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钱学森，顺便提一下钱老太太蒋英的父亲蒋百里。
蒋百里（1882-1938）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
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1937年初出版）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毛泽东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百里的影子。
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
１）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２）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
３）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的结论是：
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百里。
1937年9月，他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毛泽东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百里的影子。
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中国要利用空间换取时间利，用中国的山川、河流等有利地形迟滞日军。“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 将日军后方变成前线，在日军占领区进行作战。使日军不能很好的消化占领区，从而达到的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运用灵活的战术处处打击日军，极小胜为大胜.
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蒋百里已经关注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并开始提出中国的对策。他认为：“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惟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戏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他甚至猜测到战事最终会在湖南一带长期胶着不下。
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1938年10月，他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同年11月，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文摘】蒋百里——《抗战的基本观念》
抗战的基本观念
欧洲人以商业起家，他们的心理上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现钱主义，一是计算主义。因为现钱主义，所以将来如何危险，他总是说：“到那时候再说”。这决不是苟安心理，但今日今时如何最为有利，却是他全副精神之所在。因为计算习惯，所以两种数字的比较，可做一切计划的根本。他们偏重物质元素，至于不可以数字计算的精神元素，总退居于背景里。
我们来到欧洲，随时给欧洲人说明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表面上虽然承认，心理上总带着怀疑。因此我就以中国人并军事学问上的立场，在德法两国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点学问方面的见解，想把他们的根本观念廓清一下，现在把这篇汉文稿子寄到国内籍供国人的参考。
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为西洋人所不易了解。
第一点，是我们的乐观态度，这乐观并非眼前一时的享乐，而是悠久的长久的希望。我们对于历史，终于五千年一回溯，三千年一综括。在欧洲人看来，三五千年的老古董，学问上研究固属有益，与实际的人生则不相干，在新教育家看来，这徒然造成了时代的落伍。但中国人却从这种历史教育中养成了一种特性，在今日就发生了影响。中国人是：因为时代经过既久，社会变迁自多，所以他的历史观念是强者未必永久强，弱者未必永久弱，汉、唐、宋、明，曾经几度的败亡，但未来复兴的一个模糊的希望始终涌现于国民的潜意识里。王夫之顾亭林在宗族失败以后，仍是拼命著书，这种例子只有最近一位德国海塞尔（Hussel，胡塞尔）博士，在德国战败后重新把本国历史叙述一遍，提倡一种乐观精神，我觉得他的功效，比了费希特（Fichte）的讲演还重要些，但较之顾王，犹不能望其项背。
这种悠久的乐观态度，非今日物质文明眼前享乐的人们所能明白。也许有人说现代的文化与从前不同，然而真正拿历史的眼光来看，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在其传染性，发酵性。假如不“化”，就不得谓之文。所以文化这回事第一是敌我同化。蒙古人满洲人会骑马，西洋人日本人会用机器，但他骑马我也能骑，他用机器我也可以用。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所以决不能取胜，那么历史上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获得最后胜利，这是什么原因？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指挥了一千万人以上的武力，握有全世界的补充，他却说一句话：“只有自认打了败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败仗。”我们知道福煦将军先有了这个根本信仰，然后英法美的武力才交给他。换句话说，因为法国人精神的坚决，所以物质才能从贫乏里一天天充沛起来，武力才能从弱小里一天天强大起来。
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识胜利的。这种说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们有真正的科学根据。须知我们是农业国家，并非工业国家，后者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知识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你们把南京比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这就错了。史丹法尼（意大利前财长，时任国府高等财政顾问）他倒懂此心理，他说现在中国人人心头有一个南京，日本空军炸毁了几座新式建筑，并不算一会事。
第二点，便是我们的决心，是直觉的，不是计算的。毛奇（似应为 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老毛奇）将军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后要断。”现在的欧洲军官一天到晚只是算，平生难逢一次断。但战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平时的计算无论如何精密，到了战时仍不可靠。毛奇将军这句话的价值，就是把“算”和“断”分为两件事。断的时候，就不能算。假如算定打胜仗，然后打仗，这种军官就不能成其为军官。
从世界的眼光看来，敌人的飞机有多少，武器有多少，我们只有多少，我们当然不能和日本打仗。但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领袖已经在计算中过了六年，现在不能计算，只能断。我们现在的抗战，便是我们的直觉，但这支决议经过了一番计算的洗炼。你们现在再用纯粹计算的眼光来看我们这次抗战，就事情是我们断然决然的意志。战略家异口同声说，战争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他改变政策，这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就中日战争来说，抗战乃我们民族决心的表现。蒋介石将军的意志，便是我们民族意志的象征，若论日本能曲阜中国民族的意志，这是没有历史的常识，若谓日本能屈服蒋介石将军的意志，这是没有人格的认识。
日本的愚蠢可笑，可见于防止赤化的这种宣传上面。大家知道赤化是一个思想问题，不是威力问题。若谓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界上就绝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也无从有新兴的国家了。假如欧洲人害怕中国会变共产党，不客气的说，凭着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中国赤化，等于尼古拉二世用禁卫军压迫革命党一样，而且，谁能够保证日本这二百万军队中没有很多的反战派和共产党？
中国人决心不走共产的路，不是任何威力防止的缘故，而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家庭组织与爱国精神。假如抹杀了中国的爱国精神，破坏了中国的家庭组织，这时欲防止赤化，就是百十倍日军现在的兵力也是不够的。日本现在这样蹂躏中国，目的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分裂破坏，要把中国赶上共产的路，但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中国的爱国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全民团结，加速了中国一切组织的改进。中国民族存在一天，这种精神与组织也存在一天。所以日本欲屈服中国，和把中国赶上赤化的路，二者是同样的绝不可能。中国人既不会屈服，也不会赤化，我不敢自夸，我举外国人一句话，英国泰唔士报说：“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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