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福，华人之光
——缅怀华裔科学家周健博士
孙昌林[1]
“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 这两句诗，表达了人们对历史上那些为追求崇高理想而奋斗终身，尤其对那些已经成功在望，却不幸先逝的先行者们强烈的痛惜之情。周健博士恰恰就是这样一位在医学科学领域，尤其是在研究疫苗防治癌症方面取得辉煌成就，却不幸英年早逝的先行者。
周健于195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82年大学于温州医学院毕业后，先后在杭州，河南和北京的医学院学习和工作。1984年在浙江医科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便开始了人类乳头瘤状病毒的研究。人们尽管早已知道妇女子宫颈癌和其他许多疾病都是由于这种病毒引起，但由于这种病毒极其微小，且不能在细胞里培养，因而难以用人工的方式去合成，也就无法研究其致病的机理，所以尽管研究者众，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而周健在国内就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1987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就以头版报道了正在河南医科大学读博士研究生的周健，对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的研究取得进展的消息。1988年他在北京医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赴英国剑桥大学免疫学和癌症研究中心，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首先提出了病毒样颗粒的产生及其概念，并开始了临床试验。这是一种大有潜力的疫苗，可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昆士兰大学的澳大利亚癌症研究中心主任Ian Frazer 教授就是在剑桥大学认识了周健，并力邀周健来澳大利亚共同工作。1990年，周健在结束了与剑桥的合约之后，便应邀来到昆士兰大学的癌症研究中心， 此后Frazer便成为了周健的研究合作者和顶头上司。此时周健仍继续致力于利用DNA重组技术，人工合成乳头瘤状病毒的疫苗，并取得成功。因而就在周健来澳州的第二年即1991年，周健便与Ian Frazer教授联名申请了DNA重组技术人工合成乳头瘤状病毒疫苗的专利， 这一专利比美国整整早了一年。据说澳美两国还为此打了一场知识产权的官司，最后握手言和，成为两国合作开发，进行世界范围内的临床试验。此后周健在人类乳头瘤状病毒的研究领域里，获得了高度的国际声誉。
周健也是一位高产的作者。从1982年开始，他在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 ,并拥有近十项发明专利。Frazer教授说，直到现在，他的研究中心里尚未有人能获得如此之成就。Frazer还说：“周健在分子病毒学领域10年中取得的成就，是许多科学家在30年中也无法企及的。”并一再强调，“他是我个人最好的朋友和最优秀的科研同事。”
1994年昆士兰大学授给周健医学博士学位。1995年周健应聘去美国Loyola大学任副教授之职，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乳头瘤状病毒的结构及其作用，并以惊人的速度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1996年也许有感于昆士兰的美好环境和气候，尤其是真诚待他的Frazer教授，周健又回到了昆士兰大学，被聘为高级研究员，并任乳头瘤状病毒研究室主任。1999年逝世前不久又晋升为首席狮子王研究员。当时他研究成功的乳头瘤状病毒疫苗即将全面开始临床试验，可惜的是正当成功在望的关键时刻，周健却突然与世长辞，恰是一颗科研新星的陨落，造成了澳洲医学界的巨大震惊，更给他的亲人，尤其是他的娇妻爱子造成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漫长的伤痛！凡认识周健的人都无不哀伤他的英年早逝！笔者细想之下，周健的早逝是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试想出生在1957年代的那一代人，其悲惨遭遇是人所共知的，能从中脱颖而出，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周健本人的天分之外，更主要的是依靠他本人争分夺秒的勤奋，正如Frazer教授谈到他在剑桥见到周健的印象时说：“周健是最勤奋的研究人员，不分白天黑夜，凡我去实验室时，总会看到他在那里努力工作，我总是他实验室里的打扰者。”这说明周健是在呕心沥血地工作，他在工作中透支着他年轻的生命。周健的岳父、也是笔者的挚友孙源泉先生，曾不胜唏嘘地对笔者说：“周健是累死的。” 这句话怎不令人闻之泪下。
令人欣慰的是，周健过世以后，临床试验继续顺利地进行。前后经历了三十三个国家的二万五千名妇女的临床试验，证明了周健和Frazer教授共同研究成功的疫苗，对预防子宫颈癌100%地有效，且无任何副作用。这一消息由澳美双方于2005年10月7日在纽约宣布：“预防子宫颈癌新突破，人类乳头瘤状病毒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成功。” 这一宣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澳洲报纸《The Courier Mail》10月8- 9 日周末版，用头版大字标题——“昆士兰团队攻克子宫颈癌”。澳洲的各大电视台也以头条新闻着力报道了这一重大消息！诚然，如此重大的喜讯，怎不令人兴奋！须知，澳洲有生育能力的妇女中，有70%曾被乳头瘤状病毒感染过，也就是说，澳洲的大多数妇女都生活在子宫颈癌的死亡威胁的阴影之下。而周健的发明将使子宫颈癌与妇女彻底绝缘！这是全球妇女之福，当然也是全人类之福。人们在庆幸之余，自然会更加怀念带来这一福祉的造福者—周健博士。事实上，这些日子以来，周健的同事们，朋友们，在这一意料中的胜利到来之际，无不更加思念昔日的带头人和“战友”，纷纷打电话向周健的亲属表示庆贺和慰问。作为周健最亲密的合作伙伴，Ian Frazer在纽约宣布这一条新闻时，也多次提到周健的名字。在《The Courier Mail》报道Frazer为“神奇的人”（Miracle Man）的时候，也报道了Ian Frazer对周健的痛惜和思念之情。Frazer对记者说：“令人悲伤的是，周健未能在他去世之前看到这项成果被公开承认。” 这也说明了Ian Frazer是一位有良知、重情义的科学家。
Frazer不仅表彰周健的贡献，更赞扬了周健的中国心。在周健的追悼会上， Frazer特别提到了“周健从未忘记他的根，周健是华人社团的一位活跃分子。” 许多著名的华人科学家往往都把自己的成就与自己的祖国联系在一起。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和中国著名的数学家陈省三教授都曾异口同声地表明：“我们的成就只是证明中国人绝对不比外国人差。” 同样，周健尽管是昆士兰大学的医学博士，但是他在所有人的面前，都颇为自豪地说：“我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土博士。”好一个“土”字！它恰恰印证了周健的中国“根”。Frazer说：“周健无疑是一位世界村的村民，却不忘架设沟通与中国的桥梁，在澳大利亚癌症研究中心与自己的母校温州医学院之间，连接了一条强有力的纽带，成功地使乳头瘤状病毒疫苗在中国进行了临床试验。”周健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的中国心。但天有不测风云。1999年，周健回中国进行学术访问，突然生病，现代医术却无回天之术，一代英才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事迹又一次向世人表明：“中国人绝不比外国人差。” 周健无愧是中国培养的“土”博士，他无怨无悔的爱着自己的祖国大地，正如诗人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表达了包括周健在内的一切爱国华人的中国情结。
受挚友孙源泉兄所托，也为他爱婿周健的事迹所撼，在周健的科研成果已得到了举世公认之际，写此拙文以示缅怀，同时也将源泉兄为其爱婿所题的挽联附上，以表亲友们对周健的共同哀思：
一生伟业 真真切切 科研巨擘
毕生勤奋 坦坦荡荡 学者楷模
原载于《移民镜报》2005年10月21日
[1]孙昌林，现居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