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对每年仲秋时节的这次月圆的自然现象像中国人那样赋予这么多的人文意义。在中国人心中，中秋是诗意的，古往今来歌颂中秋明月的诗句不可计量；中秋是欢乐的，合家团聚饮酒赏月吃月饼，其乐融融；中秋是妙曼的，嫦娥蟾宫折桂子，玉兔天宫伴天仙给了孩子们多少美好的想象；中秋是浪漫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明月见证的爱情更令人沉醉；中秋是抒情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是丰沛的，粮食入仓，瓜果上市，丰收的喜悦溢满心间。
因为打小就喜欢吃月饼，所以小时候盼着过中秋。那时家里穷，买不起月饼，妈妈就自己做。和面要用油，当时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三两油，我妈舍不得多放，做出来的月饼跟死面饼的区别就是加了枣泥或豆沙拌红糖的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都是平时吃不到的稀罕物，珍贵得很，吃到嘴里觉得格外香甜。
生活在北方，见到的吃到的月饼大都是硬硬的小圆饼，有豆沙馅的，有枣泥馅的，有果仁馅的，外皮一概是油拌白面烘烤出的甜饼。改革开放后，人们见识多了，有人吃到了港式月饼，便开始嘲笑北方月饼。记得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人把北京的月饼扔到马路上，汽车从月饼上压过去，月饼愣是完好无损，马路倒是给硌出一个坑来。此后北京月饼便风光不再，港式月饼所向披靡，一路攻城略地，由南到北席卷全中国。现在月饼的花样是更多了，它的意义也不再是节日里的一道甜品，还肩负着行贿受贿的时代使命。面对着五花八门的月饼，我再也找不到小时候吃月饼时的喜悦了，像是完成任务似的尝那么一两口，它们的甜腻的确有违健康生活的理念。
有关中秋节的回忆大多是欢乐的，但也有辛酸的回忆。那是八十年代初，儿子出生前两周。我将要临盆，但在哪里生孩子却成了大问题。我毕业后留校，住在清华教工宿舍，与一位同事同住一间小屋。那时候学校房子极其紧张，五、六十年代毕业的老师们还都挤住在由原来的单身宿舍演变成的筒子楼里，一家三口住十平米的小屋是普遍现象。记得那时有一部叫做《邻居》的电影讲的就是这种现象。像我这样的年轻女教师想要分到十平米的房子是连门儿都没有。怎么办呢，就在中秋佳节那个月光如水满目清辉的晚上，我与老公坐在清华主楼前的台阶上，望着明媚的月光，唯有声声叹息，改苏东坡名句为：“房子几时有，含泪问青天，不知清华领导，开恩在何年？”
现在儿子已长大成人，我们也有了带花园的小洋楼，那“房子几时有”的悲叹已成旧梦。但每年中秋，我都会想起这一幕，在感叹往日辛酸的同时，我心里常常升起一种感恩之情，感谢命运，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感谢宽厚善良的加拿大人，他们张开双臂迎接我这个异乡人；感谢老公儿子还有我自己，我们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创造了自己的生活。
在这样美妙的中秋佳节，我只希望每一个将要临盆的母亲都有房子住，再也不要有我当时的无奈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