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这样一幅照片：在一间狭小拥挤简陋的教室里，几十张桌椅按几何图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屋的孩子表情木纳但严肃认真地看着前方，危襟正坐，教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课本照本宣科，孩子们双手放在背后……
这，正是上个世纪初美国的课堂实况，当时的情景和我们所经历的过程十分相似。美国当时的社会现状是，战乱结束，人口激增，资源贫匮，社会急需能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具备较高文化的专业人才。
培养人才的任务无疑落在了面临挑战的教育界，因为时美国的传统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到了非彻底改良的地步。
时事造英雄。这时一个能推动教育革新的领袖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近代世界教育世上杰出的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杜威对于美国乃至世界教育界的贡献，迄今为止是任何人难以超越的。首先，他敏锐地把握的美国教育的症结所在：脱离社会、脱离儿童。
美国教育当时以欧洲的传统为指导思想，以学科为中心，给儿童灌输孤立的学科知识，忽略知识的社会意义，忽略儿童的心理特征和生活环境。于是，杜威提出了他的基本教育观点：教育即生活，学校及社会。
杜威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
对于学校，杜威强调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另外，校内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相互影响。
由此看出，杜威的理念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成分，事实上，杜威正是一位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实用主义哲学家。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原则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学校教育要围绕儿童的现实生活，所以教育的内容必须符合儿童的生活经历和思维特征，要对儿童目前的生活有所帮助，而不是单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
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反映在具体教学上的一个方面就是“从做中学”。他推崇这样一种教学方法：教师带领一班孩子建造一间小平房，各科的教学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手工课画草图，算术课计算所需材料并丈量房屋面积，语文课学习相关词语，作文课描述想象未来居住在这里的家庭生活，美术课绘制彩色的房子周围的景色，表演课孩子们自编自演与这座房子有关的情景剧……
“学校就是社会，教育就是生活”，如果不给儿童“做”的机会，就会阻止他的自然成长。
这也就是现今为什么西方学校中孩子不停的做“project”， 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知识内容或概念，老师都要求学生亲自去实践一下，在实践中掌握学习。即使是普通的练习题，题目的背景都是孩子们所熟悉的日常场景。
以儿童为中心，并不是所谓的“放任”，杜威认为，教师如果采取对儿童放任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放弃他们的指导责任。不管是从外部强加于儿童或是让儿童完全放任自流，两者都是根本错误的。
我个人觉得，美式教育用放羊来比喻也许更恰当一些。牧羊人有责任找到一片水土茂盛的操场，并指领羊群，但不可以敲开羊的嘴巴强迫它们吃你认为最有营养的草（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you can't make it drink）。牧羊人还有责任保护羊群，不让它们受狼群的伤害……
当然，羊不会思维。但是教育儿童必须唤起他们的思维，这一条也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杜威认为：“如果没有思维，就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因此，学校必须要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
比如，教孩子1+1=2，有孩子问：“为什么不能等于3？”这时教师是一脸的不屑：“回去问你爹妈，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笨蛋！”，还是鼓励孩子思考：“好问题！为什么不能等于3？你知道吗？好好想想，有答案了告诉大家。”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孩子学的东西很“浅”，因为教师花大量的时间让孩子思考、动手，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难度深度，用题海战术压制学生。
杜威还十分强调道德教育，“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道德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不过这个“道德”和我们所熟悉的概念不是一回事。杜威的道德教育注重人格的形成，强调学校道德教育必须对学生进行人格训练，以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德，让学生适应社会生活。不过，在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民主社会公民，对社会有所作为的同时，也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并从他人和社会得到好处，使两者保持平衡。
杜威的这种实用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美国教育的主流，并且在其它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一理论也曾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抨击。如以贝格莱（William Chandler Bagley）为代表的要素主义（Essentialism）就指责杜威的理论为非理性，他主张重建严格的教学标准，对学生进行严格训练；强调教育的核心是学习预先规定的教材，开展天才教育；重申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权在教师而不在学生。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美国朝野。海军中将，核潜艇之父李克佛（Hyman Rickove）写了著名的《美国教育――全国性失败》一文（American Education, a National Failure），否定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这位著名将领主张“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未来，要更新我们的学业标准，给学生传输大量的知识，培养各类尖端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之后，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并派遣代表团考察苏联教育，开始重视学科教育和编著高难度的教材。
可是，没过多久，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杜威又得到了重新肯定，实用主义教育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为什么？我想原因有二。
其一，尖端人才不是靠学校强行灌输下培养出来的，顶级人才更不是那所大学能够有能力“教育”出来的，如比尔·盖茨，连哈佛都没有能力来培养他。相反，尖端人才需要的是宽松的土壤和自由的空气。
其二，美国的治国理念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强调人权，尊重个性发展。所以，学校不可能为某个特定目的强迫学生学习什么，更不能限制学生的思维。
“以学生为中心，教育即生活，教育过程在它的自身以外无目的”就是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文的核心。
所以，美国的基础教育又回到了“放羊”的模式上来了。果然，这种模式较之把羊终日圈在羊圈里“填鸭式”灌养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至少涌现了一大批领头羊。更加幸运的是，美国战后的土地上水草肥沃，竟吸引了全世界各类品种的优良羊种，其中不少是顶级的羊中之王。
当然，“放羊”式教育不是没有问题，美国本土的羊往往懒散，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茂盛的草地，你不把草送到他嘴边他就不好好吃，不少羊只偏爱某一种草，这样营养就不均衡，更有的羊整日东游西荡，搞不好把野地里的毒蘑菇当宝贝吃进嘴里……
如何提高羊群自身的生存能力？究竟什么是能力？这个问题困惑了教育界好多时候，直到今天有些人还十分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