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周朝开始的华夏族扩张，就把中国的概念，从商朝的河南一带，推进到了山东、山西、陕西和河北，然后在秦朝、汉朝、唐朝、元朝和清朝几个主要的扩张性王朝那里，慢慢地奠定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
当然这些扩展，其中包括以汉族和汉胡混血族的对外扩张情况，也包括非汉族征服汉族地区，并带着自己的土地入伙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扩张中的人民的加入带来的地区性的复杂性。
在周朝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就是如何解决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统一性，和各个地区人民内部的族群和文化的差异性，在大同和小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当然这里所谓的大和小，指的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而不是量化的概念。
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个统一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来保证整体的同一性，和灵活的地区实施弹性空间，来解决地方的多元化和不同差别。
在周朝的时候，这个制度就是周公订立的礼乐制度，通过天子、诸侯和士大夫之间的血缘和婚姻关系联系，来维持天下之一统。而在地方上，则因为贵族特权的继承和派他性，通过贵族和自己土著族群的一致性，来实现这个因地制宜的灵活原则。
从秦朝以后一直到隋朝，这个系统就是由儒家教育的门阀和地方豪强维持同样功能，然后在隋唐以后，有科举产生的儒家官僚和地方士绅，就担当了主要角色。
这样一个角色的分化，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就是以天下管理为己任的儒生们，通过科举考试，外放到其他地方为官。因为这些其他地方，通常是不同于自己出生的族群，因此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上，并不能达到和自己管辖地方的人们的良好沟通。这个官员能够做的就是，靠着自己的官话（当然不是人家本地人听不明白的家乡话），和当地懂官话的乡绅沟通。而当地的乡绅们，就会把这个官话沟通的内容，翻译成人家的本地话，和自己的族群进行沟通。
这个官员可能是一个会说官话，来自于广东的人士。而他任职的地方，也许是说吴语的苏州、或者说西北话的西宁，还可能是说藏语的拉萨。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各个不同族群的人们，因为并没有受到这种精英文化的教育，其文化自然就和这种讲究统一和一致的普世体系不同，而带有更多地域性和族群性的色彩，而这种文化的地域性，自然就是一种党同伐异的朴素族群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
当然用民族这个词，去描绘中国古代的族群主义，是有些不太准确。其中原因是民族这个词，是沿用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对西方的nation，就是西方意义的国家的翻译。因此nationalism就翻译成了民族主义。
而中国春秋时代的尊王攘夷概念中的华夏族，确实是有将族群和当时周朝的政治体系联系的因素。这种联系本来只是在贵族一个层次联系的，但随着周王室的权威衰落，各个封国的无可选择地走向了内部和本土的身份认同建设，发生在各个封国之间的战争，就不再只是介入诸侯之间的私人事情，而开始带有国和族群的概念。
因此当曹刿听到鲁国有难，就自己站出来为国分忧了。这个时候的国和族群概念，还没有太清晰的形成，因此如何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应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和如何有效的管理各自封国的内部事务，就导致了各派思想家，从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等，用不同的理论来面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分崩离析的阶段，政治权力从周天子滑落到诸侯贵族的手上，是春秋时代的主要标志。而这个权力进一步从诸侯中，滑落到卿和士大夫手上，是战国时代的事情。这个变化，就是从血统高贵的权力独占，慢慢到血统一般的分权行为，到了汉朝建立的时候，就落入寻常百姓家了。
但是汉朝初期的政治官僚要么就是战场中的功臣分封的公侯们，比如说萧何、周勃和陈平之类，要么就是功臣之后的周亚夫之类。直到汉武帝上台，用了董仲舒的独尊儒家的理念，而对人才选拔制度的孝廉和贤良制度，算是真正开辟了布衣丞相的先例。虽然这种变化不是很彻底，更多的是靠着地方势力和豪强的参与，但显然国家政治的参与度要高了许多。在察举制度下，对官员本籍任职的限制，对不同地区的名额分配，都使国家认同感大幅度上升。
虽然全面的科举制度是隋唐之后才开始成熟，但这种国家认同感大致是在汉武帝的统治期间完成，导致了族群认同从含糊的华夏族，而一变为清晰而简单的汉族。
当然在汉武帝时期，发展起来的全国性商业和市场网络，和长安开办的太学，在文化上培养的儒生群体，在文化上做的整合工作，包括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开始慢慢开始的各种民间宗教，到东汉形成规模的道教和佛教的传播，都为全民的身份认同起了作用。
这个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形成统一的整合过程，基本上完成了全民族的身份认同。但是因为汉朝伴随着汉族在西域、岭南、东北和朝鲜半岛上的扩张，在族群身份认同上，你必须留下让人家外来者的加入程序，而因为家天下的原因，爱国和忠君成为一体，因此地方性的普通人民的族群意识，和全国范围的儒生精英阶层的族群意识，存在着某种差异。
这种差异表现在地方性的普通人民那里，国家族群的认同，有时候会被地方族群和宗族认同超越，尤其是发生在不同地区族群的经济利益冲突上。但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战乱期间，当人民进行大规模的跨地区移民的情况下发生，新来的“客家“人群，对早先的“主家”人群造成的资源竞争压力。不过这种冲突，在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同地区的族群的融合，从而使整个民族认同感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