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是我在国内唯一愿意倾诉的人，临走前一周我给他打过电话，他执意来送我，老早就把课给排开，空下来整个下午专门过来接我们去机场为我们送行，他来我很安心。
Hans和我都很敬重舅舅，每次回来，我们都要一起出去喝茶聊天，我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想说出来听听他的意见。
舅舅是过来人，人生不算坎坷，因为坎坷在我眼里是和苦难深重联系在一起的，舅舅那些经历可以说苦，但还谈不上难。十几年前背井离乡去日本工作了五年，谁知道回来就和舅妈离了婚，这五年辛苦赚来的钱几乎全赔了进去。
回到国内从零开始打拼，那时他已经四十出头。
他出国前是教音乐的，听他说，那时候他在市里已经干得风风火火。他上课的地方原是本市妇幼活动中心一栋四层楼的房子，据他所言，当时楼上楼下都是他的地盘，我没有细问，大概意思应该是，这栋楼里几乎所有音乐培训课程都是他在主课。几年后再次回到这里，老板还是原来那个，舅舅跟他提起在这里继续任教的事情，老板说：“老章啊，按我们的交情我肯定会尽心尽力为你安排的，只是还得等有人走了位子空下来。”
舅舅说他并非仅此一处碰壁，那时的他从天上掉到地下，心里真是那个拔凉拔凉的。他个子很小，比我还矮点儿，还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而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个非常顽强和积极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去了日本的原因，他不光举手投足很有日本味儿，生活做人也很像日本人，我想用三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不低头。
舅舅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乐观地看待，首先安身立命。刚开始是从几块钱一个钟头做起的，自己住的是学校租给单身年轻教职工住的只有十几平米大的平房（出国赚钱寄回来买的房已经赔给了舅妈）。除平时在学校上课，他还在休息时间辅导学生，包括每一个双休日。
这些年过来，他回国后曾经任教过的中学因为他的努力已经将学生外语高考的语种改成了日语。他教的学生考级通过率几乎百分之百，他也逐渐在市里的日语教学界做出了名气。在学生中他享有很高的口碑，他对我说：“面对那些孩子们，我觉得首先应该是育人然后才是教书，所谓教书育人反过来说才对。”家长们教不好的问题孩子到他手上都服服帖帖，对章老师说的话交给的任务是一百个服从。也可能是这个原因，连搞企业的日本人都找上门来，当时舅舅正给他们的中国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做日语培训，日本总公司那边来的负责人听了一节舅舅的课，就改变初衷想请舅舅出山：“只有像您这样的才懂得搞企业管理，我们培训那些人有什么用。”舅舅考虑了一个晚上还是拒绝了，理由是，他这个年纪的人从身体上来说已经不再适合打拼了，留着命要紧。
我从小到大和舅舅接触不多，只记得他有段时间每个星期天的中午会来我们家吃饭休息，因为他教课的地方离我家很近。有一次他还跟妈妈提起过，如果我想学拉手风琴，他可以把学校的手风琴借过来并且每周给我上课。结果手风琴借来了，在衣柜里一放就是半年，我也就偶尔拿出来当玩具玩玩。舅舅来了一说要上手风琴课，我就借口要去同学家，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也并不是不喜欢手风琴，好像就是厌倦了上课，学校里面已经一堆功课，一说上课我头就大，所以能躲就躲，自由万岁。
最后舅舅自己给出了一个解释：“可能自己家的大人教不好自己家的孩子。”手风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在衣柜里了，舅舅也不再来我们家吃中饭了。等我懂事以后，还有点后悔当时没跟舅舅好好学。妈妈常说舅舅是个好人老实人，一直怪是爸爸太小气意怪，使得舅舅不好意思再在这里继续麻烦。
后来舅舅就出国了，等到他回来，我也见过他几次，大都是在一些大人们的饭局上碰到，聊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我当时还在读高中，很反感舅舅的日本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化，把他崇尚的那些东西在心里贬得一钱不值。真正发现有共同语言是我自己出了国以后，回国探亲和他谈到父母和我之间产生的分歧，他说：“这个我完全理解，我们都有出国的经历，有些事情他们没法设身处地的去想。”
这七年我和Hans一共也没回去过几次，结果每次回去都是闹得很不愉快，照Hans说的，就是每次回来都要拉一道疤。在国内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总是站不住阵脚，本来认为是对的该坚持的，被父母在耳边一叨咕就辨不清是非拿不定主意了。舅舅一度成为我的救命稻草，特别是外公外婆过世之后，我总想在做出决定之前让他掂量一下是非曲直,我这样做到底违不违背道德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