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硕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五）

倪文硕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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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45年日本投降，蜗居四川歌乐山多年的祖父文硕公与家人，与国同庆，惊喜万分。据父亲日记载，在歌乐山桂花湾银行家属区中，人声鼎佛，载歌载舞，酒盏交杯，彻夜不眠。此时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也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在“海光楼”召开行务会议，商讨战后行务何去何从问题…。
随着当时国民政府大批接收大员南下，硕公在回老家石埭，处理好家务后，抛下家庭，只身随董事长陈光甫返上海，重整行务。在几个月异常繁忙的疏理、清查、区别和处理敌伪财产等棘手问题，恢复了正常的行务秩序。尔后，文硕公除了处理总行日常行政事务外，亦协助董事会，做了在可能出现国共和谈，及以后内战环境下，该行如何应对的调查研究工作，46--49年期间，在这方面硕公的职务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密切关注国共和谈进展，分析研究银行外部环境新突变的应对办法。为此，硕公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这可从“倪文硕为中共代表抵渝，政治协商会议，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增设建设部致伍克家函（44--45年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国内政局、战况、业务情况以及在美活动情况倪文硕、伍克家与陈光甫往来函电（45--46年间）”（参见上海档案馆有关档案）中，可见当时该行决策层对政局关切度之高。此外，硕公还协助该行经济（信用）调查部，对全国市况作了详尽地调查分析，行业分类之细，调研资料之全，在当时银行业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根据这些资料，不难得出，内战在所难免，国民党政府必败。据父亲日记当时载，硕公已开始，并与陈光甫一起，大量阅读马列书藉与中共文件，巳初谋中共掌权后，该行的前途。
2、随董事长多次旅访上海银行各地分支机构，一方面了解该行业务进展情况，另方面探讨内战恶化后，该行可再行转移之处考察。46--48年硕公随陈光甫长时期在西南、东南及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考察，现在看来，实则为该行寻找退路。硕公曾与父亲闲聊今后出路时，曾谈及陈光甫曾有：“这次政局改变，将不如以前，可能会‘无地可退，无处可避，无法可逃’的看法”（兆京日记载）。另从当时全国资金涌入香港，陈公对上海银行何去何从，可能早已胸有成竹了。
3、实地对解放区市况考察，拟报告向该董事会进言。随着解放炮声隆隆，东北、华北相继解放，为了了解解放区的市况及中共对工商业的政策，硕公只身二次去石家庄、天津探访，后返香港向董事会汇报，并得出“市面萧条，但秩序井然”（兆京日记载）的结论。以便使银行董事会做出了，全行各分支机构保持“不动”的决策，并在原总经理伍克家因患中风辞职时，急招因避祸（因与进步人士来往过密涉险）去美进修的资耀华返国，继任总经理，以方便与中共协商沟通。
4、积极参与银行“公私合营”，竭力为银行资方争言。在上海银行最后一任总经理资耀华努力下，1950年，上海银行率先引进公股，在周恩来总理特许下（因国家尚无银行合营计划），与国家“公私合营”了。硕公仍任合营后总管理处襄理，户口迁北京。这时大陆与香港仍可往来，硕公亦为行务来回跑，毛主席与周恩来委托当时国务付主席李济深，邀陈光甫回来，并互增礼物，一切看来顺其自然。但“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资耀华被解天津审查，硕公因为在劳资行务会上替资方争言，在京东交民巷北京分行内，被隔离交代100天。在出来时，形势已大不一样了……。


右一为硕公，右二为陈光甫先生（1948年全国分行考察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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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公在上海银行办公室（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