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周健在一起工作的时光
齐英妹[1]
记得在1991年的夏天，许多中国留学生参加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组织的Redcliffe海滩一日游。当大家都在陪着孩子们戏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对青年夫妇相依着在远处的海滩散步。当他们走近我们并看到孩子们的时候，他们那种难以形容的兴奋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经简单的自我介绍，得知他们就是刚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不久的周健和孙小依。原来他们的儿子和我们的儿子同龄，当时正在中国等待来澳的签证，可想而知他们那种思念儿子的心情。在随后的时间里，他们和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一起建沙山，一起戏水，同时和孩子们交谈了许多关于这里的幼儿园和学前班的情况。不难看出这对夫妇是多么盼望自己的儿子能尽早来澳大利亚和他们团聚。
自从第一次相遇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依然在昆士兰大学读学位，而周健和孙小依在昆士兰大学医学系工作。直到一年多之后，我才再度和周健及孙小依重逢，那是因为我的第一个博士后工作就是在Ian Frazer教授和周健博士的实验室里。记得当我看到那栏广告时，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课题新颖，有些技术和我的专业有关，故带着很强的试试看的想法递交了申请信。当得到面试的通知时，我才再次细读那栏广告。当我看到周健博士的名字时，我还在怀疑他是不是我在Redcliffe见到过的周健啊？带着了解更多关于Ian Frazer教授和周健博士实验室情况的信念，我打通了周健的电话。电话那端宏亮而又热情的声音让我马上想起了那位曾经相遇但又不真正相识的周健。通过简短的电话交谈，我对周健的印象是，他非常珍惜时间，并试图用最简练的语言告诉对方尽可能多的信息。在那次面试中，周健和Ian Frazer都问了什么问题我已记不清了，但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严谨的科研集体。我开始工作没多久，就亲眼目瞩了周健和小依对待科研事业的积极和认真态度。在20多人的实验室里，他们总是最早来、最晚走的一对；周末来实验室观察试验结果，对他们来说这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他们这种兢兢业业的忘我精神，带动了整个实验室的科研竞争气氛。
在我到周健和Ian Frazer实验室工作不久，实验室里每月一次的科学杂志学术研讨会轮到我选材并讲解。考虑到我工作时间太短，Ian Frazer教授向我介绍了几篇前沿课题的文章，并极力支持我把我的主要研究课题放在“乳头瘤病毒受体”方面。为此，我选了一篇有关其他病毒受体的研究论文作为讲解和讨论的主要内容。但我反复阅读这篇论文时，无论从技术和方法学角度，还是从理论的深度，我都遇到了很多难题。细心的周健，看出了我的困难，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了时间约我坐下来，并且为我详细解释这篇文章的背景、方法和结果。由于我是初涉这个研究领域，我当时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但周健仍然非常耐心地为我解释，并鼓励我阅读一些其他的辅助文章。通过这次研讨会，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两位严师对待科研事业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预测。
Ian Frazer教授总是极尽全力地支持自己的科研人员到国际会议上去开开眼界扩宽视野。我有幸在5年中，参加了4次“国际乳头瘤病毒年会”。1997年的“国际乳头瘤病毒年会”是在意大利的西雅纳举行的，我与周健和孙小依及其他的博士生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在Ian Frazer教授和周健的鼓励支持下，我申请了在大会上宣讲我的论文并得到了大会组委会的准许。这种难得的机会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所以即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离开布里斯本去意大利之前，我认为自己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富有多次国际会议上宣讲论文经验的周健，对我的要求更高了一层。他利用会议期间有限的空余时间，听我给他预讲，并指出需要修改的部分。这样经过几次反复，我们最后终于得到了满意的宣讲效果。
在历届“国际乳头瘤病毒年会”上，周健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这与他在这一科研领域的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是分不开的。周健在乳头瘤病毒研究方面的作品，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具有其独特性和原创性。他对科研的投入，以及他思维和反应的敏捷，让很多和他工作过的同事惊叹！虽然他的努力已开花结果——乳头瘤病毒疫苗，但他的早逝乃是这一科研领域的重大损失。
[1] 齐英妹博士，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生化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