更是一阵惊喜，因为它有可能赶在中国之前发射卫星。
1970年1月30日，第二枚两级火箭发射成功。一二级火箭分离成功！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
2月，国防科委向东风基地下达了发射“东方红一号”任务的预先号令。2月4日，“长征一号”火箭从北京总装厂乘专列出发。几天后，安全送达基地。
就在这时，是采取两步走还是一步到位的发射方案，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两步走是用一枚火箭先发射一个与卫星同重量的实验物体，成功后再进行“星箭合一”的发射。
中国这边的争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日本那边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却在1970年2月11日上了天！
1957年前苏联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卫星，紧接着是美国。1965年11月26日，法国争到了第三的位置。中国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暂停了卫星项目，丢失了第三的位置。这次连第四也拿不到了。
2月25日，国防科委决定：采用一步到位发射方案。当然这充分考虑了安全问题，是不是有外界刺激的因素，不能完全排除。
4月1 日，“东方红一号”抵达发射场。
4月24 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随着一曲《东方红》的旋律通过广播电台在神州大地回荡，我国自己研制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解放军画报》高级摄影记者孟昭瑞不仅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而且是那段历史的记录者，他在《中国蘑菇云》一书中，讲述了“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前所经历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磨难。
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仍然孤独地在太空中绕着地球飞行。那些曾经为这颗卫星默默奉献的人们多半已经不在，但是历史已经记住了他们。
时隔多年，72岁的潘厚任对往昔的许多细节记忆犹新，作为“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参与者，那些尘封的历史从未远去，年月日、白天黑夜、天气、人名、地名、文件图表，甚至某个人说话时的语气，他讲述起来，都如同昨天发生的事。
■那一刻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酒泉卫星中心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亲历者
潘厚任：1937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参加我国第一、第二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卫星系列规划制订，曾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退休前为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副主任兼“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副总指挥。现居北京。
绝密“581”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世界。中国科学院应苏联天文委员会之邀，组织南京、北京、上海、昆明等地对这颗人造卫星进行观测。10月13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赵九章等著名科学家建议我国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同年10月，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秘密成立，代号为“581”小组，意为58年的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此时的潘厚任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上学。苏联卫星上天，中国也掀起了一阵热潮，高校纷纷开展卫星研究。本来和卫星没有关系的天文系，在学校提出把探测仪器借助火箭发射到太空去观测空间环境后，潘厚任和同学老师开始学习测算人造卫星运行轨道。不过，他并未打算今后从事卫星研制。
第二年8月，学校毕业分配，潘厚任被分配到中科院搞卫星，进入“581”小组。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太想去”。“我是学天文的，这个造卫星和我的专业也没什么关系。”
虽然有情绪，在“听从祖国召唤”的时代，潘厚任没想太多，拎着几件行李离开故土来到北京，加入了当时绝密的“581”小组。“什么都不能对外说，家人、同学都不能告诉，信箱什么的都是代号，和家人说起来只能说去中科院上班，记事的笔记本都要上交。”
潘厚任的秘密生活在北京西苑的一个破旧的三层小楼里面开始，这栋破旧的小楼是“581”小组的工作地，“东方红一号”也是从这里开始“飞天”。
一封改变历史的信
1959年之后，我国科研战略调整，集中进行探空火箭、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卫星进度放缓，但是依然制造了不少研发卫星的相关设备。“大型振动台、冲击台、地面气候模拟试验箱、噪声模拟室，直径6米的离心机和直径2米的高真空罐等空间环境模拟试验设备，可进行探空火箭箭头和小型卫星的整星环模试验。特别是高真空罐，可模拟卫星在轨道运行时的黑冷环境和热辐射环境。”
另外，北京、上海嘉定、山西太谷三地建立了三个科学仪器厂，承担卫星无线电设备的加工生产。这三个工厂成了卫星本体加工生产、总装测试的主力工厂。
1964年10月，卫星倡导者之一的赵九章赴西北基地参观“东风2号”导弹发射试验，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感到从运载火箭的条件来看，已可把卫星工程提上日程了。
12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把导弹打靶和发射卫星结合起来，可达一箭双雕之目的。与此同时，钱学森也提出把人造卫星研制尽早列入国家计划的建议。
“赵先生的字写得很好，那份原件现在还保存在档案馆里。”潘厚任把那封信视作“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一个重大转机。
周总理看过赵九章的建议书后十分高兴，利用开会间隙找到赵九章，希望他会后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报告。1965年1月，赵九章等人写成具体的建议报告，获批后，卫星研发进入正式轨道。
1965年4月22日深夜，潘厚任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赵九章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他家住在中关村，数学所的关肇直所长也在，赵九章很激动，拿出了一个小本，说周总理已经指示，要我们拿出一个方案。我们从1958年开始，终于等到了今天。他问关肇直，卫星就几米大小，飞那么高，看都看不见，怎么抓住它。希望关所长组织技术人员马上开始攻关。”
夜谈后第二天，潘厚任和另外两名专家何正华、胡其正组成了卫星总体组。随后，轨道组、地面设备组纷纷成立，中科院各个院所都被动员起来全力以赴研制卫星。
一生中最长的会议
卫星研发步入快速轨道，总体组三人夜以继日，10天之内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系列规划。
“三张图，一张表，卫星外形图、卫星结构布局图、卫星运行轨迹图，表就是卫星的设备。方案交上去后，中科院向中央做了汇报。”潘厚任说。
初步方案做出来后，给卫星起名字就成了一件大事。“画卫星结构图的何正华提出来，建议把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个提议大家都很赞同，没有人有异议，于是在方案上初步就这样叫，后来请示中央后得到批准。”
根据研究的进度预估，卫星预计在1970年发射。同年7月，中科院向中央上报“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经中央批准，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由此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
“这也是一个绝密任务。因为赵先生上书周恩来建议搞卫星的时间是1965年1月，所以就叫做‘651任务’。”
经过两个多月准备，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于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主持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参加的“651会议”。会上全面论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方案，把实现目标归结为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会是在友谊宾馆开的，很多单位都参加了，中科院、国防科委、总参、七机部十几个大单位，前前后后专家上百人，我们总体组的三人都去了。一开始没想到会开那么长，也没定结束时间，白天开会，晚上论证，一直开了42天，这是我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潘厚任说。
这个会议开过后，中央立即组建了“651”设计院和“701”工程处。前者负责卫星本体的设计研制和总体协调；后者负责地面跟踪台站的总体设计和筹建。卫星本体、各分系统、地面台站选点等工作全面铺开，另外，在全国各地安排落实了近200个预研和试制项目，大到分系统、小到元部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工程研制工作全面开始。
给卫星加“围裙”
正当卫星研制顺利进行的时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东方红一号”的倡导者、“651”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被打倒。1968年10月，他不堪受辱服药自尽。
为确保卫星研发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对中科院实行军管，几近停滞的卫星研制在形式上有了一定的保障，中央很快抽调力量组建新的机构集中搞人造卫星。
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所、北京科学仪器厂等十余家科研单位以及当时的七机部部分骨干一起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
“总体组改组，我一个人留下来，搞天文轨道，让我当副组长，沈振金任组长。”潘厚任回忆。
没有任何卫星研发经验可以参考，难题接踵而至。
钱学森在研究院的二楼办公，潘厚任在五楼，有一次深夜，钱学森把潘厚任三人叫下去，问：“卫星放到天上到底能不能看见？”
潘厚任回答：“这个星的直径1米，亮度相当于7等星，在天气、光线都好的情况下，人的肉眼最多只能看到6等星，也就是基本看不见7等星。”
“看不见”变成了大问题。科学家们终于在火箭上找到了办法。
“为了让大家看到，后来在末级火箭上加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围裙’，卫星上去之后，末级火箭脱离，‘围裙’撑开有几十米，大面积反射太阳光，与卫星一前一后，速度轨道差不多，容易看到，所以大家当时用肉眼看到的是带着‘围裙’的末级火箭，并非卫星本身。”
借收音机测频率
解决了“看得见”的问题，“听得见”的问题也让科学家们费尽了心思。时至今天，已无从考证谁第一个提出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歌曲，但是播放《东方红》这首歌曲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卫星本身。
怎样听，用什么听？钱学森再问潘厚任等人：“卫星绕地球转的时候，能不能让亚非拉的人民也用普通收音机收听？”
潘厚任接过了这个难题，他用了三个月时间求解。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也不知道国外用的到底是什么收音机。凭着一张介绍信，他到一个国家库房里把全世界各种类型、最先进的新型收音机每个借了一个，这些在中国市面上都没有。
“当时最先进的口袋收音机，刚出的，就像烟盒那么大的，都拿过来测试了。”把各种类型的收音机借出来之后，他测了各种收音机的灵敏度，反过来推算卫星需要发射的功率有多大。
后来他发现如果要让普通收音机收到，在卫星装上发射机后，卫星的重量将超过1吨。这对于当时火箭的运载能力来说是不可行的。
用地面站转播，这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所以，在卫星发射上去后，全国人民在广播中收的信号，都是从地面跟踪站转播的卫星信号。
人造卫星横空出世
1968年初，“东方红一号”横空出世，卫星的初样研制完成。在经过试样和正样后，卫星就将上天。
这个放在研究院二楼的卫星初样和发射时的大体相同，直径1米，72个铝合金面闪闪发光，里面的“五脏六腑”基本就位。
潘厚任看着这个集合着无数科研人员心血的金属球体，心中感慨万千。
1969年之后，潘厚任随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迁往陕西，继续从事卫星仪器的研发，直到1979年才回到北京的中科院。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飞天。那天，潘厚任在陕西的一个山沟里，通过收音机收到了来自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这一天，他很高兴，也很平静，他知道，卫星肯定能发射成功，太多科学家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奉献给了这颗卫星。
因为化学电池寿命有限，“东方红一号”设计的工作寿命为两周，在太空中飞行了一个月后，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本报记者 柳志卿)
【大事回放】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伏在地下指控室的潜望镜上，记者看见百米开外那经历了近40年风霜雨雪的发射塔架，依然如巨人般挺立。塔架前的大理石碑上刻着一行金色大字——“东方红卫星升起的地方”。
环顾这间深埋在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当年使用过的仪表设备都已显得简陋和陈旧，只有刷写在墙面的毛主席语录依然鲜红：“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就是在这里，发射中队长张积华一声大喝：“点火！”操作手胡世祥随即按下了发射按钮。新中国激动人心的一页在山摇地动中掀开——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人昂首跨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
今年“八一”前夕，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阳光明媚。记者在这里采访时偶遇3位来自河南郑州的70多岁老人——张喜堂、刘守国和侯同来，他们是专程来老部队“探亲”的。说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事，时任警卫团营长的刘守国还记得当时报纸的标题——人造卫星游太空，全球响彻东方红。当年在测量站任技师的侯同来说：“我专门跑到主机房去听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觉着特自豪！”
那确实是令全体中国人自豪的时刻。湘西、海南两个测控站，将接收到的卫星播放的“东方红”音乐信号录制成磁带，由专机送往北京，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
在全国各地，人们激动地仰望着太空，仔细寻找着那一颗属于中国的卫星。许多在4月24日这天出生的婴儿，都被激动不已的父母不约而同地起了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卫星”。
当时的外电评论也很有意思。新加坡《民报》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不但震荡了举世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
为了这一天，中国航天人付出了艰辛努力。中国航天事业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新中国无法与外界进行科技交往。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率先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此后的几十年中，美、苏等大国展开了激烈的太空竞争，把人造卫星、载人飞船、航天飞机、空间站等频频送上太空。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激励着一代科技工作者发扬爱国主义、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科学求是、努力攀登的精神，突破一项项技术，攻克一道道难关，终于建立起自己的研制、生产和试验体系，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中国航天事业蓝图。
当年按下东方红卫星发射按钮的操作手胡世祥，如今已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的位置上退下来。谈及往事他笑声朗朗：当中国人在西北大漠里竖起第一座发射架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认为那是开玩笑；当中国人用运行速度只有每秒几十万次的老式计算机编制地球同步卫星轨道程序时，洋专家又断言：不可能！但是，中国人就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回眸来时路，中国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力更生精神，凭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较短时间内进入了世界航天大国行列。在新世纪，中国航天已形成3个系列9种型号的运载火箭；酒泉、西昌、太原三大卫星发射中心的综合发射能力不断增强；航天器测控实现了由陆地到海洋、由国内到国外、由海上测量到海上测控的飞跃，并独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网管多星”测控模式。
正如胡世祥所说：中国航天人将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努力开发空间资源，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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