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的由来

我叫我家领导为“村长”是有原因的。


十多年前我们搬到宾州西部的一个小镇。那个镇很小，才二万多人口，几乎清一色白人，黑人很少，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就更少了。当时镇上除了一家福州人开的外卖店，我们是唯一的一户中国人。我儿子就读的学校，一共才几个黑人孩子，外裔学生就两个：一个白人家庭领养的韩国女孩，另一个就是我儿子。所以我儿子在学校目标挺大，老师，学生都认识他。我一去他学校，立马有人通风报信给我儿子，“xxx，你妈来了”。年少时，他还“蹭，蹭，蹭”地跑来跟我磨叽几句。年长了，远远的跟他老妈举下手，以示招呼。回家后，必是抱怨：妈，你又来我学校干什么！

一年后，搬来了一户中国人，一对杭州来的夫妻和一个小女孩。那时我们的高兴劲甭提了，闷了一年了，现在就像久旱逢甘露，就像找到了党组织。我们两家走得很近，成了朋友。周末，节假日经常聚在一起，吃个饭，喝点小酒，聊聊天。他们家的小女孩跟在我儿子屁股后面，“大哥哥，大哥哥”，追着他玩。有时我们也一起 shopping，一起外出。总之，很合得来。

过了两年，又来了一户中国人。是从费城来的上海人，工作关系来到这个小镇。他们是单亲家庭，爸爸和女儿，女儿比我儿子大一岁。学习非常好，钢琴弹得一级棒。那个男人家，很会做菜，于是我们更有了聚会的理由，三家轮流着，这家吃到那家……。

至此，这个小镇有了三户中国人家，我们戏称之“三家村”。我家领导理所当然地自封为“村长”，理由当然是我们是这个镇的“元老”。那时我们打电话召集他们两家来我家聚会时是这样说的“这个周末，到村口老槐树下集合，有空伐？”，这个“三家村”的暗语，我们三家都知道。

几年后，最后来的最先走了，他们搬回费城去了。说是这个“三家村”实在太寂寞，受不了。于是“三家村”成了“两家店”。接着，杭州人家也搬走了，公司召他们回到弗杰尼亚的总公司去了。我们又落到了“孤家寡人”的境地。“村长”的职位也名不副实了，虽然他和他还自称“村长”，但是已没有了村民。


现在我们也搬离了那个小镇。为了纪念这个曾经的“三家村”，我时不时地称俺领导 ：“ 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