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采访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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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中摆渡的人

采访人物:蒯大富,原清华大学学生,文革期间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
采访时间:2004年8月25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新桃园酒店22号房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找人不难,有人断言在世界上你想找到任何一个人,中间环节不会超过6个人。我相信这话是真的,特别是对从事新闻的记者更是一条采访的至理名言。

  人和人本来就没有离得多远,如果扯得荒诞一点,英国动物学家马特•里德利曾做过这样的计算:每个人都有父母两人、四个祖父母、八个曾祖父母、十六个高曾祖父母……只要上溯三十个年代——约在1066年,一个人就有大约十多亿的直系祖先。可是当年全世界的总人口数还少于这个数目,所以其中许多人可能当了你的祖先两次到三次。如果像我一样你是英国人,很可能1066年的几百万不列颠人,包括哈罗德王、征服者威廉、一般的仆妇、最卑下的奴仆(洁身自好的神父和修女当然除外),都是你的直系祖先。所以除了最近移民的后代,今天每个不列颠人都是你的远亲。目前所有的不列颠人,都是三十个世代以前同一批人的后代。由此可见,人性具有共同之处,不容怀疑。

  距今28年前,蒯大富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当年是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现在50岁到70岁的人,恐怕不知道蒯大富的不多。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经历了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后,一个人,特别在瞬间像经过了高速的政治过山车后的人,更是一种看透和看破的心态。大多是消极,而在消极中,能有一种积极,一种沉淀后的发酵,一种沉沦后的口哨,那别有一番意境。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田炳信:我这个深谈栏目,喜欢找一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天,为什么?人生只有比较、反复折腾才能把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做朋友,聊聊天可以,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凤凰卫视那个我给你看看……,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他们都来了,那个吴小莉,凤凰卫视的大腕基本都来了,陈鲁豫都来了。

  田炳信:他们过来还是你过去的?

  蒯大富:都过来了。陈鲁豫不是出了一本书吗,那本书专门讲了我一章,讲我为什么不接受她采访。

  田炳信:你拒绝了?

  蒯大富:拒绝了。

  田炳信:始终没采访成是吧。

  蒯大富:我们聊得不错,但是我跟她讲好了,暂时不要发。如果我要找采访,那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还是怕对现在有负面影响?据我观察,经历过大事件的人,一般都有两种心态,一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豪气冲天的人会比胆小如鼠的人胆子还小。一种是屡战屡胜,牛气冲天,自始自终个性得到了极大发挥;相反,还有一种是屡败屡战,在下风头,高昂着头,展现了单体生命的韧劲和坚强。

  蒯大富:不合适谈。我给你看这些老照片(蒯大富随身带了三本旧影集让笔者看)。

  田炳信:这个是你呀,当年很瘦。

  蒯大富:瘦得很。造反嘛,就得瘦。这照片上有谢富治、周恩来、林彪……。有朋友帮我保存的,保存了三十几年。

  田炳信:你交给他保存的是吧。

  蒯大富:不是我交给他,人家从档案里翻出来的,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

  田炳信:这是当年的陈永贵吧?

  蒯大富:是陈永贵。老田,你今年有四十岁吧?

  田炳信:我今年四十八。

  蒯大富:那对文革时期的事你应当还记得一点点。

  田炳信:记得。我去年年底写了本《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你有空翻翻。

  蒯大富:我听说过。这本书还是有分量的。我老婆孩子户口直到这个月,8月份才刚刚调进来。我跟你说,为什么好多事情不好谈,就是这个。按照深圳市入户的条件,十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就可以进来,在深圳连续居住五年以上,够了;在深圳办公司,年交税十万以上,我一年交三十万、四十万,够了;但就是因为我是蒯大富,就难办。

  田炳信:现在办了没有?

  蒯大富:现在刚刚办进来。

  田炳信:你的办了没有?

  蒯大富:我的还没办。

  田炳信:你的现在还没办?

  蒯大富:对呀。

  田炳信:你也不想办了吧。

  蒯大富:我想办。现在好多做法我不认可,要想突破这层层的关联,不容易。

  田炳信: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一本。当然后来也有写的,我这个算比较早的。十五年前在新华社当记者时专门搞了3篇国内动态清样,现在出,当时提的观点还没过时。

  蒯大富:全世界还有多少国家有户籍制度?

  田炳信:我这个调查中非的贝宁、北朝鲜,加中国。但是那两个国家制度的严格性和长期性都没有超过中国。你也是46年生吗?

  蒯大富:45年。我63年入学的。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播了吗?

  蒯大富:到现在还没播出。

  田炳信:上面不让播吗?

  蒯大富:它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人不错,她现在有两个人不接受她采访,一个我,一个张玉凤。

  田炳信:张玉凤也不接受?

  蒯大富: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田炳信:那你能不能咱俩,你想说的话我就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的。我爷爷新四军,我爸爸共产党员。

  田炳信:也是共产党员的后代啊。

  蒯大富:要不当年怎么能红起来呢,敢造反,有底气。我们家盐城嘛。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哪个人不打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由于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蒯大富:真实的历史,讲出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这些年,社会越来越成熟,人群中冷静的人也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也反思过文革吧?

  蒯大富: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不想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田炳信:你现在想踏踏实实多赚点钱。其实你的名声对你做这个生意应该有帮助吧?

  蒯大富:都有。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有个负效应,弄不好人家不愿意跟你接触。

  田炳信: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写个回忆录,怎么不写呢?那咱们聊聊吧。文革到现在是38年,弹指一挥间,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你是当年的大风云人物,五大红卫兵领袖,又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不管它是公正的也好、不公正也好,一路走过来,再看文化大革命,要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看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怎么看?

  蒯大富:很难用什么话来概括它。

  田炳信: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大富:也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

  蒯大富:那肯定想过。

  田炳信:那你从21岁开始,应该讲也是个年轻人,我们自己也从那个年龄过来,回头来看这个事情,觉得有一种被“戏弄”——这是个潜台词,这种感觉有没有?

  蒯大富:我们自己并不后悔。这个事情要说的那么清楚也很难。

  田炳信: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大富: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炳信: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大富: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田炳信: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大富:这又两回事。我也是“5•16”分子。

  田炳信:把你也搞成“5•16”分子了?

  蒯大富:那肯定的了。关了十七年。

  田炳信:韩爱晶怎么说十五年呢?

  蒯大富:他罪过小,我罪过大嘛。

  田炳信:那聂元梓呢?

  蒯大富:聂元梓也十七年,差点没判死刑。

  田炳信:当时是谁刀下留情了?

  蒯大富:那肯定还是邓小平了。如果不是邓小平的话,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前段去北京,见到了当年的审判长。审判长一直护着我,非常好的一个人。不是他要多坐八年。

  田炳信:减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坐满。

  田炳信:秦城吗?

  蒯大富:也去过。

  田炳信:受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比较客气。我为什么不减刑?因为我始终不认帐。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法庭辩护时被我完全驳倒检察官、法官。我跟他们说,刑法第90条: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怎么证明我有?1983年开庭,审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的东西,怎么可能反革命?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当时四百多人旁听,四台摄像机,录像带子在档案馆保存,我去要,他们不给我。后来他说:拒绝回答被告的问题。我说:我啊,现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国家起诉我,我不得不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在法庭辩论阶段,我刚才的发言与本案有关,你必须回答,不回答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撤消起诉。

  田炳信:当时当庭有多少人?

  蒯大富:八百多人。

  田炳信:公开审判是吧?

  蒯大富:公开不公正。

  田炳信:起码人多,显示公正。

  蒯大富:更不公正。当庭已经被完全驳倒了,但还是强判,你说公正不公正?就这么回事,你怎么可想象?很难想象的,但是在我身上偏偏就发生这样的事。

  田炳信:判了以后,打个比方,判了17年吧,以前积压的时间他算不算?顶不顶刑期?

  蒯大富:当年处于不自由状态,要顶刑期。要不顶刑期的话我还要多坐八年。

  田炳信:顶了八年,实际上从83年坐到93年?

  蒯大富:78年被抓,83年审,从70年到87年,17年。

  田炳信:那你们班是68年分配走的?

  蒯大富:对,我们班68年走的。70年的时候北京选人大代表的时候,毛泽东还提名我当人大代表。

  田炳信:你毕业分配有没有给你分啊?

  蒯大富:分了。

  田炳信:分到哪里?

  蒯大富:分到宁夏。

  田炳信:当时你作为一个21岁的大学生,在66年,毛在中国大地已经被神化了,多数文革中的同志把他推到了顶峰。

  蒯大富:这个是肯定的,毛被神化了这个是肯定的。

  田炳信:你当时见到他时的心情和感觉是什么?

  蒯大富:和老百姓一样,真的是像见到神的感觉,很激动。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威望现在是不能想象的。

  田炳信:你当时跟他握完手回来,有同学和你握手吗?

  蒯大富:有啊,当时就这个情景,完全就跟活佛摸顶一样。到这种程度。

  田炳信:你接触以后对毛主席的印象怎么样?

  蒯大富:刚才你说那个利用啊,上当啊,一点没有。

  田炳信: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你怎么看毛?怎么评价毛?

  蒯大富:我不是很同意那个上当受骗的说法。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利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他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共产党政府。

  田炳信:你哪一年放出来的?

  蒯大富:87年嘛。

  田炳信:算彻底放了是吧?

  蒯大富:刑期满了。

  田炳信:当时在什么县?

  蒯大富:共和县。叫唐格木监狱,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

  田炳信:包括刑事犯?

  蒯大富:大部分刑事犯。

  田炳信:参加劳动吗?

  蒯大富:不要。

  田炳信:不要劳动?也见不到其他人?

  蒯大富:对,我们一人一个院。

  田炳信:待遇还不错?

  蒯大富:待遇还是很好的。

  田炳信:都吃得饱吧?

  蒯大富:吃得很好的。有书看,报纸也有。

  田炳信:还是你要看什么书让人带进去?

  蒯大富:有书看。你只要把心情稳定住。你能把心情稳住的话,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田炳信:我曾经说中国有三所大学:一个叫中国社会大学;一个叫解放军大学;一个叫监狱大学。你上了两个。

  蒯大富:把英语学会了。我原来学的俄语。

  田炳信:把英语学会了是吧。

  蒯大富:也不能叫学会,拿字典能看。

  田炳信:像你们这一代人有没有感觉生错了年代?

  蒯大富:我这方面感觉一点没有。说实在我们还挺骄傲。

  田炳信:遗憾呢?

  蒯大富:那总会有的嘛。

  田炳信:如果中间不发生文革,你觉得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蒯大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件事,那我至少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工程师。在核电站。

  田炳信:搞原子弹。

  蒯大富:对,搞原子弹。

  田炳信:我原来在核工业部202厂长大的,在包头,11岁时目睹了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卧轨自杀的现场。

  蒯大富:你哪年生?

  田炳信:我56年。你大我11岁。快进入耳顺之年了。别人骂我们我听起来也很舒服了,这就是耳顺。天命的感觉呢,我差两年就天命了,天是无限,命是有限,有限的命离无限的天越来越近,天是凝固的,命是运动的,就是这种感觉。就知天命了。

  蒯大富:非常正确。

  田炳信:没听过这种解释是吧。

  蒯大富:没有。

  田炳信:你就一个女儿吧?

  蒯大富:对。

  田炳信:如果这个年纪啊,就你女儿将要走的路来讲,如果给她一句忠告的话,你会告诉她什么呢?

  蒯大富:经常有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他们就问她,我女儿名字很好记,我叫大富,我女儿名字叫小琼,“琼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看我女儿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田炳信:多大时候的?

  蒯大富:前三、四年的时候。今年刚刚十五岁嘛。我就跟她说:爸爸当年上清华,6年没花掉1000块钱,六年啊。她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都不够。

  田炳信:当时花1000块也算很多了。

  蒯大富:不用,不用,哪用1000块。6年都没有,有助学金嘛。助学金国家给,不要家里掏钱嘛。我女儿说:那谁让你生在那个时代。

  田炳信:另外你觉得中国这个封建色彩就现在来看还浓不浓?

  蒯大富:不是一星半点。始终提不上去。保持经济发展,又不能有大的突破。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什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田炳信:改革开放这二十五年你怎么看?

  蒯大富:长足进步。但是,真正要想长治久安,恐怕还要继续前进。政治体制改革。

  田炳信:必须得搞?

  蒯大富:必须得搞。

  田炳信:如果你原来有过一些理想,或者你现在的人生理想,我想这种理想应该是社会不断进步。

  蒯大富:这个我非常相信。非常相信。

  田炳信:你现在还是很喜欢读书吗?

  蒯大富:很喜欢读书。我有三分之一的精力读书。信息量太大,弄不过来。各种杂志,国外出的各种书,每天晚上都忽忽悠悠的,读完了才睡觉。量太大了,你不读根本就不行。

  田炳信:现在这个公司,你是老板,还是跟别人合伙?

  蒯大富:合伙。一个音响专家和我在一起。

  田炳信:他就帮你管技术吧。

  蒯大富:人家技术可不是一般技术啊。

  田炳信:他出不出资呢?

  蒯大富:他出全资。我就出蒯大富。

  田炳信:所以你的名字还是无形资产哪。那你现在是拿分红还是拿工资?

  蒯大富:又有工资又有分红。工资是每个月几千块钱,分红很大的,我们各占50%。

  田炳信:你自认是商人吗?

  蒯大富:我始终不承认我是商人。只是挣钱,养家糊口。

  田炳信:如果现在给你自己挑一个职业。

  蒯大富:我想旅游。我老婆老说我不喜欢大自然,我说我要喜欢大自然,你们娘俩得喝西北风。

  田炳信:跟江青打交道,那人霸道吗?有外面说的那么厉害吗?

  蒯大富:很有修养。后来这是胡说呢。1992年,我下海到山东,当时山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到我蓬莱那个村里去,他说过几天有个外国记者来采访你,你可别乱说啊。我说你放心,外国人我见多了,不会乱说的。这是任务啊。实际上规定不允许外国人采访的。后来真来了。两个日本记者跑到山东去了。那个日本记者一口气就问了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曾经和江青女士有很多的接触,你对江青女士怎么看?现在全国到处都讲放“东方红”,你对毛泽东又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曾经反对过邓小平先生,现在他在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怎么看?邓小平先生百年之后,中国将会怎么样?全是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

  田炳信:你怎么给他回答的?

  蒯大富:我说先回答你江青女士的问题。江青女士在我的眼里对我格外地关怀。我说到什么程度呢?你都难以想象。有一次开会的中间,江青到旁边的休息室休息,她就把我叫过去,让我跟她汇报清华大学革命的情况。她坐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汇报过程中,她那个护理给她打开头发梳头。

  田炳信:有头发吗?

  蒯大富:外间胡说八道。非常漂亮的乌黑的长发。给她梳头,按摩那个意思。她治疗癌症的时候化疗嘛,耳朵听力受了影响,头发一打开就更听不到了,头发那么厚,怎么听?她就一把抓着我坐到她旁边,贴着她耳朵说话。所以我说,公正地讲,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八亿人口当中,尤其在女同胞当中,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

  田炳信:她写一手好毛笔字。

  蒯大富:对啊。她的马列水平、她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都很高,哪怕她的书法,完全可以乱真的,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所以说,非如此,我们就不能解释,毛泽东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可能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毛泽东伟大领袖选择的余地非常大,那就说明江青确确实实有过人之处。但是江青有她的缺点,毛泽东主席曾经批评过她,“缺少自知之明”,八亿人口的大国中,她确实想当中国的领袖。这与她的德和能还是不相衬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后面的悲剧。日本人在《每日新闻》上一个字不落地全给发出来。

  田炳信:这哪年的事?

  蒯大富:92年。
  田炳信:没惹来麻烦吧?文革初期,你就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班子,那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蒯大富:当时北京市大部分领导都被打倒了,司令员啊什么的,北京举行外事活动怎么办呢?就剩我们这些人了。周恩来第一桌,我们就第二桌。比较荒唐的东西。我们不是经常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嘛,经常就大帮哄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毛泽东在1966年的时候,已经和刘少奇比较对立了,但是毛泽东怎么能把刘少奇扳倒?毛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考虑,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就是从基层发动群众。

  田炳信:灶底抽薪。

  蒯大富:釜底抽薪。1966年,毛泽东把周恩来派到东欧去访问,23天,到罗马尼亚。自己呢,不在北京,他跑南方去,杭州。这时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整个北京就乱了,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当时北京一乱,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当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坐专机到杭州去请示毛泽东,到了杭州以后见到毛泽东了,说:北京的各大学有点乱,根据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想派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说:您看行不行?毛泽东给他们来一个不置可否,说:你们相机行事吧。这是根本就没答复的答复。怎么办呢?那我在第一线工作,既然让我相机行事,那我就相机行事吧。就派工作组。当时全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就是从各部委抽调了大量的干部,派了500多人。

  田炳信:清华大学派了谁去?

  蒯大富:其中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
 
  田炳信:你见过王光美没有?

  蒯大富:我们都见过。学生吃饭她还给学生打饭。清华的都见过。所以当时什么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想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在我们心目中,刘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当时想象不出来,不可能想象出来。我家里是农村的,你怎么能想象出中央的斗争?后来吹牛的时候,我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路线斗争的,不可能。他们工作组一进校以后,立刻就恢复秩序,说实在的也没错。我和刘少奇也没矛盾是吧。他那个修养啊,你怎么可能想到他可能犯错误呢?根本没想过。我们就真给工作组提意见了。

  田炳信:你当时在班里是什么职务?

  蒯大富: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组长。

  田炳信:班里就有文革小组吗?

  蒯大富:对啊,每个班都有。我之前是清华大学广播编辑组组长。

  田炳信:舆论工具啊,笔杆子。

  蒯大富:工作组第一反应,就是57年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57年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想象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和刘少奇是一条线?没有可能。工作组当时什么措施呢?就开始围剿啊,围剿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就和刘少奇工作组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然后工作组就围剿清华的造反派,当时他们用这种方式围剿,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自己都感到自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啊。我是头啊,第一号。叫“蒯派”。

  田炳信:工作组把你树起来了,大几?

  蒯大富:大三哪。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给我舅舅、给我姑妈,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写信,说你们给我寄点钱过来,准备劳改了。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突然就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时以为毛主席回到北京来支持他,你想啊,57年他们一条线的。可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变了,谁也想不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刘少奇赶快就把我放了。当时的团委书记说,前三、四天我还见到他,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命令把你放了。

  田炳信:关你了吗?坐禁闭吗?

  蒯大富:隔离审查,坐禁闭啊。像现在双规似的。给我关起来了。我根本也不知道。王力、关峰他们到清华来找我,说问我清华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当时还怕他们套我材料,我不讲,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上过当啊,所以我不讲。再过几天,7月29号,毛泽东讲:“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反革命都没摘帽子啊。当时兴奋不已啊。

  田炳信:你还不知道?

  蒯大富:我不知道啊,贺鹏飞告诉我的。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他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两个人都是“保皇派”的,学生里面的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参加了,我在二楼,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二楼。

  田炳信:就是和毛主席握手那次?

  蒯大富:那是后来了,很晚了。这个时候反革命还没平反呢。

  田炳信:你也没有机会说话?

  蒯大富:没有。那时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表示不是反革命了。

  田炳信:多少人?

  蒯大富:三层楼啊,一万五千人哪。

  田炳信:哭了没有当时?掉眼泪了没有?

  蒯大富:当时没有。

  田炳信:泪腺不发达啊。

  蒯大富:再过几天,8月1号,贺鹏飞又通知我:蒯大富,今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甲所来。

  田炳信:到什么地方?

  蒯大富:甲所,清华的一个小院子。最高级的地方,接见外宾的地方。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

  田炳信:现在也叫甲所吗?

  蒯大富:现在也叫。一个小宾馆。我问他:干嘛?他说你来吧。吃晚饭以后7点就到那去了,等到8点没人,我说:贺鹏飞,怎么回事?

  田炳信:你一个人在那呆着?

  蒯大富:我一个人啊。有沙发我就坐在那,困了,夏天嘛,十点了,我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呼噜。到2点,7月31号2点。

  田炳信:你还在沙发上躺着呢?

  蒯大富:还在沙发上躺着。贺鹏飞把我推醒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我把眼睛揉揉,赶快就坐起来,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着就轻轻的脚步声到门口,一推门我吓坏了。

  田炳信:谁来了?

  蒯大富:周恩来来了。你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恩来能来啊。没平反呢,大国总理来了。

  田炳信:凌晨2点?

  蒯大富:凌晨2点。

  田炳信:你以前见过吗?

  蒯大富:没见过,照片见过多了。草民哪,没见过大人物。你怎么想象总理能来啊。

  田炳信:想不到是吧,以前见是在电视、电影上看到,第一次面对面见是吧?

  蒯大富:对对对。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恩来说:“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我敢坐吗?

  田炳信:你就站在那?

  蒯大富:我站在那。

  田炳信:哆嗦?哆嗦没有?

  蒯大富:真哆嗦啊。草民啊,就没见过大人物。周恩来紧接着讲:“请坐,请坐”。我哪敢坐啊。他的秘书孙岳,老头现在还活着,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哪敢坐,我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田炳信:哎呀,现在下级见上级都那样,你有素养啊,都是跟你学的。

  蒯大富: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到现在,我还佩服周恩来。

  田炳信:周总理也坐下了?

  蒯大富:坐下了。周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田炳信:当时你很紧张吧?

  蒯大富:当时简直不知所……

  田炳信:空白的感觉是吧?

  蒯大富:空白的感觉。后来我镇静一下,我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总理说:“你开始吧”。

  田炳信:你就半个屁股坐在那?

  蒯大富:不不不不,这时已经比较安静了。孙岳啊,他会速记,一个字不落地全部记了下来。刚开始了2、3分钟,周总理自己拿个本子也记。

  田炳信:周自己也记?

  蒯大富:自己也记。孙岳是100%地全记。

  田炳信:他会速记是吧?

  蒯大富:对,会速记。我说的时候,周恩来一会就打断一下,“唉,这个再重复一下”,这个时候,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总理”,叫“周伯伯”,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周恩来说:“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汇报,你出去吧。”

  田炳信:把他赶出去了?

  蒯大富:赶出去了。汇报了20分钟,贺鹏飞又一次进来干扰“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他跟王光美熟,他们怕我告工作组的状。周恩来说:“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他(指贺)一在场的话我就肯定说不了话了。

  田炳信:对。

  蒯大富:(周):“不许进来了。”我给他汇报了3个小时,从凌晨2点一直到5点,北京太阳都出来了。周恩来这时候说:“我下面还有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没说完,今天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现在我回去了。”周恩来就回去了。总理这么说了,我就晚上7点钟,准时到人民大会堂。

  田炳信:是第二天的晚上7点?

  蒯大富:当天,凌晨嘛。7点我就到人民大会堂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当时不知道。在那地方坐着,一刻钟不到,周恩来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是你们省省委书记。我带他们两个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我说我向首长汇报,他说好,接着今天早上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向周恩来进行汇报,就告工作组的状,又讲了3个小时,7点讲到十点,我说:“总理,我向您讲完了,我向你说到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都是真实想法。”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说:“谢谢你了。”你们注意这个时间啊,是1966年7月31号。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来,再见。”

  田炳信:握下手是吧?

  蒯大富:握下手,周恩来马上就走了。穿白大褂的宴会厅的同志过来,说:“请你到这边吃夜宵。”一碗鸡丝面,呦,当时,香得不得了。66年啊兄弟。

  田炳信:吃饱了吗?一碗够不够?

  蒯大富:够了。你们注意个时间啊,1966年7月31号,第二天八届十一次三中全会开幕,刘少奇的材料啊,我现场给周恩来提供的。毛泽东整刘少奇的材料……

  田炳信:第一证人。

  蒯大富:八届十一次全会干什么?

  田炳信:你不知道毛泽东想什么……

  蒯大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田炳信:讲了6个小时,草民见了大宰相啊!

  蒯大富:你想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想到中央主席和刘少奇那么多呢?

  田炳信:一哥二哥闹矛盾,拿你当个子弹。

  蒯大富:对啊,刘少奇把我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毛泽东把我当成全国第一号大左派,就这么简单的事。1号,全会开幕,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打倒。

  田炳信:没点刘少奇吧?

  蒯大富:没点,时间紧得不得了,1号开幕,那就供材料了,清华大学整那些左派的材料,跟着8月4号,周恩来带着100多个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开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会的现场会。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给蒯大富平反,“蒯大富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解放的。”你们怎么这么多人知道蒯大富?就是周恩来这个讲话,一个大国总理给一个学生平反。

  田炳信:你是一炮走红,一夜成名。

  蒯大富:对对对,按照现在商业广告来讲的话,就是这样。

  田炳信:1966年8月4号那一天,大国总理给平反?广告做大了。

  蒯大富:这是8月4号,跟着第二天8月5号,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些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给刘少奇致命的打击。所以我想起来啊,有点对不起刘少奇,说良心话啊。我跟你说啊,刘少奇和我没有任何私仇,他的做法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

  田炳信:也不出格。

  蒯大富:从良心上讲,刘少奇党性是比较强的。

  田炳信:这个大字报真是毛主席写的吗?

  蒯大富:真写的呀。

  田炳信:不,他是写在一张大字报上呢,还是写在什么稿纸上?

  蒯大富: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田炳信:谜,毛主席写在一张纸上还是写在大字报上,这是两个概念,到现在没人给我一个确切答案,还是个谜。你都回答不了。

  蒯大富:我真的回答不了。我也没看到。

  田炳信:这张大字报谁看到过?

  蒯大富:没有人证明看到过。

  田炳信:你要没看到,估计看到的人不多。

  蒯大富:我都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两年,叫“狂飙年代”,我们正好处在风口浪尖上。

  田炳信:看样我说的没错,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摆渡的人。我说历史只有一只耳朵,很多东西进去出不来,……,我们的资料太多了。

  蒯大富:薄一波当时说:“蒯大富,你是左还是右?”,我说“我是左”,他说:“你极左了就变右了”。
 
  2002年,我独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黄土高坡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的宝塔山,让我十分震惊的不是熟悉的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宝塔山,而是刻在宝塔的塔檐上的四个字:鸟瞰红尘。这是一种超脱,一种大度,一种局外的感觉。

  历史就是历史,不因你喜欢,他就像印钞机大量地印刷,也不因你厌恶,他就像夜幕中的流星转瞬即逝。

  我想,事情过去28年了,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从搜集历史的碎片的角度,作一真实的记录,总比写那些歌星的绯闻、政客的无耻、商人的逐利的故事更具新闻和史料价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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