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全民族的耻辱zt



今年(2009)我国拟将贫困线提高至年人均收入1196(绝对贫困)至1300(相对贫困)元人民币,按照这标准线,我国现在的总贫困人口数将达到8000万。 长期以来,我国把人均年收入低于786元的人口称之为“绝对贫困人口”,到2007年底,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为1497万;人均年收入位于785元至1067元之间的称之为“相对贫困人口”,又称为“低收入人口”,到2007年底,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为2841万。


扶贫标准上调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人口线”这两条线合二为一,扶贫开发的目标人群就在原来1497万“绝对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841万的“低收入人口”,两者合计约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2008年底之前,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6元。该标准按照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每天0.57美元,而按照美元兑人民币现行汇率则只有人均每天0.31美元。这与世行推荐的人均1.25美元的贫困线相比,差距悬殊。


2007年我国的贫困线划定在年人均收入1067元人民币,据统计当年的贫困人口数为4000万,但真实数据还是让人猜测,毕竟官方之前弄出了许多不真实的忽悠老百姓的数据,在网上查一查,网民对统计局等部门的评论就知道了,那些数据在人民心中的信任度。05年按照人均年收入683元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若按照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2008年开始为1.25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惺澜绲诙??BR>世界银行公布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14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6%,联合国2006年按同样的贫困线计算为2.35 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8%。这还不包括在城市中的穷人。1985年国家确定扶贫标准时,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为200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50%。而2005年为683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3255的21%在1990年至2001年期间,超过90%的减贫任务都是在1996年以前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近十年来(到2006年),中国只完成了不到10%的减贫任务。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迄今仍有36.4%的农村不同程度的缺粮。《亚行2005年关键指标》指出2003年中国的赤贫人口(不是贫困,而是赤贫也就是绝对贫困)人口为1.73亿国家扶贫办透露,2003年我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增加了80万中国农村监测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也就是吃不饱饭)的绝对贫困人口数1479万,温饱问题已解决,但发展水平低的低收入贫困人口有2841万,加起来就是4000多万。这只是指农村,不包括城市。《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截止2008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户1111.1万户,低保人数2334.6万城市居民,总低保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40.2%。全国农民低保对象1966.5万户,低保人数4284.3万人,总低保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3.5。同时还有63.2万农村人口接受了农村传统救济,686.5万人次得到了,农村临时救济。另有人计算“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企职工减少了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合计4807万人。失业和隐性失业(在单位拿二.三百元基本生活费)的上亿,牵涉家庭人口3亿多,扣除有另外出路的(如做生意等)按一半计算(平均月生活费在三百元以下的)至少有一亿的城镇贫困人口。


社会发展成本的提高也为扶贫增加了难度,学费越来越高,看病越来越贵。扶贫也存在边际效益的递减。据估算在“九五”期间,脱贫一个人,中央投入的扶贫资金,包括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大概要2800多人民币。而到了2002年,相应的资金已高达15000元。扶贫对象的难道也增大,现在很多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活条件更差的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以上信息来自于网络,因数据五花八门,采取综合数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条可行之路,城镇化和贫困地区的脱贫是一致的。 2008年持续的民工反乡潮证明厉专家的想法是不行的,不说大批的人员涌进城市,是必为城市增加负担,带来就业上的压力等。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来说,谁愿意背井离乡,离开生养自己熟悉的故土,谁愿意成为剥削阶级创造财富的工具。一旦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遇上经济不景气失业,又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将一无所有。从历史上来看,让农民离开土地,决不是什么好事,那样的社会也不是什么好社会。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副行长詹姆斯.亚当斯在2009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上表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可能出现多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其实按每年的贫困数据来看,几乎每年都在增长,今年应该会大增。难道那些贫困地区就不适合人类生存,那里的地就不适合种庄稼吗?非洲的土质不适合种水稻,中科院的专家们硬是能培育出适合那里种植的水稻品种,并没有让非洲人民去背井离乡。对于自己国家的那些贫困的地方专家们就不能好好研究,想想办法,而要让他们离开那里,使那真正成为了荒地。

口号喊的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现在却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能成为和谐社会吗?


整天放大气,高唱社会进步了,中国富强了,经济增长了,人民生活小康了,那几千万上亿的贫困人口难道就不用算在里面?还说什么大国崛起,领导世界,让大国的子民饿着肚子来领导世界?那些贫苦的地方,很多都是革命老区,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战争年代能成为革命根据地养育大量的革命志士,到了现在那些地方就成了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了。打仗的时候就想到他们,用到他们,发展的时候,过好日子的时候就没有他们的份了。也知道国家为他们做了许多,可新中国都成立60周年了,很多大城市都国际化了,有些人的工资都拿几千万了,他们还吃不饱饭,扪心自问,这能说的过去吗?我们就是他们种的粮食养活的,我们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那些当权在位者,那些先富起来的有产阶级们,看在老百姓养了你们的份上拉他们一把,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少了他们,这才叫社会主义。


审计署审计了21个省(区.市)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财政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中用于平衡预算等4.28亿元,用于买车和弥补行政经费等1.5亿元。还有投向的不合理(如把扶贫资金投向了风险行业),一系列制度设计上的不公。被贪污的也不是小数。


高玉川担任靖边县林业局长之前是新城乡党委书记。他在乡党委书记任上,因贪污农民扶贫款8万余元被当地农民举报。然而高玉川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被调任县林业局局长。-----《京江晚报》

涉嫌贪污挪用扶贫款3000万元的广东“扶贫老总”薛长春上法庭就像赴宴会一般,每次都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与亲朋好友打招呼。而在接受法庭讯问时,更像是主持会议一样,滔滔不绝,不仅不知悔罪,倒时不时地翻出过去的老皇历,将庭审会几乎开成了自己个人的“表功会”。-----《北干听风》

原陕西省民政厅厅长靳建辉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借调拨支配国家扶贫资金之机,巧取豪夺,集团贪污受贿达70余万元。勒建辉等人置党纪国法和民生疾苦于不顾,对扶贫资金雁过拔毛。---《陕西日报》


引用一位网友的话,那些为官一方的官老爷们,请你们往口袋里装不属于你们的钱财的时候,为他们留下点吃饭穿衣钱,为孩子们留下点上学的钱。我们多捐点,不如官们少贪点。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不管盖了多少高楼大厦,不管街上有多少高档汽车,不管有多少人买了珠宝首饰,只要还有一个人吃不饱饭,都不能称之为文明。因为一个时代,国家和城市不能不管百姓的死活,一个文明的人不会自己享受着美好的生活而看着别人挨饿,饥饿是全民族的耻辱。人应该学会感恩,学会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心幸福才是真的幸福,应该让我们手中的钱发挥应有的道德感。


我们可以夜夜笙歌,耍帅扮酷,泡妞吊凯子,追时尚,迎潮流,讲究生活情调,生活质量,可以挑这挑那,他们只想吃饱饭。看到穷人不需要横眉冷对,怒目而视,遇到那些颠巍巍向你伸出的颤抖的手,有硬币就给两个,免得兜里揣多了弄破了兜,上厕所时不小心滚到厕所里。我知道你有很多拒绝的理由,如他们是骗子等。他们骗不了你什么,至多就几个零钱。那些一副道貌岸然,满腹经纶之辈,才会狠狠的骗你们,还让你们不察觉,甚至还对他们感恩戴德。


千万不要认为穷苦的人们与我们没关系,要知道每一次使中国改朝换代的都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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